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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發展承襲中有相當多的群體，最著名的當數王羲之和王獻之的王氏家族群體。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書法家族，既是尚韻書風的代表，又是時代孕育出的書法天才，出類拔萃、獨領風騷。二王的成功，固然離不開自身的天賦和勤奮，歸根結底，是離不開尚韻的書家群體襯托，也不能脫離時代的哲學、思想、藝術和庄園經濟家族式的生存環境模式。 書法發展承襲中有相當多的群體，最著名的當數王羲之和王獻之的王氏家族群體。一般說來，對書法研究注重時代風格，而輕視自身背景。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書法家族，既是尚韻書風的代表，又是時代孕育出的書法天才，出類拔萃、獨領風騷。二王的成功，固然離不開自身的天賦和勤奮，歸根結底，是離不開尚韻的書家群體襯托，也不能脫離時代的哲學、思想、藝術和庄園經濟家族式的生存環境模式。 庄園經濟——合適的家族氛圍 漢帝國土崩瓦解，世襲的世家大族庄園經濟在戰亂中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並日益鞏固和推廣，大量個體小農和大規模的工商奴隸經由不同渠道，變成農奴，世代相沿，等級森嚴的門閥士族佔據了歷史舞台，形成特殊的士族形態，社會階層隨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士族”不僅是政治上的貴族，也是文化上的貴族，更是精神上的貴族。當時有點名氣的人，皆稱為“名士”。 士族思想代表是玄學。玄學所強調的主旨有兩條，一是超越感，二是解放感。人作為個體，必然要受到各種現實存在條件的限制，因而是現實的存在，超越只是思想上的超越，從現實的限制中解脫出來，獲得全新的精神狀態，就是所謂的“洒脫”，玄學稱之為“無”，即抽象的“有”，因為是抽象的，所以沒有任何具體內容，因而人最高的精神境界是沒有內容的空曠境界，稱為“虛曠”，這種精神狀態稱為“玄心”，言論就為“玄談”，也稱為“清談”。玄學代表人物劉劭《人物志·九征》中說：“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陰陽清和，則中睿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 庄園經濟的發展，促使家族累牘經學，家法師傳，成為當時文化的保存者、傳播者和壟斷者，有不受皇權任意影響的獨立地位。因為有世代沿襲的爵位，享受著錦衣玉食、富貴榮華的生活，什麼也不缺，有十分優裕的物質享受，有大量自由的時間用於藝術的欣賞和創造，這種創造並不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是獲得精神上的愉悅。人生觀也在朝不夕保、草菅人命的時代徹底改觀，不再寄希望於天堂，而是把握自身時光。真正有價值的，可以永垂不朽的，是由藝術所表露自己的情感、思想、精神、品格。隨即對書法審美性日益重視起來，書法成為表現情感的最佳方式，推向發展的高峰。 《佩文齋書畫譜》中“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籍，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汪玉《墨花閣雜志》中：“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態。緣當時人以清簡為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未可以言語求覓也。” 所有一切以門閥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審美意識為終結，將藝術的著眼點內定在人物的品藻方面。東晉王氏一門是政治上當權的大貴族。王羲之的父輩、同輩和兒孫輩都是以行草書馳名書壇。其祖父王正，官至尚書郎，父王曠，官至淮南太守，都是善書大家，也是東晉王朝的中流砥柱。王敦、王導都是從伯父，以行草書見貴，《淳化閣帖》二卷有其墨跡，其侄王珣的《伯遠帖》則是當今唯一碩果僅存的可信的晉代真跡。王導從弟亦工書畫。家族的氛圍孕育了書法巨人，如同眾星拱月。王羲之出生在這樣一個書法世家，耳濡目染，自然對書法有著濃厚興趣。 寄情山水——人生閑暇 魏晉時代，士人高談老庄，手揮五弦，志輕軒昂，賞會山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是生活態度和文化心理的種種主要表現，人格精神從而被弘揚，自我價值被發現，更注重人的才情、品格和風神等內在的精神狀態，對於生命的尊敬、膜拜和熱愛，高揚人的主體精神，強調主體的人格風度，而非門第功業。