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终教育，在我的求学生涯与成长经历中，几乎为零。 在医院工作的那些年，从起初面对生死的悸动惶然，到后来的处之泰然，这中间，我并没有想太多。 直到我进入养老行业，回首看医院的工作经历，才发现，有多少临终患者在亲人、医疗、病痛的多层“折磨”下，痛苦离世。 65岁的张伯伯肝癌晚期，他深知时日不多，多次提出放弃治疗，回家休养。儿女都很“孝顺”，无一人同意。后来病情恶化，转入ICU。因呼吸困难行气管切开，借助呼吸机呼吸；因无法进食，一边鼻饲一边输营养液；因大小便失禁，插导尿管。此时，他再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 熬了个把月，张伯伯还是走了，再也回不了日思夜念的家了，带着深深的遗憾，开始了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像张伯伯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家”是很多患者的渴望。 家里有熟悉的饭菜香味，有与亲人一起走过的日子，有可以让人安心的环境。回家，可以让他们更安心地面对现状，更安详地与亲人告别，更坦然地走入下一站。
中国是崇尚“孝道”的国家，自古有“百善孝为先”，“香九龄能温席”。 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即使罹患不治之症，如张伯伯，主动要求放弃治疗，患者的伴侣与子女也会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不敢做出放弃“积极抢救”的决定，尤其是多子女家庭，唯恐这一决定给自己戴上“不孝之子”的帽子。或者是，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承载不起“放弃”带来的愧疚之情。 仔细想来，何为孝？ 是亲人去世时哭得最痛的那个吗？ 是亲人生病时出钱最多的那个吗？ 是在亲人灵前长跪不起的那个吗？ 肯定不是，这些只不过是形式。 哭得痛可能是真的难过，出钱多可能是真的心疼，长跪不起可能是真的悲伤。但，不一定是真的孝。 孝，一定是生前的陪伴，而不是死后的追悔。 孝，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事实上，临终时的“积极抢救”不仅让患者忍受着各种治疗带来的痛苦，而且家人面对治疗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也难免心生怨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日后家庭关系的处理埋下了隐患。
纾缓护理大陆称为临终关怀，台湾地区称为安宁疗护。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纾缓护理的定义是：为那些对治愈性治疗无反应的晚期患者提供积极和全面的照顾，以控制疼痛及有关症状为重点，并关注其心理、社交、及精神需求，目标在于提高和改善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一味延长他们痛苦下的生命。 2011年，一名叫Bronnie Wared的护士，因专门照顾那些临终患者，所以听到很多人临终前说出他们一生里最后悔的事。 她概括为五件： 1. 我希望当初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希望我过的生活。 2. 我希望当初我没有花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 3. 我希望当初我能有勇气表达我的感受。 4. 我希望当初我能和朋友保持联系。 5. 我希望当初我能让自己活得开心点。 患者已经没有机会去修复生命中的遗憾，也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临终患者内心的感受与悲哀。 如一位从事养老行业多年的前辈所言，“我们都没有老过，更没有在黄泉路边徘徊过，我们可以不懂，但一定要善待。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老去，会死去。”
国人常用“善终”或“好死”来形容一个人最终的圆满。那么，什么是好死（good death）？ 西方学者提供的调差报告对好死做出了六项总结： 1. 无痛苦； 2. 信息和过程公开（个人知晓的、对外部公开的）； 3. 死在家中和有亲人的陪伴； 4. 感觉圆满，没有遗憾，原谅别人并被别人原谅； 5. 认识到死是不可避免的，是生命的一部分； 6. 个人意愿得到充分尊重。 尽管东西方文化不同，但对“善终”或“好死”的愿望与理解是一致的。即全世界人民都把从容、无痛苦、有尊严地离世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视作命运的慷慨犒劳。 我们公寓里有一位爷爷，今年86岁了。尽管耳聪目明，却已将“后事”准备的妥妥当当。他说，遗嘱已立，第一条就是，无自主行为能力时放弃抢救。不想子女为难，也不想自己失去尊严。 面对亲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最好的礼物是陪伴。 听觉是临终患者最后消失的感觉，在陪伴过程中，可以握着Ta的手，温和地清晰地表达对Ta的感激、祝福、安慰或者愧疚。让Ta“优雅地和这个世界告别，有尊严地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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