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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唐刻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羲之的信札集刻、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书卷之一。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本题名《唐刻十七帖》，实为宋拓木刻本，计书札28通，107行，942字。卷末有 (“敕”的异体字)字，其下有“副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遂良无失”小楷五行，帖之首尾均有明藩王朱 “晋府书画之印”和“敬德堂图书印”。王羲之唐刻十七帖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他热情地赞美：“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王羲之的书信集刻《十七帖》，正是中国草书的巅峰。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多封信札，是写给他的老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因为第一封信开头是“十七”二字，于是统称为《十七帖》。 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由于记载不详，他的生卒年代有303～361年和321～379年两种不同说法。可以肯定的是，公元347年，周抚为益州(今四川成都)刺史镇蜀，《十七帖》写作上限就是这一年，它是右军中年以后的作品，《书谱》说：“右军书法，末年多妙。” 《十七帖》是写给家人朋友的私人书信或便条，每封都是寥寥数行。王羲之写时既不以其为作品，也无发表之念头，完全是放松心态下的随意挥洒，内容无军国大事，“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家常得近于琐碎，却令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赞叹：“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这是为什么呢？ 宗白华先生归之为“个性价值的发现”。晋人书法，或妍或丑，但个性鲜明，成为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才能千载之下，因字想见其为人，才会令欧阳修有“惊绝”之叹。 到了隋唐，晋书的“个性艺术”凝成了“法”，唐代人有了规矩有了法度，他们太知道什么叫漂亮书法了，以至于“精熟过人”，却不再凸现鲜明个性。 号为“唐刻”实“宋拓” 王羲之是中国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十七帖》是“书圣”的草书代表作品。因是私人书信、逸笔余兴，书笔画牵连映带而字字很少连属，点画见性情，流便而轻灵。相对于魏晋古草(章草)称今草，相对于唐代才出现的大草(狂草)称小草。这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变革的产物，王羲之彻底摆脱隶书体势结构笔法的束缚，让中国书法在结体用笔乃至章法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十七帖》真迹无存，现在流传下来的全是刻本与翻刻本。一般谈《十七帖》者，多以传世刻本立论。 据《辞海》记载：太宗于卷末亲书大 (“敕”的异体字)字，并经 遂良校定，称《敕字十七帖》，也称《馆本十七帖》，为传世王羲之草书中的代表作。自宋以后翻刻本甚多，今河南开封市博物馆有明晋王府旧唐刻本。此帖部分书札也刻入《淳化阁帖》、《大观帖》中，相传为唐贺知章的临本。又有“西安本”，不全，亦唐人所临，石已佚。 “开博(开封市博物馆)所藏，号为唐刻，实为宋拓木刻本。”开封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伯勇强调。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复制法书名帖，唐人用双勾填墨，即用很薄的纸蒙在字帖上，将字外轮廓线双勾下来，再填上墨，古代称为响拓或向托。为增加透明度，通常在黑屋的窗上开个方洞，向着光而拓摩勾描，力求与原作逼似。这是“专业技师”才能完成的工作，开封市博物馆馆藏的《十七帖》上提到的“解无畏”，就是干这活的“专业技师”。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费工费时，一次只能得一份。 大概是受从碑上传拓得法书样本的启发，后来有了传拓。传拓是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 刻石传拓方法主要兴盛于宋，唐人主要是双勾填墨。宋人以今证古，将两者混淆，以为唐已有法帖刻石。加上古代私人收藏，总希望藏品越古越好，王羲之的多帖都有唐刻石之说，源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号为唐刻者，多为宋拓。 开封市博物馆此藏品鉴定认为是宋拓。“它为初刻初拓，笔画锋利紧结，但微显刻画棱角过甚，不如另一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本(清嘉庆内府藏吴宽家本)之圆润。但在今日存世《十七帖》中，已无出此两本者。”著名书法家翁运评价道。 王羲之这件珍品是如何进入开封市博物馆的呢？ 它是明初晋王朱敬德堂本，清初由冯铨收藏，新中国成立前河南潢川吴氏曾出珂罗版精印本(照相平版印刷工艺，多用于古代书画作品复制)。“解放前，开封有个姓曹的收藏家，东西流入他手中，成为他的个人收藏。“文化大革命”时，曹家人怕被抄走，送到开博请求保存。“文化大革命”后清理文物时，曹家人就捐给了馆里。”徐伯勇说。 我读《十七帖》，意欲先疏通文字，于字里行间、内容语气里追摹“书圣”生命的悲欢。《十七帖》首帖是“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具，示复数字”。 这个千载留名的收信人郗司马，是王羲之妻之仲弟，也就是“书圣”的小舅子。