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印度战略之英联邦内幕

   


   

    印度独立之后，在美苏冷战争霸的格局下，左右逢源。其留在英联邦，企图依靠英联邦的力量制衡美苏。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之初，正是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战时联盟无可挽回地陷入崩溃的时期，欧洲被划分为相互对抗的两大集团，东欧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西欧却受到美国的左右，冷战愈演愈烈。西方将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看作是对苏联显耀战略实力和发出警告。中国革命正在走向胜利，这将在根本上改变亚洲的政治版图，使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对此感到极为恼火。不久以后，冷战终于在朝鲜演成真正的战争。尼赫鲁 1946 年 9 月参加印度过渡政府时，就明确表示独立的印度将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执行一种与她自身的民族利益相符的独立外交政策。不足为怪，这一目标在独立之前谈不上多少精确性和具体性，它主要是一些朦胧模糊甚至想当然的主观愿望，譬如谋求亚洲各国间的紧密联系，组成亚洲联盟。尼赫鲁说，印度能在从大洋洲、亚洲到东非的广阔区域内发挥积极作用；印度作为一个最先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将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结盟和积极发挥影响的立场。不过要将这一切认识付诸实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承认，印度对世界事务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继续，同时又是反其道而行之，此外再加上对世界各国的普遍善意”。一个新兴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制订出来，但尼赫鲁头脑中的总体方针是明确的，他希望用积极严肃的思考代替笼统含糊的认识，一步步着手制订印度的外交大计。

    战后的世界并非风平浪静。印度拥有经济和外交的巨大潜力，但国家的综合国力尚弱，若要想在一个已被冷战搅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上发挥影响而又不致招来怨恨不满，确实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的决策者们尽管手上掌握着核武器，但仍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的苏联则怀疑每一个与他们的意见不完全相同的国家，新独立的印度自然不在受信任之列。尼赫鲁利用一切场合呼吁消除世界的紧张和猜疑，冷战对立的两方话听起来都不甚顺耳。他们在联合国讨论克什米尔问题时故意与印度为难，借此表达对尼赫鲁政府的不满。美国的表现尤为明显。尼赫鲁忿怒地抱怨说：“美国人在外交政策上如此天真，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成功靠的只是金钱和武力，而不是他们的智慧或任何其他本事。”苏联指责印度的中立政策，不断暗示印度应打定主意，不要在集团对抗之外骑墙观望。尼赫鲁虽有克什米尔问题的压力，但不愿根据大国的意愿修改他的既定方针。他并不是要自命不凡地标榜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则，或是不计任何代价地实施在伦理上无懈可击的外交政策，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这种后来被称为“不结盟”的政策对印度的实际好处，以实用主义的标准评价它的功效，认为它稳固地置根于当时世界的现状。虽然他后来经常阐释不结盟的道义依据，并借此出尽风头而使其他国家自惭形秽，然而他从未忘记这一立场的具体适用性。在他看来，置身集团对抗之外基本上不是一种行为准则，而是需用效果来检验的一种手段。“孤注一掷不是明智的政策。纯粹用机会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只要你愿意，一种坦率的、诚实的、独立的政策是最好不过的。” 从安全因素考虑，独立初的几年中，尼赫鲁看不出有何理由放弃等距离外交转而与大国结盟。当时印度的安全未受到任何直接的威胁，因而有条件从长计议，在不结盟的框架下建立自身的工业和国防，完全不必靠卷入冷战来寻求直接支持。另一方面，他坚信集团对抗只会带给世界灾难，印度的介入只能助纣为虐。他说：“世界大国相互间的行为实在令我震惊，与我们信奉的原则相去甚远，他们的言辞和行径简直粗暴得难以置信。我并不认为会爆发大范围战争，但只要掌管世界命运的大国始终这样我行我素，不幸的世界就决不可能安宁。” 印苏关系在独立后一段时间中并不友好。苏联起初并不喜欢尼赫鲁政权，一味指责印度新政府的一切政策，指示印度共产党在国内某些地区搞暴动。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糟，尼赫鲁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我们在许多领域需要俄国的友谊和合作，但是我们是一个敏感的民族，我们对咒骂和贬损的反应强烈。俄国的政策基调仿佛还是：印度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它依旧是英国人的走狗。这当然是十足的胡说八道。如果一项政策的依据都如此糊涂，那政策本身必定大谬不然。”本来值得努力去消除猜忌和误会，但印度做得并不好，尼赫鲁的妹妹、印度驻苏大使潘迪特夫人与苏联政府的官员们交往不多，关系冷淡。 1948年9月，苏联的态度曾有改变的迹象。苏联大使对尼赫鲁内阁的一位部长说，苏联政府愿意帮助印度，尤其是处理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的问题。但结果没有兑现，显然是因印度的反应使苏联不快。印度仅保证对任一方都不怀敌意，在大国争端中保持中立，但苏联不能满意这一答复。尼赫鲁除此以外也不愿走得更远。苏联不信任他也并非全无道理，很明显，印度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中立对西方国家更有利。尼赫鲁本人对此也是心中有数，他多次向英美等国发出信号：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印度绝不可能与苏联站在同一个营垒。在英联邦国家首脑会上，他虽然批评美国在经济领域内的扩张政策，但宣称亚洲国家决不赞成苏联的扩张主义，建议多关注苏联政策的这一特征，而不必去批判作为经济学说或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此看来，尼赫鲁的中立和不结盟有一定的假设成分，他实际上倾向于西方，只不过这与苏联的不宽容态度有很大关系。尼赫鲁总希望他的中立和超脱能得到大国的理解和欣赏，但斯大林当时的确未看出他的良苦用心，正如不久后杜勒斯也不得要领一样，结果这两次都使印度的不结盟饱受冷遇。印度作出的亲西方的反应又招来苏联方面更激烈的批评，两国的不和不断加深。这成了尼赫鲁决定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内的重要背景因素。

