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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关于择人的原则，《六韬》中有六字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墨子明确提出了“贤人”的三条标准：一是道德品行的标准，叫“厚乎德行”；二是交际能力的标准，叫“辩乎言谈”；三是知识标准，叫“博乎道术”。此外，“为官择人”、“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论述，均反映了古人的用人思想。 北宋王安石的人才管理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之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王安石把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人才管理的起点，从根本上入手，这比他的前人进了一大步。 在用人问题上，中国古代还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二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专制管理思想。 孔子在《为政》一篇中响亮提出“君子不器”，即君子不应该像器具一样任人支配。韩非子则把“贤”定义为为君主所用，他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整套供君主用来控制臣民为其服务的“用人权术”。 4.古代行为管理思想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学说。在探索人类行为动机、需要的奥秘方面，中国古代先祖们起到了创始人和开路先锋的作用。 韩非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即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孙子也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即关于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进行研究，不研究是不行的。 对于人的本性问题，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孟子则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地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在和孟子辩论中则认为人性无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如水，向哪儿引导就向哪儿流淌。 对于人的欲望和需要方面，荀子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属于欲，两者相持而去。”管仲也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主张“文武兼施”，“恩威并重”。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 对于管理者品行修养的研究，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并认为“知耻”是修养的先决条件。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 5.古代管理艺术思想 古人极重视管理的艺术性。《论语·为政篇》中指出：“君子不器”，即领导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而不应自己一味“冲锋陷阵”。孙子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之就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并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的重要性。 《三十六计》旨在应付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要“审时度势”、“时变境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抚蛮夷，所用战略不同；他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岐山、五路退敌，其战术也不一样。这种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方法的做法，是中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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