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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的解试日期不统一，客观上为有些士子提供了在不止一州冒籍应试的机会。宋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解试都是八月，而福建因为距离较远，七月考试，“川、广尤远，又用六月”。政策的本意应该是为中举士人考虑，方便路途遥远之人及早起身赶赴京城，参与第二年春天的省试，但却被部分士子利用，“至有三数处冒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但到了南宋，都城临安距离闽、广不再遥远，于是除了四川之外，各地全部统一为八月十五日考试。这项改革受到许多人称赞，“百年之弊，一朝尽去”，连朱熹也赞叹道: “不知谁恁聪明，会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积年之弊，一朝而革，这个方唤做处置事！” 在考试过程中时有夹带行为出现。中唐乾元初年，李揆为主考官，决定在考场中准备韵书和五经、诸史，向考生说“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允许他们随意查阅，这一举措一直延续到晚唐。北宋前期即开始禁止夹带书册入场，成为完全的闭卷考试，然而由此而生的夹带行为屡禁不止，虽然在士子入场之前官方需要顶着冒犯读书人尊严的压力搜身，结果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欧阳修知贡举时曾上书：“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雇倩一人，虚作举人名目，依例下家状，入科场，只令怀挟文字，入至试院，其程试则他人代作。”为了夹带，士人们甚至发展出了众筹，不得不说，宋人的创意完全不输给今人。南宋时，还有宗室子弟在考试时携带范文入场，发现有十二篇符合题目的文章，自己抄了一篇，很大方地将剩下的十一篇都分给了别人，于是大家都榜上有名。 唐宋两朝，总体上都允许不明题意的考生离开座位向考官询问，称为“上请”，于是也有考生们一起拥到考官的座位附近，装作上请，在混乱中飞快查阅夹带的内容，巡场管理人员也束手无策。考试之后，很多素质堪忧的士子们还常常不带走自己夹带的书册，而是丢弃在场中，以至于“遗编蠹简，几至堆积”。这些用来作弊的小本子通常印有考纲要点和范文，号为“夹袋册”，在印刷术推广开之后，福建建阳作为印刷、流通图书的重镇之一，便成了辑印“夹袋册”的一个重要地点。从笔工抄写获利，到集中印刷发行，士子们对怀挟的需求俨然催生了一条新的产业链。徽宗初年，尚书蔡薿知贡举，对怀挟的管理尤为严格，于是有举子改写了当时市井之间一首非常流行的《侍香金童》词，描写怀挟的士子们的紧张模样：“喜叶叶地，手把怀儿摸。甚恰恨出题厮撞着。内臣过得不住脚，忙里只是、看得班驳。骇这一身冷汗，都如云雾薄。比似年时头势恶。待检又还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寻着。”可谓十分形象。 除了怀挟，考试中还有一种作弊行为称为“传义”，即在考场上遥相传递文字。朝廷对传义行为的惩罚基本上与对“怀挟”行为一样严厉，一经发现，立刻将犯规考生清出考场，永远取消考试资格。南宋时曾有臣僚进言：“场屋弊极，法禁当严……传义以线从地引入，饮食公然传入，弹圆随水注入，机巧百出。”并提出解决方法，就是令政府在考试时增派巡逻人手，在考场外认真监督，而且更漏只能在卯时注水，在考生入场之后不许注入。即使这样，传义之弊也未能被完全禁止。 怀挟、传义之外，终宋之世，在诸多作弊手段中，公认害处最大的是代笔行为。绍圣三年（1096），礼部进言：“怀挟、代笔，为害最大。”淳熙十年（1183），范仲艺指出科场之弊，“不可胜数，而代笔一事，其弊尤甚”。开禧元年（1205），又有臣僚提出：“代笔之弊，最其甚者。显行贿赂，略无忌惮，或替名入试，或就院假手。”代笔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考生与替考者同时入场，替考者可能用“已死姓名”投递家状应试，或者用“弟兄亲戚同乡姓名”，答卷完毕之后，设法交换试卷，操作类似上面提到的“传义”。有些考生甚至全程让替考者代为答卷，“身不入场，榜出高中”。还有考生是在考场上通过传递，获得代笔者所作的文章，“至有门外假手，递稿入院”，或者“内外通同”，“将见成卷子传入填纳”，或者是通过小吏记住考生名号，在考卷的糊名、誊抄阶段借机涂改、调换。士子在试卷开头需要抄写自己的家状，所以有些代笔者是通过小吏改换卷首达到目的的。 为了防止调换，官方会在交上来的试卷的家状与正文之间加盖墨印，但淳熙五年（1178），范成大知贡举时，注意到“其印狭长，往往可以裁去重贴”，并提议在卷子背后加盖朱印，以“淳熙五年省试卷头背缝印”为印文，并且斜着盖章，“使其印脚横亘家状、程文两纸”，难于作弊。的确，朝廷一直在尽力防止代笔之弊，一方面严厉惩罚代笔者与同保举子中的知情者，甚至流配千里之外；一方面鉴定比对解试、省试试卷与家状的字迹，字迹不同者会被黜落。但嘉定十年（1217），有臣僚提出，只凭字迹是不足以杜绝代笔之弊的：如果考生预先向印刷试卷的国子监购买了备用试卷，派人替考，自己在场外将做好的文章誊抄在试卷上，再通过胥吏调换，则字迹也不成为问题。虽然这样操作花费甚高，可以达到“一二千缗”，是上面提到的众筹价格的十倍，但有财有势者也不以为意。所以，朝廷加强了备用试卷的管理，专门差人印制，计数后封存起来，请求使用备卷者需要登记姓名、乡贯，而且在省试之前，依惯例还要对已经通过解试的举人进行复试，如果考生不能成文，或者答案出现大段错谬，就直接取消省试资格。为了与代笔行为作斗争，朝廷亦可谓费尽苦心。 科举制度在宋朝有了很大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中逐渐走向成熟，选拔出了无数人才，使士子们“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即使是始终没有通过省试的举人，只要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也可以通过“特奏名”制度，由礼部特予奏名，参加殿试，获得出身，因此举人们不至于彻底绝望，成为造反的黄巢、王仙芝。故而，许多人淹滞场屋，“英雄豪杰皆汩没其中而不自觉”。在这样的氛围中，若是难以克服早日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诱惑，行险作弊，乃至于无孔不入，也是人性弱点所必然导致的吧。而考官们与小吏们无论是出于情分，还是畏惧权势，或者为了金钱，以各种方式开方便之门，就更加不难想象了。因此，虽然自宋以降，科举制度逐渐趋于完备，朝廷也无法完全革除科场中的作弊行为，不论场中还是场外，各种作弊手段仍然层出不穷。 参考资料：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叶适：《水心先生别集》，《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67册。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 Chaffee, John W.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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