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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把握了人性深处共通的真实需求，那不管你做多少件事，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举个例子。明朝有个水利专家叫潘季驯，他治理黄河总结出的一整套办法，几百年后的德国专家看了都五体投地。那他也是考科举上去的呀，工部尚书啊，四书五经又不教怎么治水，全靠长期的实践摸索出来的理论，你能说他没有智慧吗？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一篇散文里提到，说现代的木匠对古代的木匠最敬佩的就是后者的心境很高。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虚，古代木匠工作时就是能沉浸到物我两忘，对工艺的纯粹追求当中去，所以创作出许多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作品。
所以，当我们处理问题或面对困境时，如果没有私欲的干扰，全身心投入到对事情本身的分析和解决上，那么内在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无往而不利。
举个把妹的例子。罗辑思维在情人节那天做了一期教屌丝男青年追女生的节目，罗振宇在请教了一帮把妹达人后像发现新大陆一般眉飞色舞地告诉观众：你们不知道，泡妞才是大学问。
其实，把妹达人的那些招数我十年前就知道，一笑置之。什么推拉、打压、冷读、逆向合理化，怎么应对废物测试、反荡妇机制。说到底，这些“术”的层面的表演，都指向一个“道”的层面的结果，那就是隐藏需求感。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是人的劣根性之一。不论男女，一旦你在对方面前过早暴露了需求感，这段关系就可以到此结束了。
不仅男女之间如此，社会交往也一样。
《流血的仕途》里写李斯初次见秦相吕不韦，只有二十分的时间，要说服对方把自己收为门客，怎么说？
韩非写过一篇《说难》，专门讲说服君主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曹三公子怎么写？
他写：“说大人者，藐之、诱之、怒之、喻之、利之”，唯独没有“求之”。
当然，如果你境界很高，私欲极少，那这些权术都不需要，因为根本就不用装，走到哪气场都很强大，估计也不用学心学了。
其实，说难听一点，每个人都有价码，只要出价足够高，大部分人都能被收买。
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同龢的清廉在晚清官场上人尽皆知，但这老头是个书法家，非常好名。一次，一个南洋商人求他办事，事先把翁同龢和他已故的父亲翁心存（也是个书法家）的题字汇编到一起，出了本书。
然后他就带着书去找翁同龢，先对当世的书法大家侃侃而谈，非常专业，让翁觉得此人不俗，再把书拿出来，一下就击中了翁同龢的软肋，把事给办了。
回到现实，当我们深陷困厄时，很多人觉得上天对自己不公。其实不如反躬自问一下：我做每一件事时，是不是还牵挂着许多其他事？我真正做到尽心尽力了吗？我的心有没有在自己的事业上？
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练心”，看似容易，实则太难，因为人是多欲的动物，经常被欲望左右，失去理智的判断。
故王阳明感慨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但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却有一个成功案例。
KDDI是日本第二大电信运营商，它的创始人就是被无数企业家奉为偶像的稻盛和夫。
1984年，日本政府通过法案，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通信领域，以加强市场竞争。稻盛和夫当时在美国看到一个员工频繁地打长途电话，便提出质疑。但随后查看账单时发现，美国的电话费竟如此之低。
于是，已经52岁，在商界享有盛誉的稻盛和夫抱着“让日本民众用上价格低廉的电话”的信念，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要知道当时的第一大运营商NTT是垄断国企，行业巨头，而稻盛和夫对电信领域几乎一无所知，这样的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
我看他回忆录里说当时一再扪心自问，问自己参与通信事业是否“动机至善，私心了无”，不断地怀疑，不断地逼问，最后终于认定：我的动机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私心。日本即将迎来信息社会，要降低国民负担的通信费用，仅此一心而已。
稻盛和夫的宏愿实现了，KDDI也顺便进入了世界500强。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
真正卓有成效的人都是能够超越眼前既得利益的人，因为多数人只能看到一米远的距离。那些能看到十米远的人，由于忽略了眼前一米远的利益，一直致力于十米处的目标，往往便能成功。
其实，追求利益是社会发展和人类生产的原动力，无可厚非。但稻盛和夫认为，不能让这欲种望只局限在利己的范围，必须把对方的利益也考虑在内，以“大的欲望”为出发点去谋取公益。这样的利他精神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且利益范围还会比原先更大。用他的话说就是：“利他的德行，会形成一种跨越困难、带来成功的强大原动力。这是我参与通讯事业过程中所得到的亲身体验。”
最后谈一谈去私欲的另一个作用，快乐。
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空气和水，但人须臾也离不开。那么，除了雾霾，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不快乐？
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用智慧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竭力让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便捷、高效和舒适。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员，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并且乐享其成，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生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然而遗憾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并没有向我们提供配套的人生意义，幸福也越来越难以触及。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先天病症”，导致的临床表现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却日渐荒芜了精神生活；我们以一种永不满足的姿态占有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却任由心灵陷入一场日益严重的饥荒。
其结果便是，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国民的幸福指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攫取物质财富，却不知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痛苦、迷惘和纠结，并且日甚一日地充满了挫折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
要治愈这种“文明病”，最好的疗救之道就是把我们习惯向外追逐的眼睛转回来，开始关注被我们自己放逐已久的心灵。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一个人活得成不成功，可以用财富的多寡和事业的大小来衡量，但一个人活得幸不幸福，却很难用外部指标去判定，只能由每个人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就像婚姻生活，外人只会用豪宅和美女去判断幸不幸福，但真实情况，则只有当事人冷暖自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却含义深远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效用可以理解为“所得”，比如你得到一个馒头，吃下去会有肚子饱的效用；得到一辆汽车，会有省时便利的效用。在这个公式里，幸福与效用成正比关系——在欲望既定的情况下，所得越多，幸福感越强；同时，幸福与欲望呈反比关系——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小，幸福感越强。
由此不难推出通往幸福的两条途径：一、让自己的欲望保持不变，同时不断增加所得；二、让自己的所得保持不变，同时不断减少欲望。
很显然，不管你想通过哪个途径获得幸福，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你不能让欲望无节制、无止境地膨胀。因为不论你的所得如何增加，只要欲望一直膨胀，幸福感就只会越来越小。
说了那么多，还是绕回互联网。
互联网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感性主导的思维，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要将感性和理性两种思维模式打通融合，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功能需求和情感需求。正如张小龙所说，产品经理要成为文艺青年。
而在稻盛和夫看来，真理的布是由一根线编织出来的，把错综复杂的现象单纯化，会越来越接近其原始面貌，也就是接近真理。但我们往往想得过多，难以接近本质的东西。比如看到一棵树时，脑子里会首先反映出书中描述的树的形状结构，但只有把这些理性的东西抽离，回到最初看到树那一刹那的感受，才可能发生更具突破性的创新，就像打坐参禅的乔布斯设计出了苹果手机。
很多时候，人们不具有创造性，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使用思维，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停止思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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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图书馆1jjds612 > 《王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