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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预读︱余 辉:宋元龙舟题材绘画研究 ——以寻找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卷为例

 木头1018 2017-02-14

天津博物馆藏《金明池争标图》页展现了南宋人描绘龙舟图像的基本模式;而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则可能是元代宫廷画家探知北宋金明池竞渡的形象之源。据元人杨准题跋,1351年之前,张氏《西湖争标图》应与《清明上河图》一同收藏在元内府。作者认为,元代《龙舟夺标图》(故宫博物院藏)临摹了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卷的高潮部分,作者极有可能是宫廷画家王振鹏,这一范式影响到元代多本此类题材的作品。该文试图通过研究宋元龙舟竞渡题材的演变,捕捉《清明上河图》所折射出的微观信息,寻找其姊妹篇《西湖争标图》(已佚)的画面形态。


宋元龙舟题材绘画研究


——以寻找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卷为例

余  辉



 

借鉴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开展图像考据是值得探索的古画研究方法,即根据文献考据的成果,在某些零星散乱、碎片化或看似孤立的图像中找出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外在形态变化的规律。如北宋张择端以其《清明上河图》卷(以下简称“《清》卷”)而为众人所知,其实他还画过《西湖争标图》卷(已轶,以下简称“《西》卷”),在一些传世的宋元这类题材的绘画里,有没有一张是《西》卷的临摹本?


首先要通过相关文献确定《清》卷与《西》卷的关系,前者的图像是否能反射出后者的信息,然后探讨现存最早此类绘画的真实性,如能得到可信的图像,据此往下寻找临摹本就不难了。


一   两卷画是姊妹卷

1186年,金代文人张著在北宋张择端《清》卷尾题写了跋文:“……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图一)这是张择端留下两件绘画的唯一记录,《清》卷今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卷在明以前散轶了。张著的跋文给予我们三个重要启示:


图一  金代张著在《清明上河图》卷尾的跋文


一、张择端的两图同为姊妹卷。据罗哲文先生研究,“西湖”为北宋开封皇家御园金明池的别称;“争标”为北宋皇家每年三月三举办的龙舟夺标赛,是日,皇家御园金明池向百姓开放,其规模至徽宗朝尤盛。《西》卷和《清》卷均为四字图名,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如名词“西湖”与“清明”相对,谓语动词“争”与“上”相对,名词宾语“标”与“河”相对。


二、两卷的艺术水平相当,均被定为“神品”。


三、两卷在1186年尚未散失。根据张著跋文“藏者宜宝之”,《向氏评论图画记》和这对姊妹卷均在某私家手里。


这对姊妹卷均是画三月初的重大节日,两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对应关系,作为一套绘画呈献宋徽宗的。同样,徽宗赐给外戚向氏,也是一并出手,保持其完整性。它们的别离乃是出于元内府被盗的原因,只有窃贼不会考虑收藏的完整性。


既然这两件作品是一对姊妹卷,依照《清》卷的基本样式可以推导出《西》卷的画面形态:一、图中的西湖即金明池大多是写实的,建筑布局、景物和人物、舟船的活动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述大体相近;二、其建筑样式必须有宋代北方的时代特性;三、《西》卷的构图与《清》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像《清》卷的“城内”、“城外”那样,也会有“池内”、“池外”的布局;四、画幅的高度肯定一致;五、绘画手法相同。


二 《金明池争标图》页考

现存最早画龙舟竞渡题材的是南宋《金明池争标图》页(图二),其册页形式不可能是张择端的《西》卷,但它内含关于金明池较为准确的图像信息,给查寻工作带来契机。


图二   张择端(款)《金明池争标图》页  天津博物馆藏


1建筑样式


该图疏朗的斗拱是宋代建筑的格局,木制水戗高高托起四个上翘的屋角,是江南建筑特有的做法。


2绘制时间


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载:“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往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1]可知宋孝宗为了迎合太上皇帝宋高宗之意,恢复了龙舟之事。吴自牧《梦梁录》说南宋临安“效京师故礼,风流锦体,他处所无”。施工之前得出个图样以供御览,必然要请有界画专长的宫廷画家画一幅“旧京金明池故事”。高宗御龙舟的截止期应在他西驾的淳熙十四年(1187),故该图约绘于淳熙年(1174-1189)早中期。


