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叹诗人不遇时。包容诗歌的雅量，早成昔时的韵事了。本来，诗人天生就是完美主义者，总是竭力追求生存状态的理想化，企求现实的尽善尽美，并非刻意要与谁作对。这种追求，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动力，没有这种动力，连希望的翅膀都折断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活力？由于追求完美的天性使然，真正的诗人总是不屑于为官方歌功颂德。事实上，历史上的“御用诗人”、“歌德派”，都形成不了气候，更产生不了多大的后世影响，难道不是吗？与政治家更关注乱与治、理论家更关注是与非、道德家更关注善与恶、史学家更关注兴与衰，法学家更关注罪与罚、美学家更关注美与丑一样，诗人更关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要求哪怕一首小诗也要对社会做“全面”、“历史”的分析，很不现实。在这种苛求面前，谁还能张口，张口便有错。谈诗的兴衰，必及唐时。女皇则天，读到诗人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大加赞赏，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唐宪宗看了白居易百多首讽谏诗后，觉得很好，不仅不怪罪，而且召其为学士。唐代帝王多善诗，极少不善诗的也爱诗和理解诗人，当权者如此善待诗歌，唐代诗文无不盛之理。上下当政者要有雅量、给诗歌更多的理解，这点要求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一首小诗，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作不起多大风雨。叛逆诗人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谓牛气冲天，如果他不是真的大动干戈把皇帝逼出京都，只凭几首菊花诗也并不能把李唐王朝怎么样。
二叹诗歌尽失语。诗的话语权早已收归“国有”了，话语权被垄断了，诗人怎能发出内心的不同声音？在风风雨雨的社会现实面前，诗歌失语了。作为内心丰富和语言大匠的诗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内心无法渲泄、睿智无法传播。诗歌的失语，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表明的，是现代社会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调集各方力量，令人“无所察觉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结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适宜于优秀而伟大诗歌的生长与传播吗？平心说，各类官办文学刊物，生存也不容易，为了不折断生存的“翅膀”，就得仰人鼻息，岂敢僭越？在对待具体作品上，就得如履薄冰，使出“看家本领”，特别在“敏感问题”上，就得拒绝深刻，宁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语境下，就算是产生了《离骚》一样伟大的作品，也逃不脱胎死腹中的命运。
三叹奈何文字狱。一首还谈不上是诗的打油体，讽刺了“父母官”都会招来祸端，这种气候，真正有力度的作品怎么可能问世？说是文化环境宽松了，你可以写神写鬼写精写仙，可以写暴力、魔幻、恐怖和隐私，还可以大写特写“下半身”，大量生产文字垃圾，但要切中时弊，你就得讳“光”讳“亮”。“文字狱”事件尽管只发生在一地一县，却有着“典型”意义，也是对当今文化环境的“概括和提炼”。“个人崇拜”时期只崇拜一个人，当下可是层层“崇拜”泛滥，对台上的“官” （“公仆”早已回归或者蜕变为“官”了）只能唱颂歌，吹政绩，讽刺、挖苦和披露“官衙”的失误或者恶行，是件了得的事，往轻里说是“诽谤”，往重里说是破坏当地的“政治稳定”，这种人不抓还有什么人可以抓？。要写，你只能写已经倒台的官，一只死虎，任你多踹几脚也无妨。
当然，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悲剧性的，但也是坚韧的，他们身处逆境不合时宜，他们颠沛流离风雨剥蚀，但他们却一定是初衷不改矢志不移。因此，我们坚信，真正的中国诗人，一定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民族。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杰作时，也许会惊奇得拍案称绝，感动得掩面而泣，崇敬得恨不逢时。但是，那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呢，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大讽刺？
------ 节选自石泉文章《没落的诗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