   从独立那天起，尼赫鲁就开始精心营造他头脑中早已成形的主权共和国的构架，根据正在制订的新宪法，印度成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共和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多年以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印度完全与英国断绝关系，给印度和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独立的实现使情况出现微妙的变化，英国人主动撤出印度的作法和战后扑朔迷离的世界形势要求他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考虑问题。留在英联邦内，这曾是无可思议和不可能的选择，但它对新印度的好处并非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印度脱离英联邦可谓正中真纳的下怀，因为这样就能使英联邦在印巴冲突中无保留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蒙巴顿和梅农都劝尼赫鲁考虑到印度在军事上的脆弱和经济的依赖性，不要轻易脱离英联邦，以免使它变成反印度的国家集团。他们认为，英联邦并不能限制印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反可以促进稳定与和平，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确保印英关系继续发展。尼赫鲁赞同他们的观点，打算尽量抛弃历史成见，建设性地探求印度与英联邦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即使这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印度的猜忌和偏见对尼赫鲁的决心不无影响。尼赫鲁认识到，继续保持与英联邦的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对印度是有利甚至确有必要的，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某种形势的压力”。他情感上与英国难以割舍是事实，但这对他的政策的影响很淡。他与许多人看法不同，从不把英联邦看成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实体，或是让英国突出其领导地位的场所，英联邦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各国相互交流意见的联合会。以贾亚普拉卡西·纳拉扬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告诫尼赫鲁说：继续留在英联邦将表明印度缺少自信，有与某一强权集团结盟之嫌。尼赫鲁答道：印度保留英联邦的成员资格可以保证至少在数年内得到实际利益，付出的代价却很小。何况这种联系对印度不存在约束，印度只要认为必要可在任何时候脱离英联邦。与大国的微妙关系是他的重要论据。这些年中，苏联对印度保持冷淡和疏远，尼赫鲁与印共的冲突又增添了印苏之间改善关系的障碍，因此印度能做的只是尽量摆出友好姿态伺机发展关系。印度急需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致力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尼赫鲁希望设法避免在双边关系上过分依赖美国。联合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的态度，印度对它似乎不宜寄予厚望。相比之下，英联邦却为印度提供了一个既可维护国家的稳定、又不致被美国拉得太紧的国际组织。尼赫鲁的态度得到英国的赞扬和感激，当时连美国的外交官也怀疑英国在印度面前拆美国的台，美首任驻印大使写信对美国务院说：“蒙巴顿不止一次地提醒尼赫鲁要谨防美元帝国主义。英国人对我们在印度的强大影响和他们自己的脆弱地位很不以为然。”作出最后决定的责任主要在尼赫鲁。他这时尚不清楚印度能以什么条件保留在英联邦的位置，所以只能让形势的发展顺其自然。  