簡而言之，玄學追求的理想人格即是阮籍所指的“大人先生”，阮氏在《大人先生》傳說，“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魏晉士人由對外在規范的重視而轉向內在主體意識的弘揚，“人”的發現既通向對生活哲理的思考，通向外部世界的審美愉悅，終又由“任自然”而專一寄情於山水。王羲之便有“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猶今之視者，悲夫！”的感嘆，集中表現出他對生命的看法，表面上是對人生論的懷疑，似乎是頹廢、悲觀和消極地感喟，實際上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對人生、生命、命運和生活的強烈渴望和留戀。陶潛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便是這種心理的具體體現。 在魏晉時期，士人們完成了從積極參與到達觀隨緣，從遵從禮法到一任自然，從入世的失落到樂在山水之間的逍遙，《世說新語》所言的“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成為時代精神。晉人以虛空的胸襟來體會自然，表裡澄明，一片空寂，如王羲之《蘭亭》詩中說：“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哉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王羲之性情曠達，不拘常談，從“東床快婿”這一典故中便可窺豹一斑。王羲之返入山林，寄情山水，創作出不朽的《蘭亭》，體現出自然和人工雕琢的合理統一，“既雕且琢，復歸於朴”。正因為有山陰蘭亭的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才引起了王羲之“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死生之嘆。四十一人的蘭亭雅集，更是一次清流名士的山水文化集會活動。對自然有一種置身其中，無憂忘我的意味，真正達到與自然同在的靈境，構成一種超然的人生觀，以此作為書法藝術的基礎，才有令人不可企及的成就。 私人空間——書法自娛色彩的增強 庄園經濟模式，開辟了私人空間，放浪形骸、自我適意地體驗人生活動，為書法拓展了新天地，追求書法自娛個性化的色彩，書法表現空間進一步擴大。漢代立碑是一種潮流，魏晉則截然相反，統治者明令禁止立碑，碑刻書寫遭到遏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書法不再是實用鋪陳，實用性消退，藝術性隨之凸現出來，不再局限於實用，表現超妙入神，飄逸風流的自我情懷成為可能，而更多地關注個體的人生興趣和日常生活情景。玄學興起，促使寫經盛行，一時蔚然成風，紙張材質也發生了變化，對筆墨表現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追求書法的藝術表現力，從入書形式便可知曉，所表現的內容，打破了魏晉之前單一的歌功頌德之文，詩文信札無不入書，而且大多文辭雋永空靈和華美。王獻之留下來的墨跡中，信札佔了大多數，將書法帶進了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表達出生命裡真實細微的真切感受，因而充滿了感染力。 隨著漢代“獨尊儒術”理論體系的瓦解，道家思想逐漸演變成個人閑適生活和人生放達的理論：自然、率真、放達，卸脫了沉重的功利思想和社會政治壓力盔甲的拘束，士人更留心人生和人的內心世界，從而更接近人生的率真狀態。文人對功利追求的淡化和舍棄，對書法來說，完全是件好事。漢代將“立德、立功、立言”看成人生既定的目標，強烈的功名心態和單一的生活取向，使漢初士人在遭遇仕途挫折之后沒有回旋余地，但在魏晉時期有了很大改變，初步具備了退守功能的人生觀念和寄托方式。魏晉知識分子多半超脫於禮法之外，不拘小節，欣賞人格個性之美，尊重個性價值，對自我價值進行由衷的肯定。生活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解放了禮法束縛，避免仕途壓力和官場拘束，能夠輕易地割舍隨之而來的功名利祿。有藝術表現天賦的書家，有在藝術領域內一試身手的可能，通俗地來講，就是有精神上的置閑狀態。 單純地將仕途作為入世理想，這是儒家所倡導的人生觀，王羲之是信奉道教的。一般說來，文藝習慣地被視為道家的產物，從屬於道家思想，“游心於道”指出了這一本質。回顧來看，魏晉思想實質是玄學，即是儒道相結合的產物，“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當不能兼濟天下時，“獨善其身”是首要選擇。王羲之官至右軍，但后因病辭官，發誓不再出仕，而任由天性，天馬行空，所以歿后敕封為“金紫光祿大夫”，但兒輩卻堅辭不受，謙身隱退。得意仕途時，也對宦海風波加以認識。隨著經學體系日益僵化，世人中的消極情緒日益滋長，對仕途的熱情消退，喚醒了內心深處隱藏著的潛在意識，加劇了對道家的熱情，並在士大夫中流行開來。