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的思考：纪录片社会文化的意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演进中，人们一直努力尝试用形象的方式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进入20世纪，影像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话语元素，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记录方式，纪录片进入影视文化已经成为20世纪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用包含了语言和图像在内的影像的方式解读文本、表达观念，因此，随着技术的发展，视觉社会的到来，人类的阅读习惯已经由文字时代向读图时代转变。此时，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理解纪录片何以能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我们将如何对待这种社会文化？纪录片影像的发展将对我们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对于纪录片社会文化的思考必然要涉及到器物、制度与观念这三个文化研究无法逃避的层面。纵观纪录片发展脉络，如果要对号入座的话，胶片、磁带、DV影像所代表的技术，政治化、人文化、平民化和社会化影像所代表的制度，国家阶级、民族集体、百姓个人、市场社会责任影像代表的意识形态，这三点恰好就对应了纪录片影像社会文化的三个层次。那么，本论文将以上述三个层次为纬度，从纪录片影像个人、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化四个方面的意义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期望对纪录片影像在社会文化层面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与认知。 　　一、纪录片的个体意义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纪录片发展过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随着话语权的转移为主要特征，纪录片的个体意义得到普遍关注，此时纪录片的话语权由国家绝对统一、群体化的话语权转移到个人化的话语方式。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来看，数码摄像机DV技术的发展在这场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种转变使纪录片中的个体成为主角，纪录片的创作者从群体模式中分离出来，题材由宏大变得具体真实，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家庭成为影片的主题，居高临下的审视变得平等真实，这呈现出的就是一种个人化的话语方式。 　　在这场变革之中，吴文光曾经发表过关于DV影像的主张：“DV这种方式，我想它是最代表个人写作或者叫民间立场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拿起来自己拍，它会变成一个可以看到的现实——怎样把影像从体制，从一群人或者一个团体的手里边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真正个人的东西。”他一语道破了DV纪录片对个体的意义。DV提供了进入私人空间的视觉真实，就像优秀的纪录片《姐妹》、《老头》、《我不要你管》等，它把私人空间放置于公共的空间中被视觉直接审视，从而使“个体”得到的直接关注成为可能。真正的个人不是公共领域中的个人，而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个人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性质，也只有在这个视角下才能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作为影像文化里的一次革命，DV纪录片显著的意义表现为打破了“业内人士”和媒体机构的设备优势，赋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义上影像创作的权利，第一次使民间的声音透过影像的方式进入了正史的范畴，客观上使民间影像得以相对自由的创作、发展。 　　为了更清晰的了解DV纪录片对个人的真正意义，笔者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DV纪录片的调查研究，希望通过具体的访谈、案例得来的结果使读者对纪录片的个体意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通过调查发现，在300名接受调查的纪录片创作者中，有82％的人用DV拍片是为了自我展示和欣赏。他们觉得自己的作品能在小众范围内传播或在校园里获奖，就会得到莫大的满足；16％的人是以DV为生存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靠DV挣钱，拍DV是“为我所用”；还有2％的人以DV为终身所爱，他们视DV为自己的生命，为了DV一切皆可抛……。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纪录片能对个体意义得以关注，社会文化的因素亦不容小觑。从传播形态来看，我们处在一个互动化的社会中；从精神层面来看，我们处在张扬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个人纪录片也就在这种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完成了一次返璞归真的洗礼。 　　二、纪录片的社会意义 　　纪录片的个体意义通过记录者和被记录者的和个性化特征得以体现，那纪录片如何记录社会？怎样进行选择？纪录片的社会意义又如何实现？这些都是摆在无数纪录片爱好者眼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简要的阐述。 　　第一，记录普通人体现纪录片的社会意义。DV技术的出现与普及成为民间纪录片得以膨胀的重要技术基础，带来了整个记录方式或者书写方式的改变，导致纪录片现实题材作品的大量增加，以纪实为主的纪录片逐渐成了主流，普通人逐渐从影像的边缘走到了中心。此前，纪录片的社会意义主要靠纪录大片彰显，如《毛泽东》（耗资800多万）、《布达拉宫》、《故宫》（各耗资500多万）等，这些重大的题材，如领袖伟人、历史性建筑等，其社会意义的确重大，但是在艺术民主化概念不断深化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普通人的故事同样感人，普通人的家庭住所一样发生着扣人心弦的矛盾纠葛，这些人的社会价值意义也许会逊色于历史伟人和故宫等，但他们的价值同样拥有被保存的权利与价值。 　　DV纪录片恰好方便的承担了这个使命，这些创作者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主流媒体和精英纪录片创作者所没有凝视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的是被官方历史所遗弃，有的是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而这些地方又恰恰是历史和社会价值的一部分。记录历史，记录社会只靠官方的影像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和社会的组成本身，就是由无数个年代和无数个家庭组成的，没有社会普通人的纪录，就不会有相对完整的社会纪录。所以纪录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会给人们以欣赏、思考、娱乐、品味、纪录、储存……它还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建构社会的重要参考。今天记录过的，明天就是历史。这也许就是纪录片会在不远的将来，在影像积累和海量储存上超过官方影像的原因和价值。 　　第二，真实影像决定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我们探讨真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需要每个纪录片爱好者坚守这一底线，这也是唯一能够保证纪录片作品拥有“真实价值”的权威保证。否则，我们就会丧失对纪录片的最基本的信任。当纪录片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纪录片的社会价值便会荡然无存。 　　我们探讨纪录片纪录的真实性和探讨纪录片作品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就在于我们是要对观众建立信任感。纪录片人面对拍摄对象，要用一种谦虚、敬畏的态度，对真相负责。当然这并不排斥创作者的主观筛选、提炼、加工和再创造，否则将会滑向自然主义和无意义的深渊。我们应该明确这种记录只是个人的，它所记录的只是某一个局部视角下的社会文化价值，并不代表绝对意义上纯粹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的影像并不能去穷尽这些价值。换句话说，并不是谁用纪录片记录社会，谁就会拥有对这个社会文化价值的权威的解释。