    英首相艾德礼在1948年3月曾私下向尼赫鲁提出这一问题，建议印度留在英联邦并答应继续效忠英王。艾德礼解释说，印度本身缺少共和制传统，共和思想基本上是从西方输入的，因此只要国家元首根据宪法不享有超出比总督更大的权限，就会引出任何政治方面的麻烦。何况国家元首由一位超越党派政治纷争的人士担任会带来诸多优越性。再者，留在英联邦有助于印度加强与巴基斯坦、锡兰和马来亚等邻国的关系，促进印度的统一和地区安全。蒙巴顿也向尼赫鲁提议将印度新宪法中的“共和”一词换成“联邦”。他的建议既不实际又无意义，因为就算尼赫鲁同意，宪法的共和性质在整体结构中也不会有所改变。尼赫鲁对印度的英联邦成员资格的问题一直不表明态度，他清楚，印度的公众舆论明显赞成脱离，他不可能随随便便使国内舆论转向，何况他的心理也十分矛盾。殖民主义统治给印度人心灵上投下的阴影毕竟太深，英联邦也太容易使人们联想起过去的屈辱，印度肯定不能再当自治领，她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印度一旦成为共和国，是否还能与英国保持一种比一般的国家关系更密切的联系。尼赫鲁和不少印度领导人都认为发展友谊比确立正式关系更重要，用他本人的话说，发展印英关系的动力主要是因于英国政策的改变，特别是蒙巴顿夫妇的努力使印度人淡化了英国统治那段沉重的历史。但英国在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等问题上的不友好态度又使印度人讨厌与它保持密切的关系。

    1948年10月尼赫鲁去伦敦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当时海德拉巴已并入印度，与英国的关系少了一个障碍。艾德礼、克里浦斯等英国工党政府领导人表现得非常友好豁达，承认印度作为亚洲大国的实力。尼赫鲁与巴基斯坦总理在伦敦的会谈尽管毫无收获，但他没有理由责怪英国政府。因此当艾德礼再次催促考虑印度与英联邦的未来关系时，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印度将成为主权共和国，但可制订单独的条例以界定印度在英联邦中的成员资格。要采纳这种做法，就等于将在根本上改变英联邦的性质，变化包括：不以立法形式标明“英王作为英联邦的第一公民是荣誉之源”，仅需共同认可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安排；英联邦国家在英国的一切法律和条约中不能被视作外国，这些国家的国民也不能被视为外国人；新订商约必须规定英联邦成员国在“最惠国”条款中处于特殊优先地位。尼赫鲁对艾德礼说：“我的建议表达了我们继续保持与英联邦的关系的诚挚愿望，目前来看是务实和恰当的。毫无疑问，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它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尼赫鲁在他的法律顾问与英方的法律专家进行充分讨论后起草了正式提案，但艾德礼这时觉得他的提案从法律角度看依据不足，遂提议全体英联邦成员国再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宣布它们希望继续与英联邦维持一种特殊的联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也极力主张尼赫鲁看重这些国家的感情因素，同意由英王作为英联邦国家的象征并拥有指派大使的权力。即使就英王是英联邦国家的荣誉之源这一观念，尼赫鲁也不能担保印度能欣然接受。他希望在立法上避免这类提法。当时有人提出，承认英王是整个英联邦的元首，但印度可不对其承担效忠的义务。也就是说印度不得不在宪法中放弃”完全主权”的提法，为英王的名誉地位留出某种余地。尼赫鲁仍然认为不可接受。实际上，让印度或其总统居从属地位的任何感觉都会招来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对。即使在不具实质意义的形式上，他和他的人民都对国家主权的减弱或受损极为敏感，这对一个刚获得独立自由的新兴国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给党内同事的信中写道：“真正的要点在于，英国人与我们的人民在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英国人以法律或情感为理由而强调的重点遭到我们的反对。大多数人民只准备接受共同国民观点，以及宣布我们属于英联邦。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就会有困难。我们的人民需要完全表明他们正在创出一个崭新的开端，并且就像宪法本身宣布的那样，主权属于人民，而不以任何形式属于其他人。” 这样，当艾德礼及澳、加等国领导人要求专门强调英王在英联邦中的作用时，尼赫鲁却不愿提到英王。梅农急于保持印度与英联邦的关系，这点上他与英国政界人士有共同语言，他提出一项折衷意见：印度不表态承认英王对印度的权力，但英王能如过去一样继续担任包括印度在内的英联邦国家的元首。尼赫鲁同意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英王的权力。印度将不提“英王是荣誉之源”的字眼，并特别声明英联邦并不是超国家组织，而是一个自由、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印度接受英联邦共同国民的概念；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包括共和国总统，将充分行使自己的主权。但这时尼赫鲁又一次流露出怀疑和担心：针对英国在其他事情上的所作所为，印度人民会同意自己的国家继续留在英联邦内吗？毕竟，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公开支持巴基斯坦，英国人帮助巴基斯坦策划在克什米尔的武装进攻，英国政府还支持荷兰镇压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起义。他致信英国外相：“我很苦恼事情出现麻烦，它妨碍了我所盼望的印度与英国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我觉得英国在印度、亚洲和克什米尔的政策并不得体，我真不懂为何于此，因为我认为英国对印度采用这种政策对自己并无益处。印度目前非常重要，将来还会更加重要。”艾德礼以他惯用的干巴巴的口气反驳尼赫鲁的抱怨，这让尼赫鲁很不愉快，他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对印度的不友好态度完全说不上公正或平等，它显然出于其他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他想让英国人知道，英国仅结束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并不能使印度的民意充分满意，而他们骨子里对印度怀有的偏见只会激起印度人更强烈的对立情绪。尼赫鲁完全理解印度的强烈反应，但他并不想以情绪作为对外政策的依据。他促成国大党年会发表声明，欢迎各独立国家“自由地加入英联邦”。同时他坚决表示，印度决不会比他在伦敦时答应的条件走得更远。他反对将印度与英联邦的关系看成纯粹的法律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英方纠缠、拘泥其法律依据感到十分诧异。在他看来，只要双方愿意，即使不设一位总督，一个共和国仍能与英联邦之间方便地处理关系。艾德礼与加、澳等自治领的总理们坚持确认英王在英联邦的地位至关重要，他们提议，可考虑印度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加入英联邦。丘吉尔的想像力甚至更丰富，他从罗马史中找出了共和国加入联邦的先例，不过他似乎觉得应由英国国王兼任印度总统。艾德礼也专门给尼赫鲁来了一封信，大谈英王本人及王室的美德，声称只有英王才真正象征着英联邦的大家庭性质：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某种普遍的、超越一切的信念和族类。”为了说服尼赫鲁接受，他甚至提议可从印度古典时代的称谓中为英王寻找一个头衔，从而保留英王在印度宪法中的位置。尼赫鲁却认为他的思维方式过于天真。尼赫鲁感到继续这类幼稚的探讨毫无意义。英国官员访印时又提出一项建议：印度承认英王是英联邦组织的象征，接受其担任这一组织的“元首” 或“保护人”。尼赫鲁坚决反对英王向总统授权的观点，但对其他建议不置可否。问题明摆着，解决方案必须既能为英王在英联邦国家关系中找到一个位置，同时又不能在印度宪法中考虑英王的存在。尼赫鲁礼貌地告诉艾德礼：在制宪的最后阶段修改宪法的任何做法都会引起人心不稳。对于承认英王是英联邦元首的问题，印度内阁和国大党，核心机构答应讨论。尼赫鲁本人不喜欢“英联邦元首”的提法，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英联邦是一个超国家组织。 他认为称英王为“英联邦成员国自由联合体的象征”更合适。他也愿意在加入英联邦的实际利益方面再讨价还价，继续提出印度享受共同国民的问题。但其他人对此却没有太大兴趣。