文藝通常是醫治人生苦痛的良藥，政治上的失意要通過藝術來彌補，對仕途熱情的消退和疏離態度愈來愈明顯，有識之士將作為經藝之本的書法看成實現人生價值所在，功利不再是人生的必然。舍棄追逐功利的行為，不再作功利的附庸，從政治說教工具的陰影下解放出來，追求無憂無慮的生活，從中獲得更高層次的人生滿足。人的心靈一旦從桎梏中解放出來，創作的作品便迥然別於前朝。 士族不斷豐富發展的文化形態，建立了自主的人生方式，帶來了厭倦功名的顯著變化，不斷地尋找更多自適其心、自抒胸臆的生活方式滿足自己，表達自己心中的欲望。書法個性進一步增強，成為最典型的閑適方式代表，逐步開拓了具有個人色彩的空間，以筆墨來記述避而不仕的巨大生活樂趣。由於筆墨形式技巧的逐漸豐富和完善，使得書法本體相應擺脫完全依附於文字載體的局面，兩者遂處於游離狀態，書法就有了獨立意義。行書此時發展成熟起來。當嚴整格肅的篆隸流變為行草，由民間工匠所為變為門閥士族的超妙高意和專業用情所在，“情馳神縱，超逸優游”，“力屈萬夫，韻高千古” ，表現出飄逸飛揚、逸輪超群的魏晉風度。就字體來說，方正字體的篆隸楷書，字字獨立而無直接引帶呼應關系，每字又都有空間量的規定性，字形結體的規范性不適應表現晉人“優美而自由”的心靈。行草可以信手揮洒，便捷隨心，大小欹側，盡形得勢，顯現字之真態。筆法、章法和字法更加豐富多樣，極盡變化，不僅如此，魏晉書法還具備了一套完整的包括本質論、創新論和技法論在內的系統思想，尤其是有品評論，將人物的品藻和書法藝術鑒賞合二為一，成為異於往昔書學的重要特征，可以書寫出極其優美的線條，表現出種種風神狀貌。“鐘繇每點多異，王羲之萬字不同。”晉人的書札和小品文雋事天成，俯拾皆是，后世米蘇黃蔡等人書法都力追這種瀟散風神，但總嫌做作夸張。 變法——家族書法不衰的秘訣 二王書法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各有所長，惟有理解和把握這一點，才能更好地領悟到二王的精髓。二王是尚韻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書家，但他們父子書法表現形態中又有一定差異，有內向和外拓的差別。如果將家法變成一種枷鎖，近親繁殖，固步自封，必將陷於僵化保守中難以自拔，隻有那些敢於變法、掙脫羈絆的，才最終可以讓歷史青眼有加。王羲之的高超之處在於將書法筆勢、文字內容和創作主體情感三者合一，結合得完美無缺。精深的筆墨工夫之外，還具備了超凡的天賦和瀟散的個性，其實質是使書法作品的運行軌跡貫穿和充溢內在的生命力，也正是書法創作主體別具風范的精神氣韻，隻可意會，不能言傳，與他所獨有的才情、智慧和風度直接聯系，表現了人的生命、個性和氣質。王羲之的天才創造，使后人所領略到獨步當世的魏晉風度，超拔脫俗的風標，盱衡后世，莫能匹敵。王羲之的成功之處在於變法，不墨守成規，把握了時代的潮流，“野?家雞定誰美？”后世的米芾道出了其中淵源。他不囿於魏夫人之所學，泛幼滄海，游歷名山使他有了更多的見識，不斷求新變革，正是這種精神使王羲之如日中天，如旦不夜。俞鬆說：“漢魏以后法書，東晉為第一﹔就晉人論之，右軍又為第一。”王獻之的過人之處在於不以承襲模仿為能事，將乃父行書的逸秀變為雄放，不落窠臼，用筆瘦挺，體勢瘦長，筆勢連綿不絕，變無形中的蘊藉之風為神俊之採，變方成圓。沒有局限於王羲之，最終齊名，合稱“二王”。 自給自足的庄園經濟，有世代沿襲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特權，門閥士族的心思和興趣強調山水美，由此發現了人的內心，兩漢以來繁縟迂腐的經學研究轉向注重藝術，人更加關注於生命的享受體會。行草書的興起為書法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作為經藝之本，書法不再是趙壹《非草書》所鄙棄的“末技”，而成為有身份地位的人所賞玩的審美理想和精神寄托，變成士大夫的專意所在。書法在這之前，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使其過於質朴﹔在這之后，唐代進入“尚法”時代，使之定格在法度森然的境地。隻有在魏晉這幾百年，精神上大解放，思想上大自由，注重人本性情感的抒發，否定造作的歌功頌德，視富貴如浮雲、權勢如蒿草。這種特定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和風俗等匯成文化氛圍，形成了以玄學思潮為主導傾向的時代潮流。丹納說：“藝術家不是孤立的人，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在書法領域內表現“尚韻”的書法風格出現，晉人書法便是這種美的具體體現。一部羅列了哲學、政治、宗教和人文思想和歷史觀組成的魏晉歷史再現了名士熱情洋溢的生命之波，正如黑格爾所說的：“理性、自由和心靈也就解除了它們的抽象性，和它的對立面，即本身經過理性化的自然，統一起來，獲得了血和肉。” (責編：帥筠、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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