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圣诞节我差点死掉了｜博尔赫斯

∞《世界文学》2001年第6期

一九三八年圣诞节，也即我父亲去世的当年，我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事故。我上楼梯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蹭了我的头皮。我撞着了一扇刚刚油漆的、敞开着的窗户。尽管采取了急救措施，伤口还是感染了。整整一个星期，我睡不着觉，备受幻觉和高烧之苦。一天晚上，我失语了，只得让人送进医院，立即进行手术。我患的是败血症，浑然不觉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了一个月（很久以后，我把这件事故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南方》）。

我开始康复时，担心自己的智力受得了损伤。我记得，我母亲要给我念不久前我刚买到的一本书，克·斯·刘易斯的《来自沉默的行星》，但是连续两三个晚上，都被我推辞了。可她执意要读，最后还是她胜利了。不过，我听了一两页，便哭起来。母亲问我为什么掉泪。“那是因为我听懂了，”我说。

不久后我就在心里琢磨：自己还能不能再写作呢。在此之前，我写过几首诗、几十篇短评。我想，我要是现在再写短评而失败的话，那我的智力就算完了；要是去做我过去确实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遭受失败，那么问题还不严重，甚至还可以作作准备，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拿定主意，决计写一个短篇小说。那成果就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

《<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像它的前一篇小说一样，仍然在散文和真正的小说之间的半路上徘徊。不过，取得这一收获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之后，我又力图写出更为雄心勃勃的东西：《特隆、乌克巴尔、第三星球》，讲的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最终这个世界取代了我们的世界的故事。这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在维多利亚·奥坎波主编的《南方》杂志上。

我继续在图书馆里写作。尽管同事们把我看作叛徒，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吵吵嚷嚷地开玩笑；但是我仍在地下室，天热时则在屋顶平台上继续我的写作。

我的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试图再现那家市立图书馆的梦魇以及对它的赞美，但这篇小说的细节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我在小说里提到的书籍和书柜的数量，一如我伸手可及的那些书籍和书柜。某些目光敏锐的评论家对那些数字颇为关注，然后慷慨地赋予它们一种神秘的涵义。无论《巴比伦彩票》，还是《死亡与指南针》和《环形废墟》，都是我在图书馆上班的时候，全部或局部地偷空写出来的。

这些短篇小说以及其他几篇后来都收入《小径分岔的花园》那本集子；一九四四年，此集经我扩充，改名为《虚构集》。我认为，《虚构集》（1949）和《阿莱夫》（1952）是我的两本主要的集子。

摘自博尔赫斯《自传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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