这通帖没什么内容，简短得像便条。这种帖，《十七帖》里有多封。 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考证说，《十七帖》集刻中有十九帖都是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那他都写了些什么呢？ 王羲之向往巴蜀山川，对巴蜀山水、盐井、火井、秦汉遗迹、名人后代都十分关心，信中也都有提到，充分显示出他对“天府之国”的强烈关注。 如《蜀都帖》：“省足下别疏，具彼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岷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大意是“你信中所说的奇异山川，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都没有记述，那雄奇的山川，只有游览后才会意足。如能成行，我当告知，望请迎接，如迟误时机，那是度日如年。你镇守巴蜀，朝廷无调动之理，我真想与你一起登汶岭峨眉而还，那会是件不朽的盛事”。 他之所以对巴蜀情有独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欲广异闻”，另一方面和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关。中国早期道教派别五斗米道，是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后传子孙，他的孙子张鲁在巴蜀布道三十多年。巴蜀是道教乐土，自然成了王右军向往之地。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在山川景色的欣赏中，产生“得道升仙”的“移情”。王羲之既然是信徒，所以他向往巴蜀山水，既有文人雅士的浪漫，更有宗教信仰的深层原因。 在给周抚的信中，王羲之感谢周抚所送“胡桃”、“青李”、“来禽”等物，这些道教认为可“成仙得道”、“延年益寿”的药石，王羲之长期服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于59岁便与世长辞了。 他还曾写信给周抚，“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他希望70岁的周抚好好保养身体，对年近60岁的自己有所担心，但仍希望能去巴蜀游历，并与周抚相约，希望成就这段佳话。这一年，王羲之59岁，是其仙逝之年。因此有专家推断此帖可能为他的绝笔之作。 他最终未能实现入蜀的愿望，他的死，和其道教信仰有直接关系。他病重时不去求医问药，却求助于道教名师杜子恭。王氏家族中，多人信奉道教，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也因信道教断送了性命。 郭先生曾讲：“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的混合物。”他的道家思想，在《十七帖》中的多封家书中，生动地透露出来。 十七帖“野雉”原比家鸡狂 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变革的代表人物，他少年学书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需赘言。公元341年，朝廷让别人接替了王羲之江州(今九江市)刺史职务，将其召回建康(今南京市)，拟委以侍中或吏部尚书，王羲之推辞不就。之后闲居江州七年，潜心书艺。这是他书艺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其时，他对章草改制，创造了极具艺术性又易普及的今草书体。经他改制的今草，既流畅纵逸，又与章草的字字独立巧妙结合，书写起来迅速快捷，一气呵成。既快且美，很快“大行于世”，人们争相效仿。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庾翼推重正统章草，但他难以扭转时尚，连他的子孙也争相习学今草，庾翼因此怒斥：“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 “野雉”美于家鸡，美在自由灵动。王羲之今草美于章草，美在其韵高千古，其神韵如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洋溢着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又被称为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十七帖》被称为“逸少书中龙”，便是美之极即雄强之极之体现。 再读《十七帖》，如同旧时月色，出尘脱俗的气韵里，飘散的是1700多年前的场景，那不仅是一张历史的脸，也是晋代的魂。 再读《十七帖》，款款走出的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时代和一个裹挟着传奇迷雾的“书圣”，他四五岁便写一手好字，十九岁为世人器重，三十岁社会出现“王书热”。他一生执著于书艺，始终把持柔韧的执著，亦始终不忘深情的留白。他是“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自我深情”的魏晋精神的最好体现者。他是一口活泉，历代书家都从他那里解渴。其人其书，即便再过千载，依然“人间万事消磨尽，唯有清香如旧时”！ 专家点评 十七帖是王羲之的信札集刻、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书卷之一。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本题名《唐刻十七帖》，实为宋拓木刻本，计书札28通，107行，942字。卷末有 (“敕”的异体字)字，其下有“副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遂良无失”小楷五行，帖之首尾均有明藩王朱 “晋府书画之印”和“敬德堂图书印”。 此帖拓工精致，纸墨黝古，点画厚重，是现存数种宋刻拓本中最精者，较好体现出了王羲之书法的真韵，是历代草书之极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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