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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一直被古今文学评论界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他死后的谥号是“文”。历史上，被谥为“文”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可见其在文坛的地位之高。他的文章也一直被后人当做作文的范本，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不读过他文章的。 这样一个人，按说，他文章的可信度应该很高的，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比如，他大肆收受别人的金钱，写了不少歌功颂德、与主人公生平事迹不符的墓志就是明证，史称这类文章为“谀墓文”。因为这样的文章写得太多，连他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当时的诗人刘叉就曾经在韩愈的家里当众人的面拿了他不少钱财，扬长而去，韩愈拿他也没办法。这件事，诗人李商隐有过记录，在《新唐书·韩愈传附》中记录“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 刘叉在唐代诗人中是以豪侠著称的，年轻时曾经杀过人。他的诗作对现实有反映，而其代表作是《冰柱》、《雪车》。他初见韩愈时向其展示的就是这两首诗。刘叉的这两首诗，历来被评为险怪之作的代表作，特别是《冰柱》诗，写冬天雪化所凝成的檐间冰柱，通篇奇思联绵、有声有色、动静相间，意象万千，有人甚至拿这首诗和李白的名作《蜀道难》相比。这首诗令人击节称赏、叹为观止。刘叉在《自问》诗中说自己：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确实，非刘叉无人可当此语也。也许是刘叉的江湖经历和诗才，才使得韩愈对他当众拿取钱财的羞辱无可奈何吧。 我们深扒历史，看看他的文集再对照当时的历史资料，便可知道，韩愈其实也是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韩愈之所以对刘叉的羞辱容忍而无奈，可能不仅仅是慑于刘叉的特殊经历，而是心中有愧。
唐朝穆宗皇帝李恒时期，有个叫郑权的人被派到岭南去做节度使，即现在广东一带。那个时候，一旦有人远行，则亲戚好友有到城外相送的习俗，而在这种时刻，折柳相赠，写诗送别是必不可少的。韩愈就为这次的送行诗集写了个序言，对郑权称道有加，赞扬他“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在韩愈的笔下，郑权简直就是一个道德模范。 现实生活中的郑权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旧唐书》的记载是，郑权因为家里人多，做京官的工资不够开销，便花钱走了宦官的后门，才被朝廷派到富庶的南海去做岭南节度使。既然这个节度使是花了钱得到的，那么上任后收回做官的投资自在不言之中了。果不其然，郑权到了岭南后“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郑权作节度使的是富庶的岭南地区，鱼盐之利，商贾往来。看看，一个靠拉关系，大肆聚财的贪官，在韩愈的笔下却是一个人格完美的道德模范。
搞笑的是他在对待当时的大臣李实一事上，前后反差之大，令人失笑。在李实担任首都长安市长的时候，韩愈还是一个不怎么有名气的文人，他便给市长大人写了一封自荐信。在唐代，文人要想在仕途有所发展，不能光靠考试，考试只是一个方面，还要找靠山为自己吹嘘。这种事，就连名头很大的李白也干过，写过《与韩荆州书》。 韩愈写给李实的信，也就是他文集中的那篇《上京兆尹李实书》，笔下的李实“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士大夫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后面的文字，全是吹捧李实的口水。 那么，这个李实究竟是何许人也，韩愈要写信给他。原来李实的来头很大，他是皇室的宗亲，道王李元庆的玄孙，家世煊赫。看来韩愈在找靠山这事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韩愈急于仕进，置李实克扣军粮、不管人民死活，为政猛暴、聚敛进奉的事实于不顾，大肆吹捧，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不幸的是，李实后来因为贪污倒台了，而这个时候的韩愈已经混到了《顺宗实录》的总裁官。对于一个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死老虎李实，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有求于彼，则甘言如饴；操史笔于手，则翻云覆雨。 不过，因为李实是皇帝家人，虽然倒台，但势力还在，加上当时人们普遍对韩愈的这种做法反感，很多人向皇帝反映他撰写的《顺宗实录》繁简不当，混淆事实。因为反映太过强烈，弄得穆宗、文宗两代皇帝都很恼火，下令修改。可是，皇帝的话并没有落实到实处，《顺宗实录》的修改都因为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在当时的地位显赫而没有如愿。
韩愈另一个争议很大的文章是《平淮西碑》。从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到被以裴度为军事首领的唐政府军打败，淮西这个地方从李希烈到吴元济已经是沦陷五十多年了。一旦收复，自然是唐王朝的大事一件，注定要载入史册、大书特书的。宪宗皇帝钦点韩愈撰写《平淮西碑》，一来韩愈的文名在当时无人能及，二来因为韩愈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亲自参与了这场战役。《平淮西碑》写好后被刻石立于蔡州。可是不久就被宪宗皇帝下令磨平韩文，刻上另外一篇由当时文士段文昌撰写的碑文。原来，裴度虽然是平定淮西战役的指挥官，但叛军首领吴元济却是将军李愬于大雪之夜带兵突入蔡州城生擒活捉的。擒贼先擒王，吴元济一被捉，贼势自然瓦解，胜利也随之而来，解了压在唐朝心头多年的大患，李愬的功劳当然最大。可是韩愈却用过多的篇幅赞美裴度，对李愬只是一笔带过。 于是李愬部下石孝忠“作力推去其碑，仅倾移者再三”，将《平淮西碑》砸毁，官兵来抓人时，石孝忠还把人打死，事情闹到了宪宗那里。宪宗才又命翰林大学士段文昌重新写平淮西战役的经历。
实际上，像韩愈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当初魏收在编修《魏书》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魏收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对我好的送钱送物的，我有求于你的，就给你美言几句；反之，好的也说成坏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魏书》一写出来，就被称作“秽史”，几乎被烧掉。 由此可见，文士之笔，是可以随意曲直的。魏收和韩愈都是文坛领袖人物尚且如此，一般文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顾事实，誉之则上天，毁之则入地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也是古今文字公案多发的根本原因所在。 后晋人刘询在《旧唐书》中对韩愈就有微词“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意思就是说韩愈这个人经常会依仗自己的才气去任性做事不计后果，在言论、行为上多有和孔子、孟子的言教相悖之处。当然这些好像并没有掩盖韩愈文章的光彩，韩愈，作为一代文宗，无论他的思想还是文字，一直被人们崇奉并吟诵。 文字：黄金时代杂志（ID:gdhjsd）转载请注明来源 图片：via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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