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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缝隙之中寻找微光

 花间挹香 2022-12-14 发布于河南

ps1:在此感谢光年老铁@李涤生啊提供的论文资源支持!

ps2:本文可作为备考鲍曼的总结笔记,放心食用,如果觉得你目标院校可能会考鲍曼,就看这篇足够了!

思考题:后现代性对鲍曼来说意味着什么?亦或具有社会学意义?

一、鲍曼与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1925—2017),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以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出名,学术生产力upupup!且理论视域十分宽广,即使像吉登斯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我们没有深入了解他都听说过他写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立法者与阐释者》(这本书让鲍曼名噪一时)这么几本书,鲍曼从不同的理论流派那里吸收理论的灵感并创造性地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鲍曼以其在社会学方面超乎寻常的敏锐以及作为一个创作者与阐释者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文学技巧而在后现代的理论阵营中独树一帜。

纵观鲍曼生平(贫困的犹太家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16岁参加苏联红军闹革命,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相信苏联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正义的国家,这段特别的经历恐怕也影响他学术旨趣并塑造了独特的学术风格。

鲍曼早期理论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领域,这点光年就不具体展开了~

80年代晚期,鲍曼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希望衰退了,开始转向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鲍曼关注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大屠杀的事件和对源自现代性的“矛盾情感的分析。

在这一时期,鲍曼倾向于从认知的视角来界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其理论特征是通过后现代性的理论策略来凸显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也提过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理论追求内在的两难困境。

(《立法者》在之前讨论知识分子时候聊过了就不展开了,感兴趣可以看下!)

曼海姆、葛兰西、利奥塔、鲍曼论述的“知识分子”

一切从鲍曼论述大屠杀开始,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指出,大屠杀的发生是现代性的雄心、官僚体系的配合和社会的瘫痪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出并论证这样一个假设,即大屠杀是现代性下的一个典型产物。

官僚体系是导致大屠杀的辅助工具。大屠杀是很有组织的行为,因为大屠杀持续了几年,并且涉及成千上万的人。那些参与大屠杀的犹太人并非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从情感上渴望这样做,他们仅仅是在履行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进行这么久的大屠杀行为是必要的。比如铁路工人不可缺少。受害者通过火车被送往集中营,如果没有铁轨和普通的铁路工人,这个过程就无法实现。

官僚体系是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导致大屠杀的全部原因。没有官僚体系发挥作用,大规模的屠杀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官僚体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大屠杀。除了官僚体系,发生大屠杀的必要条件是极权社会。

综观全书,作者鲍曼首先以大屠杀被忽视的现状起笔,强调大屠杀对于社会学的意义,并提出假设。接着以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作为理论预设,聚焦于犹太大屠杀的案例。基于现代性的理性,从现代性、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的部分出发看纳粹的理性——对于犹太人的身份建构以及社会分工结构。并分析其中最不可思议的现象--被害者与纳粹的合作,这是犹太人自身的理性选择。进而总结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特殊性与常态性。通过米格拉姆的实验分析侧面论证自己的假设并试图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多元权力主义与道德社会学理论的初探。最后,作者带着自己的假设再次审视大屠杀,提出了自己的反思。

结合几年前沸沸扬扬的江歌事件,人性的懦弱与冷漠总是潜藏在生活中。但是面对危险时怯懦是一回事,怯懦之后的逃避是另一回事,逃避之后的冷漠与遗忘就是第三回事了。大屠杀同理,对于行动的参与并不妨碍对于事后的羞耻与理性反思。一旦逃避羞耻感并拒绝理性反思,就使客观的非道德变成了主观的恶。大屠杀告诉我们的两个教训,一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二是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 警告与希望并存,正是社会的可爱之处。

90年代初中期是鲍曼思想较为激进的时期.他宣告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鲍曼不仅描述了后现代的社会状况,而且主张建构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的伦理学。这一时期他的理论特征是强调后现代性所具有的独特性。

从1998 年发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开始,鲍曼很少使用“后现代性”这一词,在2000年发表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鲍曼用“固态的(solid)现代性与流动的(liquid)现代性”这对概念代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其理论特征是阐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所面临的也许比现代社会更多的问题,体现了鲍曼深切的现实关怀。

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流动的现代性是其对当今西方发达社会的本质特征做出的描述与诊断性结论。他认为后现代性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依存,同生同长。

他以流动的现代性表明历史正处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进程中,现代性逐渐从沉重的、固态的现代性转向一种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

流动的现代性是一种私人化、个体化的现代性;现代性流动的特征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流动”。其表明社会结构在几个方面经历着转型:

1*时空关系变得是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动态的

2*资本与劳动力分离、权力与政治分离

3*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转变,生活方式由定居向游牧的转变。

从总体上说,后三个阶段都是围绕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的。围绕这核心主题,鲍曼从纵横两方面展开了分析。从横的方面来说,鲍曼从以认知、伦理、制度等不同维度深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主题;从纵的方面来说,鲍曼的理论经历了反思现代性一肯定后现代性—反思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

二、现代性分析与后现代性的认知框架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策略,鲍曼提倡一种从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来审视现代性。鲍曼指出,被理论化的对现代性“内部”体验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理解非现代诸生活形态的参考架构。然而,如果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观察视角,就无法提供理解现代性自身的参考构架。现代性是一种具有丰富的历史背景的现象,然而由于缺少使现代性这一现象自身相对化或对象化的东西,在它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也无法把它看作一个意义已经确定和完成了的事件。正是站在现代性之外,我们才能将现代性当作一项工程(一项有其意向、目的和手段的设计)来提及。也正是站在现代性之外,我们才发现在现代性的“尾迹'中,我们对现代性这艘轮船在设计中的严重缺陷有所察觉。

