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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

 dongxin图书馆 2017-02-18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黄永玉先生有过一些通信往来。他在一封给我的回信中,曾慨叹,自己写信极少,同时也觉得没有几个人是可以写信的。
戏剧家曹禺是黄永玉先生难得的几个可以写信的师友之一。
黄先生给曹禺的一封信,曾经引起文艺界许多朋友的好评。
这封信是想“敲打”他尊敬的曹先生的。
2010年9月,在纪念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南方一家报纸采访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先生,梁先生说,《雷雨》是曹禺二十三岁时的作品,那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雷雨》首先在天津上演,引起巨大轰动。文艺评论家李健吾说《雷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是一个有伟大性质的长剧。自《雷雨》之后的十年间,曹先生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几个可以传世的剧本。但是,在后来的大半生中,五十多年中曹先生只写了《明朗的天》和《胆剑篇》加上只写了一半的《王昭君》,一共仅两部半。现在人们已很难得再提起这些剧本了。它们从艺术界的视野中好像也消失了。但《雷雨》《日出》《原野》等却常演常新。而且也不断地被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
对曹禺的创造力的失去,黄永玉先生深有所思。
黄永玉在闲谈和文章中,一直称赞一些外国艺术家一生中都拥有的旺盛的创造力。毕加索和罗丹是他经常提到的两个人。
毕加索,一生创作不休,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时,还画出了许多传世佳作。
罗丹在他的前半生已攀上了欧洲的艺术顶峰,在后半生的三十七年中,仍然不倦地为取材于但丁《神曲》中的与当时的建筑紧密结合的巨大“艺术工程”呕心沥血,直到逝世。
黄永玉本人也是一个创造力极为蓬勃旺盛的画家,在他的六十岁以后,不断地画画,每天都要工作,多次在北京、广州、长沙、香港等地举办新作展。九十年代,他已是七十来岁的人了,他还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写作。他现在八十多了,还在不断地画着。他每天七点起床,然后洗潄,上厕所,然后吃早点,然后看一会电视,于是就开始画画。十二点吃午餐,又接着画。到下午六点休息,吃晚餐。晚上看电视,看影碟,睡觉前看一会儿书。他就这样让自己“累”着。
黄永玉先生有一位美国剧作家朋友——阿瑟·密勒,黄先生到美国访问时,曾去他家小住。密勒什么事都强调要自己动手。他们家的桌子、椅子都是他自己用木头做的。有时,他带着黄先生夫妇,带着锯子、斧子,到森林
里去砍木头,然后自己开着拖拉机把木头和黄先生夫妇一起拉回来。这位年长于黄永玉的剧作家也是创造力惊人。黄先生曾去剧场看过他排戏,那个一丝不苟的劲也是很为感人的。
对照着密勒与曹禺,黄先生忍不住给曹禺写了一封长信。
他是在接到曹禺的一封信后写下的,他称曹禺为“家宝公”,开始是说给他的来信收到,,接着是报告自己这一个时期的行踪。然后是说附上一首自己应诗刊社约稿写的一首诗。再下面就是: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纳·萧,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拍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1983年,密勒应邀为北京人艺排演《推俏员之死》,专程来北京,曾经去过曹禺的家。后来出版的《阿瑟·密勒手记》有这样的记录:
我们今天到曹禺的住处吃午饭。曹禺总是热情洋溢,好像总要惊叹、过度赞扬某件事物。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收藏的画册,里面是装裱的信纸,即使我这样的外行也能看出来,那上面的书法十分漂亮。这是他的老友,大画家黄永玉的来信,曹禺为我们逐字逐句地念:“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他对我和英奇、英若诚和吴世良,以及他的两个小女儿读着这些尖锐无情的批评,神情激动。这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我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英若诚坐在他的另一侧,翻译出每一页横排的龙飞凤舞的八行字。每一行,都在宣判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死亡。热情的问候之后,紧跟着对已逝才华的惋惜。我一时觉得这是个笑话,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在最后一秒钟把残酷转为优雅的嘲讽,变成鼓励的假设。这封信很长,曹禺感激而恭敬地把它装裱、收藏起来,又把它读给大家听,他这样做时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
从1949年7月当选为文代会的主席团成员后,曹禺,一直做着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执行主席等职。
他为人太好,对上好,对下也好。事无巨细,都要出面办理。他很在乎上面下面对他的印象。客观地说,他也多次有过写作计划,也下去深入过生活,收集素材,一次次动笔,甚至到晚年,都有过写东西的念头,但是他找不回当年的激情了。也许他是如黄永玉说的那样是“为权位所误”,也许是别的原因。因为还有一些老作家也有过各种想法,也未能写出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作品。
在今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之后,这事儿也得好好想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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