事实上当一部纪录片成片之后，主创者的权威身份便消解了，纪录片作品的更多社会文化意义的链条需要在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者和接收者中去充实、完善。可见，我们对任何社会价值的诠释都仅仅是当代的一种诠释。时过境迁，同样的纪录片作品会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头脑中显现出迥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同历史时期所囊括的多义性、多元性内涵，也是纪录片记录社会文化价值的一种体现。 　　三、纪录片的人类学意义 　　纪录片的人类学功用起源于影视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所关注的是影视手段如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纪录片是影视人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横跨科学和艺术两个学科，把本来属于艺术范畴的纪录片手段用到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领域，这使它一开始就面对一系列难题。两个学科的交叉，不是人类学和纪录片的简单相加，不是机械地结合，它要求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工作的人努力从纪录片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学的问题，或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纪录片问题，这是一个与纪录片和人类学基本原则不同的全新境界。作为影视人类学家的卡尔·海德(KarlG·Heider)也说：“事实上，由一位很博学的人类学家拍摄出来的纪录片，很可能在人类学方面并不成功。在制作人类学纪录片时简单套用人类学原理是无济于事的，除非它被电影形象所吸收。”② 可见，纪录片作为一种新的影像传播手段在承担人类学影像传递中有它自己独特的使命与方式。 　　对于播放的这些人类学纪录片或者更贴切地说叫做纪实片断，大家看后虽然没有《故宫》和其他诸如《埃及：永恒之路》、《北极冰源》、《黄石公园》等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那样刺激，但是同样在观众群中产生了震惊的效果。原因是什么？是时间的跨度，是时代的变迁，这就是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协会会长苏珊纳女士在放映70年代末中国南方农村那部短纪录片的时候，里面出现了一个新婚青年用自行车带着新娘回家的镜头，大家对比起现在的迎亲车队接送和大吃大喝都感觉很可笑，看到每个家庭的家长对家里的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要开“家庭会议”，画面中的人们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小卖部”的成立，感觉充满着好奇。但是那些记录的确实是统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它尽管粗糙，不工整，也没有那么多的戏剧化矛盾冲突，但是若干年后我们普通观众去审视它，会发现历史当时的许多闪光点，而学者和专家去审视它，会发现更多的研究人类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史料价值是活生生的，并不是刻板，枯燥的文字，而是生动鲜活的影像。事异时移，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的纪录片爱好者们历尽艰辛的记录周围的人，正是若干年前英国的人类学组织处心积虑用胶片所做的事情。 　　我们不妨展望一下人类学纪录片的前景。对比写作，人类学纪录片提供给观众一种全新的知识，就像微观的电子和中子对于自然科学家至关重要一样，视觉技术特别是纪录片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领头羊。人类学纪录片又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对比文字语言和口语，它的理解力更为宽泛，它以一种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在世界广泛的流传。人类学纪录片同时提供给人们一种超越学术范围束缚的、可供分享的人类学。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是等来的真实。纪录片对于人类学和人文精神的贡献，便在于实现纪录片“发现”和“等待”的愿望。人类学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有助于人文类的科学研究，小小的纪录片一样可以积沙成塔，成就一番事业。 　　四、纪录片的文化意义 　　在探讨纪录片文化意义的时候，首先要对“文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理论家对“文化”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在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各种界定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与K.克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论著中提出的定义为现代许多学者所接受。他们在分析和考察了一百多种文化定义后，把文化概念界定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因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于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③ 。笔者认为这个概念明确了文化有形的物质性和无形的精神性的内涵，同时也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文化是人类传播活动中的产物。纪录片作为影像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此概念在其领域中同样适用。 　　回顾纪录片发展史，我们清晰地发现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文化形态的演进与中国社会的思潮及技术发展历程一脉相承，虽然在局部的走向有所偏差但是就整体而言是具有一致的，大致经历了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形态和边缘文化形态。透过纪录片形态演变，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纪录片的大众化与小众化成为两种固有的文化矛盾。在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这两种文化的恰当处理才能使纪录片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影视形式而言，纪录片文化应该是小众的，具有类似精英文化的意味，这与纪录片在主体行为模式上具有个体主观指向性的特点密不可分，尤其是DV纪录片的迅猛发展，这种个性化表达、文化自由得到充分的彰显。 　　与此同时，作为与电视这种大众媒介紧密相连的纪录片始终需要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若没有大众媒介的渠道，纪录片便可能因缺乏经济支撑而举步维艰。因此，纪录片天然的小众化与生存的大众化便导致纪录片的整体精神文化的冲突与蜕变。关于纪录片的文化定位，笔者认为：纪录片文化需要在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一边保证纪录片生产的速度和规模，使纪录片在这种大众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得以生存、发展；一边走精英品味，自觉抵制商业社会大众文化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侵蚀、消解，在这种多元平衡的纪录片生态中发展创新，纪录片的文化意义便得以更好的实现。 　　注释：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M].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2、卡尔·海德 著，田广 王红译《影视民族学》[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3、《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 [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作者简介： 　　冷冶夫 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中国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 　　刘新传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传播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