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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邻人:波兰小镇犹太人的遭遇

 卡桑德拉罪行 2019-09-16

二战之前,波兰曾是犹太人的第二大聚居地(美国是其第一大聚居地),当时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约350万,占波兰总人口的10%,但是,据粗略统计,截止1945年,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大致只剩下7万。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这300多万犹太人都遭遇了可怕的结果,但波兰境内犹太人的几近消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至少在当年当地,犹太人处境的恶劣。

欧洲犹太人悲惨历史的源头无边无际,难以追溯,但是其中的极致一般认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犹太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在全欧洲修建的1200座死亡集中营以及臭名卓著的毒气室早已为世人所熟知,我们中国人经常会把纳粹德国的毒气室与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这两件反人类罪行的区别甚大。波兰裔著名学者齐格蒙·鲍曼在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发展了这样一种观点:一般人们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斥责为野蛮人的野蛮行径,但鲍曼认为这种看法是错的,恰恰相反,纳粹的屠杀机器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精确的计算、技术的道德中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上的,是工程化流程化科学化的生产组织,如果将毒气室换成某种生产车间并辅以相应的技术改造和管理制度的修订,一切完全可以照常运行。但是反观南京大屠杀则没有这些特点,它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野蛮的,禽兽的,侵略者的嗜血狂欢,与公元70年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和公元1236年窝阔台次子阔端攻陷成都之后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区别。鲍曼通过《现代性与大屠杀》得出了几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结论,他不认为大屠杀是所谓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的举动,也不认为大屠杀是仅限于犹太人所经历的一次悲惨事件。在他看来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也就是说纳粹的“野蛮行径”根本就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极端体现。

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另做他论,不过,就70年前的那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否只是现代性的呢?或者完全是纳粹组织和主导下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种族清洗呢?这种看法可能并不尽然。

耶德瓦布内是波兰境内靠近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一个小镇,这个镇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它长期以来只有几百名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耶德瓦布内的居民达到历史峰值——3000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镇人口普查显示人口数是2167人,其中超过60%的居民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这是个典型的欧洲小镇,也是美丽的小镇,例如长期以来木质结构建筑是小镇的主流,因为建筑材料唾手可得,由此可以想见耶德瓦布内的自然环境。

波兰可能是欧洲最悲催的国家之一,这个曾经相当于法国的强国,历史四次遭到邻国的侵略和瓜分,其中两次亡国。1939年8月德意志第三帝国与前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份条件的秘密协议中,苏德瓜分了两国之间的土地。当年9月两国分头入侵波兰,于是这个国家就此在欧洲版图上消失,靠近白俄罗斯的耶德瓦布内镇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苏军对这片地区持续20个月的统治,对于该地区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地方上的精英被驱逐和逮捕,抵抗组织被镇压,大批波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地的宗教组织被强制世俗化(波兰大部分地区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当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军队占领该区域的时候,波兰人事实上是夹道欢迎的状态,有记载说当地的非犹太波兰人带着鲜花迎接德国军队——他们把德国人看成是“解放者”。

但是当地的犹太人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当时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把持政坛10年,希特勒上台两个月以后就开始排斥犹太人。1933年6月份德国规定犹太人不能干三种职业:教师,公务员,军人,禁止犹太人出入浴室、音乐厅和艺术展览馆等公共场所。1935年的纽伦堡法甚至严禁犹太人和德意志人发生性关系,犹太人的家庭不能雇佣45岁以下的德国保姆,犹太人出版的刊物不能使用德文。到了1936年德国人开始用暴力手段排挤和驱逐犹太人。1938年11月7日,巴黎的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因为其妹妹被驱逐的悲惨遭遇,刺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冯·拉特的重伤不治直接导致了德国反犹情绪高涨,爆发了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暴力排犹事件。其后的纳粹德国开始在全欧洲兴建集中营,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0年成立。这一切都说明,一旦德国人占领这片地区,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的犹太人将会遭遇什么样可怕的灾难。但是灾难不仅仅在于德国人,因为波兰本身就有相当历史悠久的反犹传统。

在欧洲,反犹主义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全民习惯,其历史之悠久,范围之广泛是我们东方民族所难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欧洲会有如此广泛、顽固的反犹主义呢?普通人为什么如此憎恨和歧视犹太人呢?难道犹太人真的有什么不值得同情的天生原罪吗?

