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发热议的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二审赶在春节前改判当事人赵春华缓刑，回家过年多少增添了一些温情色彩，围绕该案的争论潮也逐渐消退。虽然针对该案的反思已经很多，但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特别是一些根源性问题如果不彻底厘清和解决，那类似问题定会重复上演。 赵春华案被讨论最多的，当属枪支的认定标准问题。从案件争点来看，一审依照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及《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认定赵春华射击摊上的气枪属刑法意义上的枪支。但上诉意见认为，公安部上述文件所依据的试验及理由不科学、不合理，且属内部文件，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二审判决引用《枪支管理法》第四条“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的枪支管理工作”的规定，判定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维持了一审关于案件的定性，最后在量刑时通过缓刑这一途径，化解了该案的舆论危机。就案件处理来说，二审的裁判方法与一审没有本质区别，也算不得进步，不避讳地说，其实就是一场“灭火”行动。一定意义上讲，赵春华是幸运的，因为她所犯之罪可以减至三年，从而勉强达到适用缓刑的条件，如果没有办法减至三年及以下，不能适用缓刑，照该案二审裁判的逻辑，赵春华可能就只有接受命运的份了。在这方面，福建刘大蔚走私武器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案涉案枪支24支，司法机关想要“从轻发落”都没有门路，最终只能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 表面上看，二审裁判引用法律赋予公安部门枪支管理权这一点，似乎无可辩驳。但实际上，裁判对规范性文件照单全收的做法，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因为它假定公安部门在行使枪支管理权过程中的行为（包括诸如制定规范性文件这样的抽象行政行为）都是正确的，都是基于对法律的准确理解，或者即便有错误，哪怕该错误将导致裁判的不公正，也是不可违背或撤销的。本质上讲，这是行政权对司法权领地赤裸裸的侵蚀，而司法机关却浑然不觉，放之任之，最后还为之收拾残局。事实上，枪支认定标准过低，早已不是第一次挑战公众的情感认知底线，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却似乎从未对这一标准提出过反对，司法奉行政机关一纸规范性文件为圭臬，岂非咄咄怪事？诚然，公安机关有管理枪支的权力，但司法机关不更有维护公平正义之义务吗？舍公平正义的义务而去就行政管理的权力，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然则站在司法机关的角度，改判赵春华缓刑，也许是唯一可为且能被各方所接受的方案了，套用一句网络语就是“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是因为，一则有众多先例存在，改变枪支认定标准会导致同案不同判；二则我们的法官并没有法律解释的权力，对于什么是枪支，即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也无权自行解释判断。根据法律规定，有权解释法律的主体只有三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法和最高检（司法解释）。基于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原则，法官解释法律会被视为越权。2003年河南省发生过一个著名的“种子案”，生动反映了法官“释法”所可能引发的风险。在该案中，法官裁决地方性法规与位阶较高的法律相冲突，进而判定该地方性法规无效。该判决旋即引发当地人大的强烈不满，事后所在法院对该案审判人员作出了撤销职务的处分决定。由此推想赵春华案，裁判者未必没有认识到枪支认定标准的不合理性，其之所以照判不误，可能不是当为而不为，而是当为却不能为或不敢为。 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是司法行政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将解释权全部收归上级所有，由上级对一线所办案件的疑难问题进行指示判断，背离了司法的亲历性原则。但法官解释法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想要否认或禁止这种权力，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后果。首先，禁止法官释法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解释存在于每一次法律适用之中，法律解释是沟通事实与规范的媒介，法律适用必须借助法律解释才能最终达成，不存在没有法律解释的司法裁判。即使在最简单的案件中，也至少包含着文义解释。其次，禁止法官释法会导致司法的僵化和“矮化”，所谓僵化，即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解释的余地，不管案件情况如何特殊，只要有明确规定，均机械地依规定之字面意思行事，即使造成不可接受的后果，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所谓“矮化”，即裁判者不需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和判断，只需要做各种规定的传声筒就足够了，在没有解释的场合，司法人员不过是司法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而已。再次，禁止法官释法，会消解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因为立法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律一定会存在歧义或漏洞，这就需要司法来弥补和挽救，司法要在法律规定模糊有争议的地方，进行法律解释，在法律存在漏洞的地方，进行漏洞填补，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基于不得拒绝裁判的要求，甚至要进行法律续造（民事领域）。禁止法官释法，等于放任立法缺陷的存在，不但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得不到发挥，而且还可能会适得其反激化矛盾。最后，禁止法官释法，与司法职业化愿景背道而驰。司法职业化意味着一种较高的准入门槛甚或壁垒，这种门槛或壁垒不是人为设置的，而是像医生一样基于职业特性天然形成。说直白一点就是司法是一个技术活，它的技术性集中体现在法律解释与法律论证上，剥离了法律解释，相当于抽掉司法最具技术含量的部分，职业化门槛就被大幅降低。 赵春华案深刻揭示了横亘在职业司法者与“司法民工”之间的那道鸿沟，这鸿沟一天不填补，法律解释权一天不“归位”，机械司法所带来的悲剧就一天不会停止。法律适用不仅仅是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还包括更为复杂法律解释与论证，只有把这种解释论证的权力交还给裁判者，让司法还原其本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赵春华案的再次发生。回到赵春华案中，关于“枪支”的概念，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只有公安部有一个规定，理论上讲，该规定既非法律、又非立法解释，其于司法裁判之拘束力若何，是否为司法所必须遵守之规定，当然存在疑问。在模糊有争议的场合，唯属司法判断的领地。何谓“枪支”，只应交由裁判的法官综合个案情况予以认定，除法律规定外，其他解释性规定，均应只有参考价值，而没有必然适用的效力。 实践再次表明，损害司法公正的，除了权力的滥用，还可能是权力的缺席，以禁止法律解释的方式来约束司法权力，与将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没有本质区别。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正是司法的灵魂所在，也是我们需要人而不是机器做法官的理由所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