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熙｜钱穆论中华文化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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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以“中华文化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为主题，在两岸三地做过60余场讲座，每每受到好评。可我越讲越觉得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阐释还不够到位，甚至感到底气不足。比如，中华文化与当下国人的内在关系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和践行中华文化？再比如，中华文化还能够回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主场吗？换句话说，现代中国人凭什么在众多精神家园选项中选择中华文化？等等。最近，通过细读钱穆先生的两篇文章（《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深受启发，所获颇多。先生是文史大家、国学泰斗，其论有据，其言成理，历久弥新，振聋发聩。笔者现以分类摘要的方式与大家作一分享。

1.文化

钱穆先生指出，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

2.中国文化

钱穆先生说，“什么是中国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化，更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

3.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身上

钱穆先生指出：“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亦就是说看中国史上历来的人生与人物，即中国人怎样地生活？中国人怎样地做人？”

先生认为，人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外在的，也就是人所创造的物和人所经营的事，即易经上所讲的“开物成务”。没有的物质被创造出来，就是“开物”；做一件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务”。但这些都是人生的外在表现，是人类怎样生存在社会乃至天地间的手段，不能把这些当作人生的理想和目的。人生在世，究竟怎样生、怎样做一个人？这就属于理想和目的方面，此谓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是人生的内在方面，中国人称之为“道”。这个“道”字，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文化。中国文化最伟大之处就是它的一套人生哲学，既可以“兼济天下”，又可以“独善其身”。

4.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钱穆先生指出，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责任，又不许你兼做生意，谋发财。做官生活，照理论，也全是道德的、责任的。正因中国社会偏重这一面，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面来期求其平衡。中国人的诗文字画，一般文学艺术，则正尽了此职能，使你能暂时抛开一切责任，重回到幽闲的心情，自然的欣赏上。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倘使你真能领略欣赏的话，似乎在那时，你一切责任都放下，安安闲闲地在那里欣赏着大自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中国的道德人生调和起来，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5.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

钱穆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阶级，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后，封建社会早没有了。到汉武帝时，定出新法规，规定读书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经商做生意。这时候，封建制度推翻，私人经济又不能无限发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试制度来，规定国民有受教育经选拔得参政做官的权益。这种情形，在当时中国人心下，大家觉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会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来，大家在教育文化上着意努力，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种出世的宗教，来求安慰，换言之，他们就可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自汉末大乱以后，那时的中国人，便觉得这世界现实没有意义，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极、悲观，便转而信宗教，信有出世，希望来生，那便是当时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所以魏、晋、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别多，直到唐代统一盛运再临，才又恢复过来，再走上现实人生的大道。

6.中国文化是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

钱穆先生指出，今天的中国人一心都想去美国，若我们能懂得中国文化传统，则多有几个中国人去美国岂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便不再想做中国人了；或者他没有去美国，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国人了。好像做一个中国人，无价值意义可言。这种想法，无非是从外面条件做衡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可堂堂正正做个人，本无中国美国之分别，而且做人可以每天进步。

中国的这套日新其德的人生哲学，可以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而在当下有其无上的鼓励和满足。不论我们要做的大事或小事，乃至处在任何社会，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之下，这套哲学都不会给我们以妨碍，而只给我们以成功。纵使我们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会与此有冲突。它是一个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而且简单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践行。

7.做一个合格的、理想的中国人

钱穆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们这一套哲学，西洋人不讲，所以我们也不自信，不肯讲。但西方人的贡献，究竟是在向外方面多了些，开物成务是向外的，他们的宗教法律文艺哲学等成就，主要精神是向外的。正因为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遇阻碍挫折便会感到无法；中国人注重向内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个人，可以不问外在环境和他所遭遇的社会条件，他都能无往而不自得。即便天下黑暗，光明不再，但还是一样有完人。就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华民族能维持到今天。因此，今天我们要提倡中国文化，应该从这个方面来下功夫，各自努力学做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理想的中国人。

钱穆先生深信，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可以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自救，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永远光耀天地（此乃真正的文化自信——笔者注）。

8.文化的外倾性和内倾性

钱穆先生把人类文化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指出，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是偏重内倾方面，西方文化则偏重外倾方面。西方人看重人的外在表现，没有注意到人本身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西方人讲到古代文化，必提到埃及金字塔，讲到现代文化，必提到太空人，这些的确都很伟大，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壮举，可以十足地说明人类的智慧聪明及其运用物质的能力，但我们也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伟大的壮举于社会人生，究竟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人生理想终究不为要送人上月球。即便把人送上了月球，依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而中国文化之内倾，注重的是人本身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这样的人就必然具有一人格，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9.中西文化之不同