     英联邦特别首脑会议 1949年4月末在伦敦举行。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他的三点方案：印度享有英联邦国民权，印度保留其成员国地位，印度承认英王为英联邦国家自由联合体的象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自治领国家总理强调不能接受修改向英王效忠的章程，尼赫鲁却不同意印度在英联邦中地位低于其他国家的方案。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一向为尼赫鲁所反感，但南非总理在这次会上反显得开明，他附和尼赫鲁说，随着每个成员国的民族意识增强，共同向英王效忠的程度普遍减弱是自然的。他与尼赫鲁都认为，英国王室在其人口并非全是英国血统居民的英联邦中不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因素，只有相同的意识、相同的生活方式和相同的利益，才能给新的英联邦带来活力和凝聚力，因此改革英联郊势在必行而且有益无害。会议授权艾德礼、克里浦斯和尼赫鲁三人共同起草一项关于印度保留其英联邦成员资格的宣言。共同国民的观念本可对印英关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但英国没有采纳印度提出的这一革新性建议，只答应以备忘录形式列出留待将来考虑。大家的注意力仍集中于英王的地位上，看似文字游戏的内容成了争论的焦点。最后在尼赫鲁的坚持下，“英联邦元首及自由联合体的象征”改成“作为自由联合体的英联邦的元首”。本来决定发布两个宣言，一个重新肯定其他成员国的效忠，另一个界定印度与英联邦的关系性质，但后来又将两个宣言合一，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指明印度的特殊地位，印度接受“英王是独立成员国的自由联合体的象征，因而也就是英联邦元首”的提法。即使如此，尼赫鲁依然觉得“英联邦元首”这个词扎眼，但并不坚持非改不可。况且南非等成员国已经申明，这一头衔并不等于英王可凭借元首的资格取代各国宪法的功能。宣言还明确宣布：全体成员国一律自由平等，不在政策上结盟，而是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追求和平、自由与进步。原稿讲到“和平、安全与进步”，但尼赫鲁将“安全”改为“自由”，因为他认为无论是印度还是另一个英联邦国家都不能要求其他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支持它。某些领导人问他：“合作”在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加拿大总理皮尔逊回忆说：“尼赫鲁无法避开问题，但他给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除了建设性与和平的目的之外，不可能还有任何其他合作，通过这种形式建立一个英联邦军事防务集团并指望遏制共产主义是难以设想的。我很少听到比这更犀利的言辞。尼赫鲁的确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回国后，尼赫鲁在对印度国民的广播讲话中为印度留在英联邦的决定辩护，他的诚恳和雄辩很能打动人心：“我自然关注印度的利益，这是我的首要义务。我总想从更广泛的世界事务的角度来考虑这一义务，这是我们的导师过去教会我们的一课。他也告诫我们，要依循和平的方式，与其他人友好相处，永远维护印度的自由和尊严。”他发现疑虑、恐惧和仇视正遮住了世人的视线，人们习惯用冲突和冷战的思维定式考虑问题，因此他急切欢迎每一项可能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措施。他坚信，印度与英国之间的历史恩怨以一种友好方式解决只会是一个好兆头，对两国都有好处。当今世界存在如此之多的破坏性因素，用尼赫鲁的话说，“我们不愿再去加剧进一步的破坏分裂。任何有助于愈合旧伤和增进合作的机会都应珍惜。”但他明确声明，英帝国的“邪恶成分”必须摧毁，一切事务都必须有助于各成员国的发展进步。他还补充道：“最好是使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这样对全世界有利，而不是给它带来破坏和灾难。”

