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篆刻会丙申年度学术报告——《从印铸局到四明村——王福庵的晚年艺术生活》
2016-11-12
浦东篆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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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zk2015 开展篆刻、书法的创作和研究活动，继承民族传统，推动创新，繁荣浦东文化艺术事业。 浦东篆刻会品牌特色的年度学术报告，10月22日下午在浦东篆刻会基地——“海上桃花源”如期举行。浦东篆刻会会长、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张遴骏作题为《从印铸局到四明村——王福庵的晚年艺术生活》的年度学术报告。现场座无虚席，聆听者近百人，除本会会员和通过微信报名的篆刻爱好者外，还有冒雨远道而来参加“湖海之约”主题篆刻交流上海展的东吴印社一行嘉宾。 我是识字耕田夫 王福庵（1880～1960），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以号行，别号印奴、印佣，别署屈瓠、罗刹江民，七十岁后称持默老人，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精篆刻，书法工篆隶。所书小篆工整规范，秀美遒劲。 苦被微官缚 王福庵1920年春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铸局任篆刻课课长、技正，1927年春，王福庵篆刻润例刻印石章每字两元，牙章每字三元，刻印收入每年约在1300元，平均每月110元，加上印铸局的薪金，收入应该在中等以上。虽然收入不菲，王福庵并不愿意过这样的官吏生活，他在不少印章和边款里流露出厌倦束缚，渴望自由。他刻“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自怜无旧业，不敢辞微官”“春风秋月等闲度”，反复用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的诗句自况。1930年，王福庵正好50岁，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在官场敷衍应酬，将消耗他的最好时光，影响他的书法篆刻创作。于是，王福庵毅然决然辞去了官职，回沪以鬻书鬻印养家活口。 不使孽泉 1930年冬，王福庵回沪后暂居哈同路民厚北里441号。到上海后的第三天，老友邵裴子来访，特地为余绍宋求刻自用印10方，王福庵喜出望外，很快完成交付，此时他在一些印章的边款中记录了心态。如刻“退将复修吾初服”款语作：“庚午冬日，自金陵辞职来沪，取《离骚》语作印，以遂吾之初志，福庵王禔并记。”刻“青鞋布袜从此始”，款语作：“庚午冬日自金陵之沪，心闲神怡。取杜工部诗句作印，福庵居士。”刻“不使孽泉”，款语作：“庚午冬日，辞官来沪，卖字度日。刻此识之，福庵居士。”与半年前的心态完全不同，显得欣喜，心闲神怡。1937年，王福庵定居四明邨3号。王福庵家庭成员逐渐增加，包括妻子、儿女、儿媳、孙辈在内共9人，另雇一佣工，日常开支相当大。而到上海后，王福庵的润例基本未变，1936年的润例还是石章每字两元，刻印的名义收入为2274元，实际上还要剔除与接件处的分成以及有部分非商品的创作，但王福庵还有颇为可观的鬻书收入，收入不低于在印铸局期间的收入。 青鞋布袜从此始 王福庵在四明邨时，一般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漱洗早餐后就开始写字，上午弟子们来请益时，书件已经挂满四壁。然后开始刻印，刻时仰卧在书桌旁的藤榻上，身上围一“饭单”，嘴上时噙一烟斗。茶几上有时搁半杯白酒，还有一个印泥缸，里面不是印泥，而是花生酱，刻印时不时抿一口白酒，蘸一口花生酱。王福庵卧榻刻印，是由于1925年在北京时不慎触电，手臂受伤。伤愈后他端坐刻印总觉得不舒服，于是试着躺在藤榻上刻印，逐步以卧代坐，养成了习惯。午饭后，王福庵或在家接待客人，谈艺论印，偶尔也打打麻将作消遣；或是出门访友，他结交的大多是名士，或去大都会品茗，或到绿杨村用膳，或在知味观聚餐。 山鸡自爱其羽 日寇侵华，沪浙沦陷，时局不稳，对王福庵的鬻印生涯也带来影响，1937年他刻印的数量不及上年的一半。此时创作的不少印文和边款记录了他面对山河破碎、故园遭劫的愤懑。如刻“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边款云：“丁丑冬日，杭城遭劫，闻故家文物剠夺无遗，因忆榆园老人此语，刻此以钤吾之所藏。戊寅正月，福庵避兵沪上并识。”刻“云心著处安”，款语云：“杭城遭乱之后，我身已如浮云，可随遇而安矣，奈身似而心不似也，读香山此句，有感于怀，用以作印。