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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便体”，欧阳先生这样看: “便体”，即方便之体，便宜之体，是一些方便的写法。中国的文字，从创字之初，几经变化，如在古文字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的甲骨文，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或者说发现得比较早的文字。甲骨文的文字数量不少，但在甲骨文中，同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众多的写法。时于这种不同的写法，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知道它到底规范在哪一个字上，但是，它们都是不同的，却又都是可以识辫的，而其中就包含有一些简便的写法。这样看来，在甲骨文里面就有“便体”。 应该说，各个时代都有属于各个时代的“便体”，例如从篆发展到隶的时候，秦代的隶书最初只是流行于下等人之间的“简化字”，故也称之为“佐书”，是一种方便的写法。因此可以理解为隶书就是小篆的“便体”，直至汉代、隶书才逐渐取代了小篆而成为被正式承认的字体。楷书也曾经被称为“今隶”，也是一种为简便、方便而形成的字体。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写来写去，然后把它规整一下，反而规矩正成。虽然这些字体的形成并不一定是按照“由地形成规范的写法，也不一定是“从正到便”，总之，“便体”是一种可以被承认的、不规范的写法。 在汉代的碑上，出现过所谓“碑别字”。如“碑”，左边为“石”，右边为“卑”，“卑”字上，本来有一小撇“)”，但是在书写的时候，一般都把它去掉了，然而去掉以后大家也都认可，说明这样写也是可以的，这就属于碑别字，也叫做“帖写”。欧阳先生分析道:  这些“别字”，只是一种另外的写法，不同于现在我们所讲的“错别字”，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是错字，就太严重了。事实上，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这种不成法的法也就在实践中形成了。在唐代的楷书里也有这样的别字，可见，这一类别字的写法是被允许的。在写字的人那里是可以的，在认识上，倒也不发生误解。因此，在规范字体的情况下，又出现一些方便的写法，当然，也包括从方便的写法再归并出来成为正体的，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文字的产生和形成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从“便”和“正”的关系上说，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我们强调的是“便体字”、“碑别字”或是“帖写字”的出现及其泛用，在生活中、工作中是难免的，甚至是方便的，因为书是要交流的，交流就有一个便宜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文化现象和文字现象。 欧阳先生总结了字体的演变规律: 实际上，古人在艺术上提供给我们的手段应当说是非常丰富了。每当谈到中国书法的问题时，我们回顾一下，实在要感谢我们的先民，他们在研究如何使文化得到传播和如何发展上，是想尽了办法的。 随着文化的需求，出现了一门独特的文化艺术，这就是书法。怎么写才能写得好，怎么写才能符合规则;过去有哪些人写，是写在纸上还是哪里;写在纸上后，又怎么刻到碑上;碑又是怎么刻的，刻在碑上又怎么拓下来变成字帖的;哪个版本早，哪个版本真等等，围绕着“书”的问题，形成了一门学问，所以，我想叫“书学”更确切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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