聚焦刘松年

该图用宋代宫绢绘成,作者应具有宫廷画家的身份,根据该图的精细和娴熟程度,如图中细小的人物活动、精准细腻的界画,均说明了他的年资:视力极佳、功力尚可,年当而立。


《金明池争标图》页上有名款“张择端呈进”,此系后添已是公论,图中小楷牌匾“琼林苑”三字是原作者的笔迹(图三:1),南宋宫廷画家唯有刘松年的笔迹与此最为接近。其《罗汉图》三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作于宁宗朝开禧三年(1207),系刘松年的中晚年字迹(图三:2),幅上款字“开禧丁卯刘松年画”等,保留了他早年的一些书风,如比较明显的颜体风格,字形方正,端庄厚重,书写撇捺勾挑时笔力加大,习惯于末笔加重。此图也与刘松年成熟期的《山水四景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的画法一致(图四:1-2)。


图三:1 《金明池争标图》页中小楷牌匾“琼林苑”字迹

图三:2   南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款字

图四:1  《金明池争标图》页与南宋刘松年《山水四景图》卷中江南建筑造型比较

图四:2   《金明池争标图》页与南宋刘松年《山水四景图》卷中江南树冠造型比较


据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载:“刘松年,钱唐人,居清波门,俗呼为暗门刘。画院祗候,淳熙画院学生,绍熙年待诏,师张敦礼,工画人物山水,神气精妙,名过其师。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院人中绝品也。”[2]他和孝宗一样生长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临安,无缘得见北宋金明池夺标的实况,高宗作为徽宗的第九子,有机会亲历金明池夺标的盛况。刘松年有条件从高宗或耄耋老臣那里得知北宋金明池的建筑布局和赛规乃至张择端《西》卷的样式。画家在绘制是图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已然问世,亦可从中获知北宋金明池的竞渡盛况。《金明池争标图》页中各建筑的位置均与孟元老的描述大相一致,只是其建筑风格系宋代江南一脉,原因是刘松年见不到北方建筑,只得“就地取材”。


根据该图产生的时代背景、画家的专长和款字以及视力等条件等,在当时南宋宫廷里,刘松年最具备主客观条件画《金明池争标图》页。


如果将《金明池争标图》的方形构图改成长条,即裁去其上下宫墙,再将御用大龙船移到右侧,成为卷首(图五),奇迹就出现了:元人《龙舟夺标图》卷的布局与之相当接近。那么,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图五   《金明池争标图》页改为长卷形式示意图


三   元人《龙舟夺标图》卷新探

元人《龙舟夺标图》卷(图六),幅上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等四方清代乾隆皇帝的藏印,原系清宫旧藏。


图六    元人(旧作王振鹏)《龙舟夺标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1内容研究


全图一切如《东京梦华录》所载,高潮是10条龙船横跃湖面后,正争先恐后地穿过拱桥桥洞,最先到达目的地的龙船扑向立在水殿前的锦标……,那是一根挂以锦?银碗之类标杆,一位头戴长脚幞头的显赫人物正在观看,身后有9位大臣侍立同观。


2建筑比较


《龙舟夺标图》卷中临水殿等属于宋代北方官式建筑,如斗拱之间的跨度较元代建筑要大得多,通常是两柱之间(一开间)的小屋装两攒斗拱,大屋装三攒斗拱,如山西太原的北宋晋祠圣母殿等均是如此,大龙船上的木构楼屋也同样体现了宋代斗拱比较疏朗的建筑特征。