钱穆先生指出，“若论能长时间奋斗前进的，从目前说，只有两个文化，一是中国，一是欧洲。”“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而欧洲文化则系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而中国文化则极难说它有一个中心，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决没有地域性存在。许多地方，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做过政治中心，但始终在文化大体之内，有其相等极高的地位。

10.先秦诸子的大观念

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一部古经典《易经》说：“可大可久”，这是中国人脑子里对于一般生活的理想，也就是中国文化价值之特征。有些人喜欢说中国古人闭关自守，和外国人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论调，我们若真用历史眼光看，便知其不是。我们也很容易知道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人，对于几千年后中国近人这样的责备，他们是不肯接受的。在古代的中国人，一般感觉上，他们对于中国这一块大地，并不认为是一个国，而认为它已可称为天下，就已是整个世界了。中国人所谓天下，乃一大同的。

“中国当时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这些地方，都不是中国农业文化所能到达。《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所谓中国，就是包括整个中国人的文化区域。他们以为这就已经达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地向外扩张它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压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国文化为可大。”

钱穆先生举例说，“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鲁国。但孔子一生，就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他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他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心，他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得道于全人类，所以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又像墨子，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他的国籍和出身，只知他一样是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的。至于庄子、老子，那就更没有所谓国家观、阶级观了。”因此，“先秦诸子，实在没有一个人抱着狭义的国家主义。当时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所以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这个理想，到秦始皇时代，居然实现，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这种世界观，又和西方耶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的有不同。中国孔孟诸子，深细说来，他们并非没有宗教信仰。只他们所信仰者，在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而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时，己经算到达了。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期。在这期间，中国人已经确实实现了他们很崇高的理想。已经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观念，而且也已相当地有成绩。”

11.秦时的中国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

钱穆先生指出，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了。换言之，秦时的中国，早已是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秦以后，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之达成，这便是汉、唐时期的成绩。我们总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学术思想方面还超不出先秦，政治社会方面还超不出汉、唐。

12.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

钱穆先生指出，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和统一政治的大规模，那时候的社会政治，比较先秦是很有进步了。政治清明，社会公道，国家富强，人生康乐。在这种环境下，一般人又将想些什么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进他们的心坎。这时候，中国人对人生最高理想，便把来放在如何发展各自的个性这一问题上。中国社会自始便懂得顾全大体，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顾全大体，侧重大群生活，并不一定要牺牲个人的。而所谓个人幸福，在中国人心中，主要是在各个人个性的发展上。

中国人并不嗜好武力，也不贪求财富。因中国人也懂得，武力与财富，尽是外皮的，并不即是人生的真内容真幸福。因此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各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真实表现，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是在文学和艺术。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上。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了。

两汉时代，中国经过了四百年长治久安的时期，那时已渐渐开始讲究到文学和艺术。但后来国运中衰，遇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混乱，局面未能安定，于是把当时人要走的路，临时又中断了。一到唐朝，社会又渐渐安定，于是文学艺术再度发展。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

13.中国的政治社会逃不掉汉、唐规模

钱穆先生指出，我们普通多说，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长进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汉、唐的学术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说汉、唐没有长进。因为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般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中国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它们，这不能因此便说中国不长进。我们现在所谓汉、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学术思想方面言，说汉、唐时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学术思想的范畴。但我们要是进一步来说，先秦人的思想虽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后汉、唐诸代，却确在依着它实干，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实现。直到宋以下，政治社会，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这便不好不说是汉、唐时代的进步了。在这里，我敢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如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便是汉、唐的大规模。

14.唐代文学艺术超前绝后至高无上

钱穆先生指出，唐以前的文学，大体说，可分两大类，一类可说是贵族的，另一类则可说是宗教的。艺术也是一样，那时也只有贵族艺术和宗教艺术之两大类。到唐代开国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才逐渐由贵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转化为日常平民的。

唐代文学艺术境界，像杜工部的诗，韩昌黎的散文，颜真卿的字，吴道子的画，这都是和先秦、孔、孟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同是达到了一种超前绝后至高无上的境界。若说秦、汉以下，中国不再出孔、孟、老、庄，便认为是中国历史不进步，则试问如杜、韩、颜、吴，他们的诗文字画，以前何曾有过？这不该说中国历史仍在进步吗？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

15.宋以后国人寻求一种富于哲理与安慰的日常生活

钱穆先生指出，宋以后，宗教信仰渐次淡薄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宋以后的中国，己真有了平民教育。教育普及，书院极普遍，读书再不必跑进寺院庙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第二，中国的艺术文学，在其本质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当你去沉默欣赏的时候，你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这时候，一切富贵功名，都像化为乌有，也就没有所谓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一边总有几笔画，另一边总有几句诗。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会绣有诗画。令人日常接触到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而尽已平民化了。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你沉默体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说到房屋建筑，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这种设置，看来极平常，但使你身处其间，可以自遣自适。