这首先要从宗教说起,历史上犹太自视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分离开来,只承认自己的神,只认可自己的团体,坚决不同化于其他民族,就像一个异类,这是反犹主义之所以形成的第一颗种子。普通人仇恨犹太人的理由很简单——犹太人的自以为是与不愿屈服使人反感。这种反感心理制造出很多谣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人为合理化自己的反感情绪的加油添醋,例如波兰农民就相信犹太人用波兰孩童的鲜血来制作逾越节博饼。这种反感心理经过长久的发酵,演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憎恨,这种憎恨又会自发的增添许多其他的色彩,例如认为犹太肮脏、卑劣猪狗不如等等。欧洲历史上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伴随着暴力排犹事件,乡村定期的集会往往会变成对当地犹太人的攻击事件,一年一度的复活节也成为反犹主义暴行爆发的时间——因为神甫会在布道词中将犹太人描绘为出卖上帝之人。统治者反感犹太人也很简单,他们不敬拜皇帝,不敬拜皇帝指定的神,不同意服兵役,不信奉爱国主义,这些犹太人自己的传统坚持,让统治者对任何生活在自己领土上的犹太人都难以放心,因为他们既是最合适的间谍也是最可能的叛徒。

欧洲的排犹传统当然有着非常深刻复杂的文化和历史心理原因,例如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他们始终寄人篱下,遇到暴力事件基本无力反抗。再比如各国歧视犹太人的法令,像是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和从事制造业,使得很多犹太人以借贷为生,放贷这门生意既让有些犹太人获利颇丰——让人眼红,又因为天主教禁止教徒放贷而招人仇恨。中古时代的欧洲,很多有钱有势的贵族,甚至皇室,因为信仰问题,自己无法放贷,就把钱交由犹太人代替他们放贷,这些都会加剧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犹太人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掌权者最好的奴才。因为犹太人没有社会根基,有时候他们难免需要依附权贵来获得某种保障,所以权贵们的脏活累活自然就落到了犹太人头上,例如让全欧洲平民都恨之入骨的收税者,也就是税吏。另外,在欧洲歧视、排斥甚至驱逐犹太人也是统治者获得平民支持的一个绝好手段。我们试想这样一种场景,一些为自己的主子干尽坏事的犹太人,在主子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或者主子需要制造一些事端取得广大平民拥戴的时候,这个主子一脚将这些他曾经的犹太奴才踢开,这个时候,这些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其所在的犹太团体,会是什么样的可怕境遇。

总之,欧洲的反犹主义历史极其悠久,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并不是希特勒的发明,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其根源只不过是一种对于不同于自己的异类的反感情绪而已。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中国的网络上曾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犹太人为什么不离开呢?这个问题可以证明至少部分国人对于世界历史的无知,因为答案显而易见——无处可逃。

1941年6月,苏联人撤出耶德瓦布内,一个与德国人合作的镇政府得到重建,新的镇政府官员很快就开始与德国人协商如何处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问题。根据事后很多人的口供,盖世太保确实到过耶德瓦布内,只不过没有证据证明德国人曾经下令清理犹太人,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德国人与镇政府在谋杀犹太人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具体情况可能是,镇议会成员表明了他们对自己邻居的杀意——一个2500人的镇子,60%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互相之间自然是邻居。而德国人则很可能给了他们一段时间——有可能是8个小时。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不止一个人的证词,在后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现场似乎没有德国人直接参与,即使有,他们也仅仅是在一旁照相而已。

1941年7月10日,镇政府召集会议,但是早于那个时间,关于攻击犹太人的谣言就已经传开了,当天凌晨满载着邻镇居民和邻近农民的马车就源源不断的驶入镇子。镇政厅前集合的人,得到武器——主要的棍棒和鞭子——与伏特加。一些犹太人被通知前往镇政厅集合,据说去做清洁工作,由于犹太人之前就被迫做这种下等工作,所以大部分被通知到的人并没有怀疑,只有少数没有及时赶到的人当时存活了下来。有一些犹太人在那天一早就明白身处危险,许多人想要逃进邻近的田野,但是只有一些人成功了,因为镇子已经被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巡逻队包围,有的农民骑着高头大马,手持订满钉子的木棍,四处追捕意图逃跑的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就地正法”,而更多的人被毒打并带回到镇上。根据证词,有的犹太人被暴徒用石头砸死,有的被赶入池塘溺亡,有的被乱棍打死。镇上犹太学校教师的美丽女儿被暴徒砍了头,这些暴徒都认识她,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要在她家里跟着她的父亲学习。犹太人被成群结队赶往墓地,暴徒先命令他们挖坑,挖好后杀了他们,然后再轮下下一批。多起惨绝人寰的案件同时发生,暴徒们不仅仅只是杀人,他们似乎非常享受虐待、毒打、羞辱、伤害他们那些犹太邻居的过程。

随着杀戮的继续,以镇政府官员为首的暴徒们发现,用这么“原始”的方式是无法在一天内杀死一千多人的,于是他们决定一次性解决问题。他们把剩下的犹太人赶到其中一个暴徒自发提供的一座谷仓里,往谷仓上浇了8公升煤油,然后点燃了它。根据证词,关于发生在谷仓里的屠杀有两个故事。一个犹太人马车夫早前曾经帮助一位波兰军官逃过了苏军的追捕,当暴徒的领导人在人群中发现这位马车夫时,他们把他叫了出来,告诉他可以回家,但是这位马车夫拒绝了,他选择与自己的族人同生共死。另一个故事是在谷仓被点燃以后,炙热的空气顶开了谷仓的门,一个犹太青年带着自己的姐姐和她五岁的女儿,打倒门口的暴徒,冲了出去,躲进了墓地。

