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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打算用兵于齐。越王勾践率其臣民前来朝贺，大送礼品，上自吴王，下至有一官半职的列士，均有馈赠。搞得吴国君臣皆大欢喜，只有伍子胥很害怕，他说：“越王这是在豢养吴国啊！”伍子胥所用“豢养”一词大有深意，它既说明越王不尊重吴国，有意识麻痹吴国，所以才把吴国当牲畜来豢养，又说明吴国既然能自处于被豢养地位而不觉，也必将像牲畜一样被宰杀而不察。于是，伍子胥苦谏夫差：“越国对于我们来说，是腹心之疾啊。越国与我们同处一块地盘，而对我们有所企图，它现在表面上服顺我们，只是为了实现它的企图，我们不如早点动手，防患于未然。现在我们忙于攻打齐国，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战胜，千里迢迢的，也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吴越的关系明摆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我们该下决心了。医者治病，不会给病留下余地；《盘庚之诰》也强调除恶务尽，由此造就了商朝的兴盛。现在大王您反其道而行之，想要强盛，只怕是太难了！”忠言逆耳，夫差不听。 （夫差被西施所迷惑） 接着伍子胥利用出使齐国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交托给了齐国的鲍氏，后来伍家的这一支系发展为王孙氏。伍子胥这样做，显然是对吴王已经失去信任和信心，他很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且可能预料到了自己的人生结局，所以留下后路。 伍子胥完成使命回到吴国，吴王夫差已知悉他在齐国的言行，遂以此为借口，赐属镂剑让伍子胥自裁。伍子胥没有感到特别意外，挥剑而起时，他交代：“在我的墓地种些楸树，当楸树成材时吴国也许就灭亡了。不出三年，吴国将开始削弱，物极必反，天之道啊！”说罢，剑锋挥过，一蓬热血，伍子胥自裁而死。 伍子胥死后十一年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夫差羞愤难当，自缢。 伍子胥的死，是忠臣良将的死，伍子胥的死，是邪恶吞噬正义的死，所以激起后人无限的悲悼、义愤、哀伤，歌之咏之者多不胜数，连民间也有很多传说故事流布不息。这些舆论，把伍子胥渲染得几近完美，其人格毫无瑕疵。这里我们追溯舆论的源头《左传》，还原伍子胥作为一个“人”的真实。 这真实里至少多了两点：第一，伍子胥在尽忠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找后路；第二，伍子胥有其不得不死的必然，虽然很冤，但不能全然归因为夫差的“疑”和伯嚭的“谗”。第一点不多说，左氏有明文，我们且讨论一下第二点。 为什么说伍子胥不得不死呢？ 首先，他犯了帝王之忌。伍子胥是吴王阖庐的旧臣，他帮助阖庐夺位，又帮助阖庐破楚称霸，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夫差继位、破越之后，开始陶醉在帝王的权欲里，自然就嫌这些先王旧臣碍手碍脚，但伍子胥却不明白夫差的心理，依然像对待阖庐那样耳提面命，甚至还可能还有点老气横秋，仗着劳苦功高摆点谱儿。侵犯帝王权威，摆出一腔孤忠的架势，是极其犯忌的事情，遇上贤君胸怀宽广，还可容纳，遇上夫差这样死要面子的强权人物，自然凶多吉少。你想，帝王权威不容侵犯，却总有一个老头子时不时跳出来指手画脚一番，这老头子功劳大、资历深、威望高，弄得夫差心里不爽又得憋住，怎么会开心！恐怕是早就恨得牙痒，只愁抓不到机会。现在好了，伍子胥动摇军心在前，安置自己儿子在后（而且还安置在吴国正要攻打的齐国），杀他的时机终于到了。 其次，伍子胥与夫差政见相左。夫差权力欲大，十分好兵。继位的早年，他以越国为主要打击目标，越国降服后，他转而要征服齐、鲁、陈、蔡、宋、卫这些国家，以至于连年用兵，颇有点军国主义的样子——他就是想将国内日益加深的矛盾转移到对外用兵上，走的是一条借外部战争和掠夺来巩固政权的路子。左氏载有三件小事，一件是在哀公七年，说吴国与鲁国会盟，夫差派人很无理地要求鲁国送上“百牢（牛羊豕各一头，为一牢）”的享礼，如果不照办，就可能诉诸武力。另一件是在哀公九年，说吴国为了行舟方便，开挖邗沟，沟通江、淮。还有一件是哀公十二年，卫国人把吴国比作疯狗，喜欢乱咬人。对邻国无礼，用民力不恤，只一味穷兵黩武。夫差奉行这样的治国方略，自然不会去打一只死老虎，所以他放过了越王勾践，与其彻底消灭越国，不如留下个听话的勾践让自己快活快活。伍子胥则相反，他认为内部和周边的稳定才最重要，“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主张彻底消灭越国，注重国内稳定和民生幸福，然后再谋求称霸中原。双方的主张水火不容，且对立越来越尖锐，最终促使吴王夫差下决心杀掉伍子胥。 再次，伍子胥功劳大威信高，不仅在国内与夫差唱反调，还主动结交外国权臣，在夫差看来，他是个很不安定的因素，还是及早清除为妙。 这就是伍子胥的不得不死之处。伍子胥被杀，是在吴国最鼎盛的时期，越国降服了，楚国削弱了，齐国战败了，鲁、陈、蔡等归顺了，不可一世的夫差似乎觉得没有谁可以困扰自己，没有什么事可以难为自己，伍子胥的智慧用不上了，而他的多嘴多舌只能令人生厌，因此，也就该送他上路了。等到十年后，夫差穷途末路时，他也许会再次想起伍子胥，可惜只能相随于地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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