鲍曼将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为“后现代性',即它是指在思想氛围中的一种清晰明了的性质,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元文化”立场,一种对时代的明确的自我意识。

在对现代性进行回溯式的反思和超越过程中,鲍曼确认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1.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现代性与大屠杀)

2.知识与权力的共生是现代性的最显著的特征(探寻了知识分子实践模式产生和衰落的可能性条件和对具体权力分析技术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3.时空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

 鲍曼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后现代性的认知框架。

与现代的认知框架关注秩序与混乱、正常与反常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相反,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所关注的恰恰是在这种二元划分中不断扩大的“灰色区域”。也恰恰是从这一灰色领域出发,后现代性寻求进行创造并使自身永远陷人不稳定的更新状态的原动力。(对帕森斯的系统秩序理论的反叛,用游戏术语来说,帕属于守序善良,而鲍则属于混乱中立)

因此,后现代性需要表达的恰恰是这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位模式和事物状态。后现代性需要学会的是如何与矛盾情感共处。

对鲍曼来说,后现代性除了代表一种体验、一种认知视角外,它还代表着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

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鲍曼将其称为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的社会。他认为,消费社会展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鲍曼指出,消费者的行为和消费已经稳步地进人到认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个体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存在。工作逐渐离开它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被消费自由所占据。在这种情况下,快乐的追求必然是透过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而非克制或延缓报偿。因此,在系统的再生产和整合过程中,提供复杂而微妙的诱因显得愈来愈重要。

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合法化的武器已让位于两种互补的武器:诱惑与压制。其中诱惑是系统控制和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工具,而压制则是对那些诱惑无法触及的区域的必要补充。也就是说,在市场依赖性无法起支配作用,即由“有缺陷的消费者”组成的社会中,压制依然是使这个社会相当大的边缘部分沦为附庸的重要的工具。因此,市场依赖性(对于被诱惑者或消费者)和规范调节(对于非消费者或说新穷人)成为社会的整合与再生的手段。

在从生产者社会向堆积感觉的消费者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消费者实践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策略。鲍曼以隐喻的方式将之称为“漫步者”、“流浪者”、“观光者”和“比赛者”(你猜!)。

鲍曼指出,现代性中以“满足的延迟'为目标的“朝圣者”的生活策略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无法挽回地丧失了其核心地位,而漫步者、流浪者、观光者和比赛者这此新的生活策略曾经是边缘的人在边缘的时间和地点采取的行为方式,现如今它们已成为大多数人在其生活的主要时间和生活世界的中心地带的行为方式,成为了完全的和真正的生活方式。

鲍曼以隐喻和象征的修辞手法对后现代消费社会及人们生活策略的描述形象地再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一个与古典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成熟的后现代社会已然确立。

三、全球化的后果(新穷人、个人使公共空间殖民化)

鲍曼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从民族国家到个人的不同层面上。鲍曼对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对后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

首先,鲍曼指出,资本的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由于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控制,从而使民族国家日益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保安。另一方面,与资本的全球化相合拍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弱、资源较不丰富“政治上独立”的新领土实体创建起来。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鲍曼指出,由于民族国家放弃了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性的使命,从而使得孤独的个体们又重新聚集在民族的羽翼下。这带来了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类型、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的孤立与隔绝,甚至是严重的冲突。

其次,鲍曼指出,资本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鲍曼指出,由于“参考群体”的崩溃和相对剥夺观念的个体化,穷人与富人、更穷的人与更富的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在社会阶层之内,还是在社会阶层之间,都在全球范围内、在每一个国家内扩大。

鲍曼指出,在后现代这个阶层化的社会中,第一次没有给穷人分配角色。鲍曼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穷人称为新穷人。鲍曼指出,“新穷人”是资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成果。当资本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之后,穷人只有真正被认为是“消费的储备大军”时,他们才能扮演一个类似于“系统内部”的角色。但新穷人”不是消费社会中的一员,他们被排斥在“消费大餐”之外,因此,新穷人也就永久地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

对于鲍曼来说,全球化的社会就这样被分化为“被透惑者”与“被压迫者”、“全球性的精英”与“地区性穷人”这种截然对立的两极。由此,这个世界呈现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画面。一个画面是那些被诱惑参与到消费中去,并体验到刺激的兴奋与快乐的全球人;另一个画面是那些拒绝消费诱惑,并只能被固定在原地的地区性的穷人。这两个世界中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存体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况。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来说,并不是中产阶级在逐渐扩大,而是“中产阶级日益无产阶级化“。

与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同,鲍曼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韭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与哈贝马斯关注人际间的亲密和谐关系不同,鲍曼关注的是过于个体化的社会使得个体只关注个人的私人问题,而丧失了其作为公民的身份,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四、鲍曼的贡献

1.鲍曼提供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有力的社会学分析

作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着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 ,鲍曼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多组维度、多侧面地深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主题,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有力的社会学分析。

2.鲍曼建构了独特的理论策略和分析范式

3.鲍曼阐发了关于社会学的独到见解

在后现代的理论阵营中,鲍曼是一个对社会学寄予厚望的人,也是最坚定地提出“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家。对鲍曼而言,社会学最主要的是一种思考人类世界的方式,社会学能够并应该承担起促进人类团结的使命,这是社会学的魅力,也是鲍曼思想的永恒魅力所在。

4.鲍曼的理论表现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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