总之，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

16.达官贵显不过三四代

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本来从事农业的家庭多，但他们对于子弟，总希望能读书，求仕进。因为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参加政府考试，希望进入政府做大官，于是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多生儿子的一原因。只要家庭里有受教育的读书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后，便中落。这因做了大官，获得高俸厚禄，就可以不虑衣食，子弟们都可读书，不必再从事生产劳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国的考试制度，是永远开放，永远允许着尽量竞争意味的。于是那家庭，经历几代后，如果考试不如人，不能进取，也就无路可退，只有重转入贫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贵显，不过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这一现象，永远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国藩家书中，还是常常劝子弟一面读书，一面仍要不忘耕作。因为惟有如此，才是可进可退的良策(读可进，耕可守——笔者注)。于是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始终维持着一种务农为主的经济，常使社会平等，不再有阶级悬殊。而读书人，则愈推愈广，数量也愈增愈多，学术风气也益形发展。试问那样的一个社会，不在武力上财富上无限向前，而只在教育上文学艺术上不断进步，是不是可说为一种比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个社会呢？

17.“封建势力”是一支抵制外族入侵的力量

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在并不错，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上。要真实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则非真达到世界主义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的脱节，不接头。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倘若外面没有蒙古人，没有满洲人，那么宋以下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说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梦，给蒙古满洲阵阵暴风烈雨打破了，惊醒了。

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代，外人入侵，我们可以抵抗，而宋明两代外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办法呢？这因为魏、晋时代，中国社会上还是有变相贵族之存在，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产业，属下有大群民众，他们一号召，总可有几千几万人跟从附和，这样就可独自成为一个力量了。我们现在则称他们是封建势力，似乎封建势力总是要不得。但社会上有一个一个的封建势力摆布着，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两代的社会，则没有这种特殊势力了，那么外族一来，只击败了你的上层中央政府，下面地方就没有办法可以再抗拒。正因这时候，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势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新兴势力，并未在中国社会上兴起。那么那时的中国民众，就没有方法组织成力量。人民既然毫无力量，那只有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人民自然就没有办法了。

18.中国过去并非专制国家

钱穆先生指出，一般人往往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我认为称它是君主则诚然的，称它为专制，那就未免有一点冤枉。中国社会，自秦以下，便没有所谓特权阶级之存在。政府里面的做官人，并不是社会上享有特权的贵族。

中国从汉以下，国民参政，均有一种特定的制度，汉制先入学校受教育，毕业后，进入政府历练办事，做事务官，当时称做“吏”。待他练习实际行政有经验，有相当成绩，便得推举到朝廷，再经一度考试，才正式做政务官。至于官阶高低，则由其服官后成绩来升降。魏、晋、南北朝以下，此制有变动，但大体总有一制度。唐以后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举制。所以中国自汉以后，固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封建贵族。又并没有由资本家变相而来的财阀贵族。做官人都由民众里面挑选受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并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东汉时，大概二十万户口中，可以有一人参政。直到清代，各省应科举的人，都规定录取名额，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单由这一点看，中国传统政治，早不是君主专制。因全国人民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考试时日，两百几十年来也未曾更改过。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实在不能说它是君主专制。

19.中国今后的出路

钱穆先生指出，到现在，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样鞭策呢？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那一番大道理。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来。我们若没有力量，便不能对付当前世界的其他民族。第三，中国自古即以农工并重，商业亦随而鼎足称盛，只不许有如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之产生。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可谓在工业上比中国更走进了一步，主要则在其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若要进一步尽物性，就得学西洋，在他们的科学上努力（尽人之性要继承传统，尽物之性要学习西方——笔者注）。但不能求尽物之性而忽略了尽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径。则试问如何能在中国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学，像我上面所说，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来解答。而真问题则便在这上面。

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中国固有的传统。吾尝谓中国文化乃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但中国亦非无科学。即如数学与医学，中国皆远古即有传统。所以今日中国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亦得深具中国自已传统之艺术化。把中国传统文化来参加在学习中，为人生艺术增添进新的一番现代中国化才是。换言之，并不能说中国添进了西方科学化，只应说中国复兴了原有科学化。

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完稿于丁酉年元宵节子夜）

《子夜精舍·微课堂》创办人简介

李祥熙，网名关东儒生，男，1957年2月生，吉林省长春市人。不惑之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存有温情和敬意，通读《四书》并多有心得；知天命之年开始从事国学传播事业，曾多次应邀赴台港澳交流讲学。主要研究领域：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主要著述：《四书之道》《孔子·儒学与现代社会》《中华文化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现任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主编。主要社会兼职：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山西省法显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关东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