3比较研究


将南宋《金明池争标图》页与《龙舟夺标图》卷相比较,两图的构思路径和画面结构颇为相近,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一致,如舟船的运动方向都是由右向左,经过水心五殿、拱桥,到达临水殿前夺标场景,宝津楼巍巍在望。可以清晰地看到《龙舟夺标图》卷与《清》卷有许多对应关系,如《清》卷的高潮是船与桥在即将相撞的那一刻化险为夷了,《龙舟夺标图》卷的高潮也和一座拱桥发生了构思和构图上的关系。然后《清》卷是将城门(辅以土墙)将长卷画面分割成城里和城外两个部分,进城后经过几家店铺,画面在喧闹中结束。《龙舟夺标图》卷的高潮结束后,岸边是一道宫墙和宝津楼,也将画面分割成池内和池外两个部分。特别有意味的是,两卷建筑的斜面角度几乎都是一样的,恰恰都是45度左右(图七),因此两卷视平线的高度也基本一致。


图七  《清明上河图》卷与《龙舟夺标图》卷的斜面切角与尺幅高度比较


4尺幅衡量


《龙舟夺标图》卷与《清》卷的尺幅高度几乎一致,前者为25厘米,后者为24.8厘米,这有助于推断《龙舟夺标图》卷为《西》卷的原大摹本。作为姊妹卷,高度必须一致,长度未必一致,不会差距太大。但《龙舟夺标图》卷的长度仅有114.6厘米,与长达528厘米的《清》卷极不相称,细查《龙舟夺标图》卷首尾两处的建筑均不完整,想必是有所裁损。按照《清》卷首描绘大量进城者的构思规律,《龙舟夺标图》卷首应有大量的人群陆陆续续涌入金明池的场景,为后面出现的高潮起到铺垫作用。在该图卷尾,出了金明池,横穿顺天门大街,则是宝津楼,图中宝津楼缺一大角,缺乏构图最基本的完整性。画家的构思不可能在宫墙处戛然而止,会在琼林苑里展示一番热闹,其结尾本应与《清》卷那样,在喧闹中结束(图八)。摹画者或者是后来的装裱者去掉了前面的入苑和后面的宴飨场景,仅截取了夺标这个高潮部分。


图八   《龙舟夺标图》卷缺失部分示意图


5画法探究


令人诧异的是,《清》卷是设色的,而《龙舟夺标图》卷却是白描,这不符合姊妹卷的统一画法。据薄松年先生告知,明代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三载:《清》卷“初落墨相家,寻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即该图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查抄宰相严嵩府邸获得的,明穆宗隆庆皇帝喜好此图,命画师添加了颜色。由此可以证实,两卷原本是张择端用一样的绘画技法——白描墨笔绘成的。


通过比较张择端《清》卷、南宋《金明池争标图》页和元代《龙舟夺标图》卷的构思和构图,可进一步推定出张择端《西》卷画面核心部分的基本形态。它们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的,张择端《西》卷应是元人《龙舟夺标图》卷的母本。这对姊妹卷是在一种创作思想支配下的两幅不同场景的绘画,原作者将两图视为一个整体,统一构思、精心布局而成。元人《龙舟夺标图》卷只是保留了《西》卷的高潮段。那么这是哪个“元人”摹制的呢?


四   王振鹏其人及其时代

《西》的摹者需要通过寻找《西》卷在元代的收藏者来发现。据《清》卷尾杨准的跋文:“我元至正之辛卯,……有以兹图见喻者,且云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准闻语,即倾囊购之。”可知在1351年之前,《清》卷尚未被盗,就藏于元内府,与姊妹卷《西》卷当在一起。此前管理元内府藏图书的机构秘书监的典簿即画家王振鹏。


王振鹏(一作朋)的生平事略主要来自于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九的《王知州墓志铭》,其字朋梅,其祖自会稽(今浙江绍兴)迁永嘉(今浙江温州),绍兴年间(1131-1162年),其先世以武功得官,为保义郎。王振鹏专擅界画,亦能作人物佛像。他的界画之艺与元仁宗的恩宠分不开。当仁宗还在潜邸的时候,王振鹏就已作为“贤能材艺之士,固已尽在其左右。……盖上于绘事天纵神识,是以一时名艺,莫不见知,而永嘉王振鹏其一人也。”[3]他揣摩到仁宗的喜好,向元仁宗呈献界画多幅,获赐号“孤云处士”,官至漕运千户(五品),在江阴、常熟(均属江苏)负责海运漕船。 


