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朱孔舒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山南水北的地方被称为阳，襄阳城位于岘山群山之北、汉水南岸，两者都不能成为襄阳城得名的原因，那么襄阳城究竟从什么地理事物命名，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近期采访了湖北文理学院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古村落发展促进委员会专家叶植。采访以问答的形式展开，在历史钩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向读者呈现出了襄阳得名的来历。 一、襄阳城的历史可上溯到哪个年代 记者：叶教授，你好！在采访前我了解到您是考古专业毕业，也从事过考古相关的工作，您能否从专业角度来解答，襄阳城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哪个年代？ 叶植：众所周知，襄阳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北津戍。但一些地方志和学者对楚设北津戍的时间却一直存在一个错误的说法，他们通常将楚设北津戍的时间定在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 《史记·楚世家》载怀王十七年，秦大败楚于丹阳，韩、魏乘机南袭楚至于邓。《秦本纪》载“（昭王）十六年（前291年），左更错取轵及邓”。明清以来襄阳的各种志书和一些当代学者都据此认为韩、魏、秦先后攻占过樊城北的楚邓县（治今邓城），为防御韩、魏、秦的进一步南侵，楚怀王在汉水南岸的襄阳设立了北津戍。这是对《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七年韩、魏南袭楚至于邓及《史记·秦本纪》所载“（昭王）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的误读。怀王十七年韩、魏趁火打劫南袭楚至于邓的邓邑并非是樊城北边楚邓县，而是河南堰城东南之故邓城，《春秋》桓公二年蔡、郑所会之邓邑和《左传》成公九年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的邓，这在学术界已是众所周知的定论。因为，虽说楚国在丹阳之战中第一次惨败于秦，但仍为强国，鄂西北、豫南的南阳、方城等地仍牢牢地掌握在楚国手中，力量当时远在楚国之下的韩、魏是没有能力入侵楚国的，更不要说觊觎楚国的腹地邓城与北津戍。至于秦昭王十六年派左更错所攻取的轵、邓两城则皆为魏地，这是秦国一次大规模进攻魏国的战役，其事并见载于《魏世家》等史籍，与楚国完全无涉。因此，襄阳各种志书及一些学者认为战国晚期楚始于襄阳设北津戍的结论是错误的。 事实是，楚国于襄阳设北津戍的时代要比楚怀王十七年早得多，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说“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盛弘之《荆州记》谓：“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泽关，是通陈、蔡、齐、鲁之道。”明说春秋战国时襄阳为楚国北方的两个渡口城邑——东津和北津，东津一名现仍保留，但移至了对岸。据史籍尤其是新出的竹简《楚居篇》知武王定都于郢，最迟于春秋初期已居于江、汉、沮、漳之地。此后，即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开疆僻土活动，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三次伐随，文王灭国三十。随后楚国的军事扩张主要是从一主两冀向北用兵，几乎无岁不征。一主者北攻中原，先后灭邓、申、吕，服郑、陈、蔡，进入中原；东北冀灭江、黄、道、柏、弦、息、徐、舒蓼，败宋、鲁，牢固控制了淮河流域；西北冀灭庸、濮、鄀、阴，伐陆浑，境逼秦晋。