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襄阳漕运

　　全媒体记者刘文生

　　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出土了一套由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的通行符节——鄂君启节。

　　鄂君启节现存舟节2枚，车节3枚，是楚怀王颁发给其弟鄂君启从事水陆商贸的特别通行证。其上的铭文表明，鄂君启庞大的商船队，满载着货物，常年往来于唐白河至汉水中游以及襄阳境内的北津、东津，或西向逆行至陕西旬阳上岸，或从汉水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及其支流，行销于广袤的楚国腹地。

　　在鄂君启的经贸活动中，襄阳是必经之路。

　　东汉大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曾这样盛赞过襄阳：“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

　　北津东津，楚国由此北上东进

　　“通过汉水，沟通长江，所以襄阳能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以中原地区为传统中心的北方政权向南方渗透、实现其全国统治的必由之道，也是南方政权防御、反制北方政权的屏障。”我市文史学者方莉介绍，汉江的航运，以目前的资料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周昭王时期，他南征荆楚，丧六师于汉。这表明，周天子的王师大军，已经在利用汉水的航运便利行军。

　　襄阳境内有南河、唐白河、蛮河、滚河、小清河等多条支流与汉江交汇，形成了完备的汉江水系网络。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汉水的交通便利，促使雄心勃勃的楚国在襄阳地区汉水沿岸构建了军事用途的渡口。

　　鄂君启节的铭文中提到的北津、东津，就是楚国北上东进的重要渡口。

　　北津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因是楚国的军事渡口，故称北津戍。楚国从北津戍渡过汉水，向北连年征战，先后灭掉邓国、申国、吕国，降伏郑国、陈国、蔡国，进入梦寐以求的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时间里，楚国大军以及车马辎重浩浩荡荡地渡过汉水，从北津出入，我们可以想见，北津的建设规模必然不小，其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戍守性质的城邑——北津戍。

　　这个北津戍就是今天襄阳城的雏形。

　　而鄂君启节中提到的东津在哪里？一说即现在的东津，另一说原在襄城岘首山一带，后转至对岸。

　　此东、北二津是早期汉水通航以及襄阳重要水陆地位的佐证。

　　襄阳漕运，曾是唐王朝的生命线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逆汉水抵陕南、川北，转丹江入豫西，溯唐白河达豫南，顺汉水入长江、过洞庭、达湖南。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晋桓温北伐时，“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丹江口）”，襄阳在全国的位置日趋重要。

　　到了唐代，襄阳是汉水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漕运骨干。

　　据记载，唐代时，来自全国的船只停满襄宜之间的港口码头，襄阳的地方歌曲《大堤曲》《襄阳曲》也在这段时间传遍了全国。

　　安史之乱后，“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唐代建中年间，江南的贡赋为淮西军阀李希烈阻断，大唐全赖襄阳汉江漕运接济两京，是唐王朝的生命线。

　　五代之后，梁朝在襄阳开办“回图务”，用南方的茶叶换取北方的战马等物资。

　　宋代于襄阳设立“榷茶务”和漕司，南宋先后在樊城北的邓城和城东的白河口建立与金、元贸易的榷场。

　　明清以后，汉水更是运送漕粮贡赋的重要渠道。

　　明清时期，樊城因航运迅速兴起

　　明清时期，借由汉水的航运便利和襄阳特殊的地理位置，樊城迅速成为汉江流域最大的商埠，兴建起九街十八巷，沿江形成一条长达3公里的河街，专业作坊和商铺林立其间，11个省的商帮在河街上建有21座会馆。

　　河街外的码头鳞次栉比，道光八年，襄阳知府郑敦允修建樊城沿江大堤时，将码头统一规划建设为踏步式石砌码头，每座码头都与河街或会馆直接相通，清政府还颁布了专门的码头管理办法。

　　襄阳地理位置之重要，在饥荒与战乱时更加显著。

　　史书记载，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关中饥荒，清政府拨襄阳仓米二十万担，由汉江经丹水至龙驹寨转西安；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又拨湖广荆襄仓米十万担，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清朝雍正九年，再拨荆襄运仓米十万担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向西逃避，刚入关中，荆襄的粮米就源源不断地沿汉水经丹水运到西安。

　　清朝同治年间《襄阳县志》载：“东北乡新打洪（今樊城区美满社区），距城十里，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向由此至白河嘴入汉，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

　　“正因为一直是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所以中俄万里茶道兴起后，襄阳自然成为这一商贸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而樊城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兴起，也应与商业的大规模兴起有关。”方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