值得注意的是,据元代《秘书监志》卷九记载,王振鹏于延祐元年(1314)入职秘书监,“延祐(1314-1320)中得官,稍迁秘书监典簿,得一遍观图书,其识更进,盖仁宗意也。”(《王知州墓志铭》)明代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五记录了他奉旨临摹古画的史实,从传为他的一批龙舟题材长卷来看,他一定有条件接触到藏于内府的张择端姊妹卷,特别是《西》卷。


界画建筑和舟船在元代受到青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蒙古统治者在13世纪初开始建城,1220年,成吉思汗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400公里处建和林城,其城建样式混合了西洋教堂式的宫殿、斡耳朵(即蒙古包)和汉式,蒙古统治者对建筑形制的选择走到了三岔路口,实质上是需要某种制度作最终选择。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五一牧场)建立上都,决定参用汉制的同时选择了汉族的建筑形制,与斡耳朵相结合。1276年,谋臣刘秉忠帮助忽必烈建大都(今北京),设计要求进一步汉化了:“建都定鼎,树阙营宫,以为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圣旨特建舍利灵通之塔碑文》),加上海外贸易和扩张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切需汉族的此类图样,亦形成了对这类绘画题材的欣赏欲望,这一直持续到元末。元代基本取消了科举制度,汉族文人入仕主要靠朝臣举荐,若身怀此类绝技,无疑是多了一层进身之阶。这使元人画建筑舟船的热情远远高于前朝,如庆元年(1312),老臣何澄向元仁宗进献界画《姑苏台》、《阿房宫》、《昆明池》三景,仁宗超赐官职;至正三年(1343),赵雍奉惠宗诏作工笔设色画《便台殿阁图》,得到朝廷厚待,王振鹏曾为仁宗作过《大都池馆图样》,提供临水建筑的样式。


将建筑与船舶巧妙地结合起来莫过于画龙舟竞渡的题材,但在元代几乎是见不到的壮观场景,因为元廷担心赛龙舟的活动会激发民众怀念故国的情绪,至元三十年(1293),元世祖忽必烈借口福州路端午节赛龙舟发生了溺水事件诏令禁赛,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再度重申禁赛令,在元代政书《元典章》卷五七设有专条“禁约划掉龙舟”,然而仁宗及皇室又按捺不住对北宋皇家每年三月三的龙舟竞渡的猎奇和欣赏,据《龙池竞渡》卷(摹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尾抄录的王振鹏跋文,他在至大庚戌年(1310)给尚在藩邸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就画过一幅此类题材的绘画,皇姊大长公主欣赏此图达12年有余,不忍释手,至治癸亥年(1323),她命王振鹏再画一幅。来自浙南民间的画家王振鹏不可能知晓北宋皇家举办的龙舟竞渡活动的盛况,因此极可能就是供职于秘书监的王振鹏以藏于内府的张择端《西》卷为本,用心摹制出这件《龙舟夺标图》卷,从中获知了北宋皇家和龙舟竞渡的许多元素。经过王振鹏的删改、增补,如减去宫墙,增加水面建筑的辅助部分,更显奢华,绘成图卷呈给大长公主。王振鹏荣耀的一生引起了当时许多人的羡慕,故元代出现了许多画此类题材的仿本,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诸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底特律博物馆的此类长卷之尺寸、名称均大同小异,皆为绢本白描,都是元代中后期仿品(图九:1-5)。


图九:1    元王振鹏(款)《龙池竞渡图》卷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2   元王振鹏(款)《宝津竞渡图》卷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3     元王振鹏(印)《龙舟图》卷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4     元王振鹏(款)《金明池夺标图》卷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九:5   元王振鹏(款)《龙舟图》卷     美国底特律博物馆藏


五   结语

借鉴逻辑学的思维方式,参照古籍考据学的方法,建立图像考据学,是解决当今艺术史研究深度难题的途径之一,如根据文献和图像考据的结果,用逻辑链条将失群和散乱的明珠缀穿起来,形成艺术史长河中的一段。先人们遗留下来的明珠,只要它还在,我们都要借助于科学的手段找到它,弄清它的原本,说清它的故事。


[1]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页103,《画史丛书》(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3] 同上。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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