与强大的晋国先后发生城濮（前632年）、邲（前597年）、湛阪（前557年）三次争霸大战，庄王曾两次伐陈，八次伐郑，三围强宋，观兵周郊，问鼎之轻重大小，所使用的兵力除方城外的申、息诸县之师外，主力是以车战为主的精锐王师。浩荡的楚国大军及其车马辎重经常如此频繁迅捷地出入北津、东津，北津必定被建成一处有相当基础设施和舟楫粮秣之备的军事要塞。其建成年代当不晚于春秋前期，其始建年代或当更早，真武山遗址无疑是一个重要信息。北津戍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真武山、琵琶山北麓，山麓可以建立大型码头，前有鸭湖和檀溪湖，湖内能够安全停泊大量舰船，通过湖东与汉江相贯通的北渠—檀溪水道可方便的出入汉江，这里具备了作大型军事渡口的优越天然条件。东津背靠岘山（宋以前专指今之岘首山），前面的洄湖可停泊船舰，亦是一个天然的优良渡口，是汉唐时桃林渡的前身。 二、汉江在襄阳城段有过改道或分流吗 记者：如您所说，襄阳起源于汉江上的军事要塞，可以说襄阳城的存废从一开始就和汉江水道紧密相连。同时，大江大河的改道分流也是十分常见的，那么汉江在襄阳有过改道或分流吗？襄阳城在三国以前是不是位于汉水的北岸。 叶植：汉水在襄阳段既没有过改道，也没有过分流。襄阳的地理特征决定汉水在襄阳段不可能流经城南。 襄阳城西北10里是向北突出的巍巍万山，历史上万山以西的汉水河床较现在更为靠南，郦道元所记的汉江流经隆中山诸山的北麓，今天的卧龙镇一带正是汉江的主河床，清代在广德寺东北不远处就有一座汉江码头。如此，东触万山的汉水，只能折而流向东北，断无南向流经襄阳城南之理。历史上洪灾时樊城受灾比襄阳严重，樊城大堤直到清代末期才真正修成的原因均在于此。 埋在樊城西北汉水北岸的唐代张柬之家族墓葬在清末崩入汉江也说明汉水襄阳以上主航道是由南逐步向北移动的。 在太平店至樊城团山一带，已发现多处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采集点，从仙人渡到樊城的汉江北岸的新石器至六朝时的遗址和墓地星罗棋布，邓城遗址更是被几十处大型遗址和墓地所包围，已发掘的墓葬已超出4000座，鏖战岗上也发掘出东周楚墓300余座，正在发掘的小型墓葬数以千计，都说明襄阳以上的汉水主河道一直较现在更为靠南，更不可能曾经流经邓城北面。至于在地质年代是否流经过邓城北面就另当别论了。 襄阳约得名于秦朝或汉初，汉水如果当时确曾在襄阳城南流过，那就不会既有樊城又有襄阳，实际上有邓城、樊城就够了。果如其说，北津戍建在哪里？北津戍如孤悬汉水中的渡口如何使用？洪水时船、粮秣、兵马、守卫置于何地？再说鼎鼎大名的鱼梁洲在哪里？襄阳城东著名的汉代大族庞氏、杨氏居于何地？东津渡口在哪里？唐白河的故道在哪里？等等，都是没法解答的，故此说已经式微。 三、襄阳的“襄”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记者：刚才您谈话中提到“襄阳约得名于秦朝或汉初”，那么襄阳到底因何而得名？“襄”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叶植：襄阳得名于襄水，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 “襄”字取自《尚书·虞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襄”，众多先儒都将此处的“襄”字解释为逆流、驾、上，乃逆流、升上、漫上、冲上之意。“怀山襄陵”系指大禹治水前浩大的洪水沿山逆流旁溢，泛滥无畛域，遇高山则怀而包之，遇低阜、漫滩则襄而上之，莫可陻障，其时，故川旧渎皆为洪水浸没，天地微茫无际，是汉语中描述逆行漫滩、沿山麓荡涤逆行、决越低阜之类特大洪水最为形象贴切的一个成语，素为文人学士所喜用。 历史上洪水时襄樊汉江两岸往往汪洋一片，洪水从城西万山东溢入，经由虎头山、琵琶山、真武山、羊祜山、郑家山、岘首山诸山麓逆流至岘山南入汉江，呈现出的正是一幅“荡荡怀山襄陵”的情景，故当时的文人将这条河流命名为襄水，这是一个富含文化内涵的命名。位于该水北面的北津戍大约在秦灭楚后即被堕毁，秦或汉始于此设县，命为襄阳。说明当时的襄阳城与襄水的关系更为密切，而离汉江较远，故未以汉阴之类的名字命名。