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内镇,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另外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500人。只有7个人,得到该地区一个非犹太家庭的帮助,活了下来。讽刺的是,另外还有12个人,得到设在当地的纳粹宪兵前哨站的庇护,活了下来。7月10日之后,德国人不再允许波兰人随意屠杀犹太人。

根据一个当年只有16岁的当地农民回忆,谷仓的状况看起来惨不忍睹,但是有些人还是去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他们甚至劈开死者的头骨寻找金牙。在耶德瓦布内镇,死亡的犹太人的财产被那些杀死他们的暴徒占为己有,根据证词,一直到1949年,所谓的“犹太人遗留的财产”仍然是小镇上人们争相抢夺的东西,当时的秘密警察留下不少这样的文件记载。所以关于这场屠杀至少源自于这样其中一个动因——渴望占有他们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反犹情绪。

在耶德瓦布内,如果你认为这些普通的波兰人的所作所为,与1942年纳粹德国的风纪警察101大队在波兰小镇约瑟佛夫的所作所为没有区别——那起事件造成了1500名犹太人遇难,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敢说,整件事最恐怖的地方在于,那些将死的犹太人所极度惊恐的是——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凶杀、死亡、残害、虐待、侮辱、暴力等所有让人触目惊心的可怕场景固然让人不寒而栗,但是这种场景一般来自于某种陌生的外力——例如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确凿无疑的敌人、是穿制服的刽子手、是冰冷的战争机器人、是收到命令的暗杀特工,我们会无助、会害怕,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种无法理解的恐怖在于,实施这些可怕行为的是你熟识的人,是你熟悉的面孔。试想一下,当那些残忍的暴徒手持凶器,毫无人性,嗜血无度,而你却发现这些暴徒是每天早上与你互道早安的人,是与你结伴接送孩子的人,是会让你搭便车或者搭你便车的人,是闲时与你小酌一杯的人,是会到你家做客或者邀请你去他家做客的人,是会站在路边与你高谈阔论的人,就是这些你生活中最熟悉的邻人,现在正在高举屠刀要杀掉你,而且是以最残忍血腥的方式。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我们该作何感想,我们能够理解吗?而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冰冷的恐怖感觉呢?

需要说明的是,耶德瓦布内镇的惨剧远远不是个案,就在1941年6月,在耶德瓦布内镇周边,可能发生了不下四次类似的大屠杀,实施者都是那些犹太人的邻人。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波兰家乡军支队杀害了若干犹太人。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杀案中,伤者被包括医生、护士、医院其他病人虐待。1946年在凯尔采,波兰暴徒一天杀了42名犹太人,当时的波兰报纸登载了谴责声明后,引发了工人的大罢工,他们说:“真可耻,竟然维护犹太人。”在耶德瓦布内屠杀事件中帮助了7名犹太人的那户非犹太人家庭,最终逃离了耶德瓦布内,因为若是他们继续留在家乡,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在后来逃亡的日子里,一旦被人知道他们曾经帮助犹太人,就得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这家人的子女最后远走他乡——去了美国定居。

1941年7月,通过参与杀害犹太人,耶德瓦布内的居民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德国人,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越是积极越是有利可图,同时农民们还抒发了他们长久以来对犹太人固有的憎恨。当然,这其中有一些先决条件,例如人际关系的残暴化、道德沦丧、德军对一般民众的暴力准许。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那就是最卖力的残杀犹太人的那些居民,也正是在苏联人占领这个小镇时与苏联人合作最积极的那些人。

一个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这部传记是方方面面,彼此相连的篇章组成,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部集体的传记中出现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他们就必须时时刻刻要注意刻意回避那些意图埋葬的耻辱,例如杀害犹太人仅仅是德国人的错误,而波兰人从来都只是受害者。波兰就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为了矫正它的历史,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自己的过去重新讲述一遍。历史有时候真可谓福兮祸兮,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苦难罄竹难书,但却意外的带来了另一种东西,那就是我们没有历史包袱。就像我们谴责日本人未能真正反思其当年的侵略行径,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日本有意制造主管意识,甚至否认侵略,但那段历史的包袱却像诅咒一样,永远的存在着。

本来在2000年左右,波兰的情况出现了转机,波兰政府成立了国家回忆研究所,该机构有权力对“有害国家的犯罪行为”提起起诉,2000年8月,国家回忆研究所宣布,他们将启动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并审判任何仍然存活的或有能力负刑事责任的罪犯。但是2018年初,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将纳粹占领时期的集中营称为“波兰死亡集中营”,并把在学术和艺术场景之外提出“(波兰)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纳粹罪行负有责任或同谋责任”的行为定位犯罪,将可处以最高三年监禁。这一法案虽然最后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抗议下,波兰政府选择淡化了它的影响,但是法案所代表的欧洲右翼势力和反犹情绪的抬头趋势,让人担忧。如果再想一想的话,距离1945年纳粹德国的覆灭才过去了短短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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