    共同签署的《伦敦宣言》在印度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招来不少猛烈的批评。其中包括左右两翼。国大党左翼人士和印共引用尼赫鲁过去反对自治领地位的讲话，指责他言行不一，出尔反尔，“粗暴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右翼也想方设法找他的茬儿。巴特尔埋怨说，与英联邦的联系必将不可避免地为印度外交政策带来某种消极影响。巴特尔的态度增强了印度国内批评的烈度。当时正巧一位印度工会领袖在马来亚因非法持枪被处重刑，这使印度原以为英联邦成员国之间更容易关照相互之间侨民的利益的希望落空。在国外，苏联《真理报》的观点充分代表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态度，它抨击说：尼赫鲁的决定为英国使印度继续为大英帝国效劳的罪恶计划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相反的是，《纽约时报》赞许它是“历史性的一步，不仅能为英联邦带来进步，而且为共产主义的扩张划定界限，开辟了比大西洋条约更宽阔的防务前景。”不管外界众说纷坛，毁誉参半，尼赫鲁作为这一决定的始作俑者，一旦打定主意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就不会打算再瞻前顾后，三心二意。他相信，《伦敦宣言》在每一方面对印度都是体面的，即使甘地在世也会同意。英联邦既不是一个超级国家，也不是一个仲裁法庭，印度并未用自身的独立作交易，然而获得的却是一个可以支撑她的稳定的大家庭，它给了印度一种外围空间，使如免遭孤立，甚至也能赋予她更大的行动自由。他甚至觉得，由于印度是英联邦的一员，不少亚洲国家对与印度磋商问题和建立密切的关系表现出更强的信心。正如尼赫鲁所言，印度决定留在英联邦为印英关系“愈合了伤口”。英国外相克里浦斯表露出的兴高采烈代表了英国的普遍心情：“我把这次会议看成是过去几年来我们共同努力的顶点！我非常兴奋，我相信你已做了世界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大事。我们有此机会一道工作，尽管不能始终面对面，但总是心贴着心。”印度与英国之间新关系的基础由此奠定了。

    印度留在英联邦在冷战初期的背景下，企图凭借与英联邦关系制衡两极格局的苏联和美国，确定左右逢源的国际地位。六十年代，印度、南斯拉夫、埃及发起不结盟运动，也是想在两极格局之外，走第三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