不过当时的汉中地区已经有一个汉阴县存在，这也可能是襄阳没有被命名为汉阴的真正原因。 记者：既如此，春秋战国时的北津戍为什么不叫襄阳戍而叫北津戍？ 叶植：汉末以前并没有常流的襄水，或者说襄水作为一条河流还未形成，襄阳城西诸山的来水原来都是通过檀溪水直排汉江的。但檀溪水河床随着洪水带来的淤沙的堆积而日益抬高，到北魏郦道元时已略高于襄水河床，成为一条季节性的河流，檀溪水的一部分即被逼绕道沿城南诸山麓东向逆行，逐渐形成襄水河流，故郦道元记载襄阳城区入汉的水有襄水和檀溪水两条，檀溪水直流入汉江，襄水绕到岘山南流入汉江。不难想象，城西诸山的溪水并不多，但汇入鸭湖后却从东端同时岔流出两条不同方向支流的地理现象是不多见的，其中的檀溪水最终舍近求远从襄水绕到岘山南入汉极不合常规的，只能说明檀溪河床变高了，水流不容易流进汉江了。但檀溪水当尚未干涸，梁武帝起兵时还从檀溪湖中驶出三千艘东征建康的舰队。但到唐代中期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县图志》时，檀溪水已经干涸。近些年，市图书馆东西两侧挖出的多座宋代豪华墓，证明宋代该地部分地区已淤成埋葬的台地。襄阳城西之水只能全部从襄水入汉了。 记者：襄阳既然得名于襄水，可见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那么襄水什么时候改称南渠？为什么叫南渠？ 叶植：襄水改称南渠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肯定要早于明代老龙堤修成之前。我们看到郦道元在记檀溪水时称，从鸭湖东流出两条支流，向北流的一条称为北渠（原文：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北径汉阴台西……又北径檀溪，谓之檀溪水），从鸭湖向北流的水当时称北渠，北渠流过汉阴台和释道安建的檀溪寺后才改称檀溪水。既然从鸭湖东侧北流的河水被称为北渠，向东南流的襄水理所当然会被称为南渠了。故南渠之称可能在北魏前就有了，至迟在南宋未完成襄水沿途的屯田工程以后就应该有了。 四、襄阳城址迁移过没有 记者：叶教授，您从考古的角度看，襄阳城的城址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变动？为什么？ 叶植：汉襄阳县城的前身为楚之北津戍而不是东津，说明襄阳城只能在襄阳城西，真武山北半里许的西周中后期至战国晚期的大型古遗址或为其中心所在。由于襄阳汉水的航运与航渡地位的重要，秦汉时利用北津戍城设立了一个小县——襄阳县。刘表将大荆州的治所从江陵迁至襄阳，其城自然远不敷使用，于是于城东北另辟州城，襄阳县故城遂称为垒城。据《水经注》载，刘表死后埋在荆州城东门外两百步，其墓于1994年在襄阳城内东街新华书店院内重见天日，这为刘表荆州的位置立下了一个可靠的坐标，以当时一步约1.5米计算，不难推定，刘表所建的襄阳城东大门在今襄阳十字街南的街道上。唐宋时的文献都记载当时的襄阳城廓周长仅9里，但刘表墓在当时的襄阳城的东门内，说明北魏至唐代期间，襄阳城又东迁了约1里。明初，不算东北角新扩的新城湾，襄阳城周12里，这是向东向南扩建的结果。故襄阳城至少在汉末刘表时、唐初前后、明初有过三次大的迁移。 襄阳城逐次东移北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源于两汉以来汉江常常溢洪携带的泥沙大量淤积，致襄阳城西的河湖逐步淤平抬高，上游来洪对原襄阳城的威胁日益加大；汉以后襄阳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人们抵御汉江洪水的能力大为提高，筑堤技术不断改进，堤防设施日益完善，具备了东移北挪至汉水边的科技条件；汉江航渡规模不断扩大，城东移北挪后，对汉江的利用更为便利，襄阳南来北往的路线基本取直，极大地方便了航渡；北挪后的襄阳城临江而立，与江北的樊城正面对峙，互为犄角，利于航运和临江防守；原城屡遭兵燹，残破较甚，有建新城的必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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