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踏莎行》是秦观的代表作之一，名气很大，为它作评论的人不少，苏东坡和王国维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二人对此词都抱有一种激赏的心理，而问题在于，他们所欣赏的“点”却完全不同，王国维欣赏的是“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悲壮萧索、凄凉落寞（王氏自言“凄厉”），苏东坡欣赏的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婉转柔肠、低回无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惠洪《冷斋夜话》：“少游到郴州，作长短句。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朱光潜赞同王国维的看法，同时他还在王氏的观点之外，又另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胜于“郴江幸自绕郴山”，尤在前者能以情御才而才不露。后者虽亦具深情，究不免有露才之玷。（朱光潜的话见于其著作《诗的显与隐》一书中）显然，朱光潜在这里运用的是诗的“显与隐”的分析方法。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诗的最大目的在抒情不在逞才。诗以抒情为主，情寓于象，宜于恰到好处为止。情不足而济之以才，才多露一分便是情多假一分。做诗与其失之才胜于情，不如失之情胜于才。情胜于才的仍不失其为诗人之诗，才胜于情的往往流于雄辩。穆勒说：’诗和雄辩都是情感的流露而有分别。雄辩是让人听到的’。”（言下之意，雄辩代表了诗的显，即露才）
笔者以为朱光潜先生的话恐怕是有些问题的，当然，诗以抒情为主这一点我们毋庸多论。至于他所说的诗的目的在抒情，笔者以为也没有问题，但笔者在此处要论证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抒情和逞才的关系。我们应当知道，大多数的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其目的确实本来只是为抒情，但不能否定的是，也确有为数不少的作品则纯是逞才之作，比如很多宫廷应制词便是如此。也不乏有些诗人完全是为了显示个人之“才”，闭门造成、向壁虚构，这也是都是客观存在的，朱光潜先生的说法自然也有其客观的一面。但笔者在这里所论证的抒情和逞才二者的关系，首先是要剔除掉这一类诗人这一类作品的，这是论证之前的一个必要过程。
笔者以为，抒情是写诗之目的不假，逞才则是写诗作词的一个副产品，逞才原是为抒情服务的，抒情的目的之一也是逞才。试问，诗歌难道都要简单明了、言语浅薄才算好诗吗？答案恐怕不言自明吧。朱光潜先生说“才多露一分便是情多假一分”，笔者实难明白，任何诗人作诗（即在抒情的过程中），逞才都是难免的（这也是诗人作为文人的天性之一），要不然一概平平淡淡、懵懵懂懂，恐怕也无甚情境意蕴可言吧。笔者以为，雄辩并无不妥，相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诗人写诗终究还是希望能与读者引起思想共鸣，而共鸣得引起靠的是情感的共同体验，之所以雄辩，也不过是想让读者能够更加关注于诗作本身。因此，笔者以为，情与才并不冲突矛盾，反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情通过才得以表现，才通过情得以表达，重视情的表达本身没有问题，但忽视才的作用，也难免以偏概全。
就拿《踏莎行》而言，“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朱光潜先生以为是以情御才而才不露，笔者以为，前半句没问题，后半句才不露则大有问题。笔者以为此处词人的才不但露了，而且是大露特露。这两句词中，词人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萧索凄凉、孤寂落寞的外界环境，而此外界环境归根结底是词人内心世界的反照，这正是逞才的最大表现。另外，这两句读起来，也似乎不那么“雄辩”，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再看“郴江幸自绕郴山”二句，按朱光潜先生的说法是其有露才之玷，实事求是的讲，这二句确实有那么几分“雄辩”之气，但仅仅据此就认定露才是有问题的，恐怕还有待商榷。这两句词是词人直抒胸臆，感情的真挚流露，按照朱先生的理论，是“显”，显则不好，这是他的理论。笔者则以为，这无非还是以情御才，是词人的自然之笔，如同画龙点睛一般，本来无心却被有心人牢记，正是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啊！
总而言之，笔者还是那句话，情与才并不冲突，它们之间始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还望有心者切勿心有所累。
当然，朱光潜的说法终究还是一家之言。除此之外，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笔者将在下文中逐一予以介绍，先来看唐圭璋是怎么说的。唐圭璋以为王国维独欣赏“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在于其过执境界之说，而将情韵忽视了。同时他又认为苏东坡欣赏“郴江幸自绕郴山”二句，正是东坡以境界情韵并重。唐圭璋说：“前人所谓缠绵悱恻，在合于温柔敦厚之旨，皆就情韵言之；苟忽视情韵，其何以能令人百读不厌？”
唐圭璋先生的话，笔者颇以为然。就“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而言，我们已经多次提及，这两句是通过对外界客观环境的描写，来反衬词人的内心世界，总不过是那一类孤独寂寞的感受，需要注意的是，王氏在此处确实有过执境界的意思。再看“郴江幸自绕郴山”二句，作为结尾两句，这两句所要表达的内涵恐怕要远大于前面“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这两句是总括，是升华，前面两句未免要狭隘的多了。而且就情韵来讲，后两句的情韵也要远远高于前两句。唐圭璋先生的看法自然又是一家之言了。
刘逸生《宋词小札》试图为苏轼翻案。他以为，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二句是打比方。秦观比喻自己原是一员小京官，在京都安分守己地干下去就行了，为什么偏要卷进政治漩涡里去，落得这种可怜的下场呢？苏轼是领会这个意思的，所以有意把这两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而王国维认为苏轼欣赏此二语为“皮相”，那还是未真正领会秦少游心中的惨痛的。（原文见《宋词小札》）很显然，刘逸生的看法是认为秦、苏二人的感情是互通的，苏轼之所以看重“郴江幸自绕郴山”二句，正是因为他与秦观有共同的类似经历，所以产生了共通的思想体验。
除刘逸生之外，叶嘉莹也在《论秦观词》中谈到这一情况，她说：“苏轼之欣赏此两句词，则很可能是因为苏轼也是一个亲自经历了远贬迁谪的人，所以尽管此二句词写得隐曲而且无理，苏轼读之却自然引起了一种直觉的感动。”说白了，还是共同的生活经历产生了共通的思想体验罢了，也无需笔者赘述。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叶嘉莹女士提出来的，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对“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她又借俞平伯评《人间词话》的说法为王氏做回护。她认为，王氏用“凄厉”这样的形容词来做说明的方式过于简单抽象，这种批评方式虽有其独到洞彻之处，却可惜除了能唤起修养感受与评者相近之人的一种共鸣的欣喜之外，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则实在常不免有模糊含混莫测高深之感。这样的看法本身并无不妥，但难免实之于圆滑狡狯，亦无甚道理可言，论点既无甚道理，自然也无需细论了。
综上四种说法，有赞同王氏的，有反对王氏的，反对王氏的为多数，赞同王氏的为少数，笔者也反对王氏的说法。究其原因，还是唐圭璋先生总结的那一条，词是情韵与情境二者并重，王氏的问题在于过执情境而忽视了情韵。至于其它几种说法，当然也都是一家之言，姑且志而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