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人群”中做人

中国人认为人应该在“人群”中做一人。从事实看，没有人不是在人群中做人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此一事实，似乎是无可怀疑，无可争论。

但如果我们今天都要讲独立，试问怎么独立呢？还是脱离人群而独立，抑还是在人群中独立呢？那就有问题了。又如讲自由，是在人群里自由，抑是脱离人群来讲自由呢？又要讲平等，也是一样。抑是在人群中争取？还是怎样般的平等呢？

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了“独立”、“自由”、“平等”这几个口号，人人要争取，好像成为人类最高理想，谁也不能否认。但那些实际上都是要在人群中来争取。

 

——《中华文化十二讲》

 

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社会集体主义不同。

 

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亦非有上下阶级之不平等，此乃所谓“理一分殊”，易地则皆然。慈、孝、仁、敬、信五德，皆发源于人心，心同则理同，故分虽殊而理则一。亦可云德殊而心则一。

 

人心与生俱来，其大原出自天，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则达于天人之合一。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

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则全人生变为一孝、慈、仁、敬、信之人生，全社会变为一孝、慈、仁、敬、信之社会。天下则是一孝、慈、仁、敬、信之天下，宇宙亦如一孝、慈、仁、敬、信之宇宙。此惟人文中心、道德精神之弥纶贯彻，乃始能达到此境界，完成此理想。

 

——《历史与文化论丛》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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