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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美：趣味上的证明 在对金石气与书卷气、市井气之间搞“划派”时，肯定有许多读者会不满的。.从一般的使用习惯上看，金石气与书卷气都是褒义的，都是古代艺术向往的美的类型，而市井气却是格调低俗的标志。在两种美之间搞对立，而在某一美与丑之间搞联合，令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但请读者注意这里的特殊立场:本节在分析篆刻美的类型时，是以拙与巧作为最突出的断限，以拙巧标准来看这三种类型。“书卷气”与“市井气”尽管宠贬不一，但在巧这一点上却是和谐一致的，它们的分歧只在于巧的水准不同。前者是修养的“人为”，气度恢宏，蕴藉优雅;后者是造作的“人为”，惨淡经营，偏狭局促。
秦汉印的制作者都是工匠，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社会地位也很低，他们并没有青史留名的福气。秦汉印章如此浩繁，但都不见有大名流传，最早对印工的记载只是到了三国时候，《魏志·夏侯尚传》引《魏氏春秋》，有印工杨利、宗养的名字，但此后又绝嗣了。
秦汉印论书卷气不具备，那么刻意求工的市井气呢?印章既是制作，则雕饰本不可免，但秦汉印中却极少有雕琢习气的。其原因我想也很简单，实用之故也。视此为混饭吃的手段，则制印等同生产，既非艺术创作，也不用花笨力气去搞那些于衣食无补的雕琢玩意儿。且秦汉人制印并非一人自始至终，书匠与铸匠乃至制范、拨蜡之匠皆是流水操作，要在一方印上搞精巧的名堂更缺乏条件。大凡市井气的作品产生必先有个前提，绝对的实用不会有俗与不俗之分，唯有有了点审美(艺术)意识，而这意识又是不高明的，付诸实践才会有“市井气”格调产生的可能。秦汉印似乎还缺乏这样的条件。自然，先民们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要想精雕细刻也不可能。
明清人的环境恰好与此相反。文化人(不是工匠)亲身从事篆刻的实践，把文化的修养意识引进印章，构成新的审美趣味，这是一种秦汉人所无法想象的审美格局。周亮工《印人传》卷一载:
丈国博(文彭)在南监时，肩一小典过西虹桥，见一赛卫驼两筐石，老算复肩
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诺。公询之，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鑫卫与负者
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晚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
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自得石后，乃不复
作牙章。
于是石章大规模进人篆刻领地。以文彭这样的世代书香、书画兼长的人物，一旦得以在石章上铁笔驰骋，对篆刻的意义该是何等的不可估量?大文人的亲手制印，对印学而言，最大的收获则是使处于实用的篆刻开始与书画诗文协调起来，从而真正以独立的艺术姿态跻身于其间。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这极大地提高了篆刻原来的卑微地位，但作为一种代价，篆刻所作出的开放性让步也是颇堪玩味的。书画审美趣味—集中表现为高层次的书卷气与低层次的市井气，泥沙俱下，蜂拥进人篆刻的领地，从而削弱了篆刻本体意义上的金石气的外观特征，构成三足鼎立的新的审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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