福庵记，戊寅三月。”又刻“宁为直折剑，不作曲全钩”。 抗战时期，敌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秘书长吴用威上门来访，想用厚禄聘请王福庵任官于伪印铸局，王福庵以年迈多病为词而拒绝，事后，王福庵先生刻印明志，“山鸡自爱其羽”，款语云：“己卯正月刻于麋砚斋中，以志吾之情绪，福庵。” 1937年，浙江平湖、杭州遂相继沦陷。1938年夏至1939年秋，杭县丁辅之、高绎求，余杭俞序文，平湖葛书徵四人，将各自劫后所存的自明代迄今270余家，近2000钮印章拓成谱，题名《丁丑劫余印存》。王福庵刻卷首印并以长跋记其事，当年7月，葛书徵相告，平湖窖藏印章检得，王福庵又在此印侧刻“历劫不磨”四字以颂之。 1941年元旦，王福庵刻“杭城王禔丁丑劫后重收先代手泽之记”，在边款中记：“余家所藏碑帖拓本并不甚旧，然皆先祖所遗，先君装治而题志之。丁丑之劫全被失去，近偶见得，亟为收归，因作此印。不及旧存百之一，亦不幸中之幸矣。辛巳元旦，福庵记。” 但开风气不为师 王福庵定居上海后，在书法篆刻艺术的声誉日隆，他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印款语中说：“余平生刻印未有弟子，近日沪上颇有人欲来就业，因取定庵诗句作印以见志。丁丑五月福庵识。”先后有韩登安、吴朴堂、顿立夫、高式熊、江成之、魏滋康、沈受觉等来请益，而王福庵次子王士增耳濡目染，弱冠时所刻已是韵味十足。
老境安闲如啖蔗 王福庵晚年的生活还是比较安定而宁静的，抗战胜利，这一年王福庵的刻印数量达到空前，计1109方之多。但过后，由于目力等种种原因，王福庵刻印数量大幅下降，1947年的润例里，已经不再列入刻印一项，在上海西泠印社挂的润例上，则是只篆不刻。 1953年，王福庵受浙江省政府之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5年秋，出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主任委员，1956年，由该社集体创作的《鲁迅笔名印谱》刻成，王福庵刻了其中的两方印并题写扉页。1956年，王福庵又受聘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57年，王福庵受上海市政府之邀，参加欢迎苏联前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活动，《文汇报》还刊登了他的照片。 1949年后，王福庵篆刻作品数量减少，而书法作品数量不少，特别是由于他的声望，题写了不少印谱、书籍的扉页、签条，如《赵叔孺先生遗墨》等。 1945年，王福庵将《福庵印稿》一部共78本，捐给合众图书馆。1959年6月，王福庵将自刻印章300余方（共15盒）、《麋砚斋印存》10余册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这些印章后来归上海博物馆。
心随明月到杭州 杭州沦陷后，西泠印社的活动基本停止。此时，吴隐已经去世，避兵沪上的丁辅之、叶为铭、王福庵约定，委托叶秋生父子看管社址，他们的生活费由三人每月凑集送到杭州。整整八年，不管三人家中有什么变故，他们坚持每月送上生活费。抗战胜利后，社址基本保存完好。 1947年，西泠印社举行建社40周年纪念活动，这次社庆最重要的是社长人选，吴昌硕先生1927年去世，按资历声望，丁、王、叶三人都可以担任社长，论艺术水平，王福庵先生无疑更是深孚众望的，但王福庵提议请马衡当社长，得到大家的赞同。 1949年丁辅之病重住院，叮嘱王福庵将印社交给共产党。王福庵受此重托，与吴隐之子吴振平赶往杭州，将西泠印社的地契、房产证书等等都交给军管会。1951年夏，王福庵又和吴振平两人致信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要求将西泠印社所属房产、土地、社藏文物及露天文物悉数捐献给政府，唯一要求不改变西泠印社的名称。当年9月，杭州市政府同意接受。 此后，王福庵又督促编纂《西泠印社志稿》，此书是一部刻写油印线装本，印了50部，成为最具权威的有关西泠印社建国前的社史著作。1952年清明，王福庵刻“心随明月到杭州”，梦牵魂绕的还是由他亲自参与创建的西泠印社。 1959年秋，秦彦冲又补写《西泠印社志稿附编》上下两卷，王福庵建议先印上卷，但还没筹足纸张，王福庵因前列腺肿大住院开刀，当秦彦冲到医院探视时，王福庵在病榻上犹念念不忘《附编》印刷之事。后来秦彦冲落实了纸张告诉王福庵，他喜形于色，说：“今而后，吾可以瞑目矣。” 1960年3月2日，王福庵病逝于四明邨，后安葬于杭州南山公墓。1964年10月，遗孀朱娴秉承王福庵遗愿，将家藏300余方印、400余幅书画碑帖捐献给西泠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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