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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鸿（陕西丹凤） 【作者简介】高鸿，男，70后，网名人在雨中，陕西丹凤人。中学语文教师，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商洛诗歌学会会员，作家在线和史飞翔工作室签约作家。有散文、诗歌、小说散见于《教师报》《陕西诗歌》《陕西教育》等报刊杂志及《作家在线》《阅读悦读》《中诗网》《新诗天地》等网络平台上。 文字有缘：约三五好友，品一盏香茗，剪一抹时光，叙一段旧忆，掬一份真诚，书一纸墨香......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一、酒入豪肠，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趣味数学：李白无事街上走，提壶去买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三遇店和花，喝光壶中酒。试问壶中原有多少酒？ ......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这是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诗歌《寻李白》对李白最为经典的评价。 有人曾对李白有关饮酒的诗作做过统计，发现李白现存的一千零五十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但统观李白的平生及诗文，那种“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大唐酒风，在李白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酒后出精品佳作。从李白的诗文尤其是他的“酒后醉语”中，我们真切地嗅出了大唐酒味的浓烈和醇香，才被他那空前绝后的酒中之趣、酒中之真、酒中之情、酒中之狂、酒中之胆、酒中之奇所绝例。 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据史料考证，酒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最早出现的酒是水果酒，其次是奶酒，粮食酒则最后出现，它们都是自然发酵酒。中国的正宗酒为粮食酒，粮食放久了，发芽发霉，发霉的粮食叫“鞠”，发芽的粮食叫“蘖”，发霉发芽的谷物掉在水罐中，因其中有酵母菌，就糖化发酵成酒。中国的酿酒技术在殷商时代有了重大的发展，人们已熟练地用“曲”和“蘖”来酿酒，至汉代，制蘖、曲技术进一步发展。 据《说文解字》记载，汉代的蘖，至少有七种以上。唐代是中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良酿署”，是国家的酒类生产部门，既有生产酒的酒匠，也有管理人员。唐代的许多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西域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造酒成绿色，芳香浓烈，味兼醍醐。”从酒器上看，唐人崇尚的是“美酒盛以贵器”，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琉璃钟，琥珀浓”。这些都反映了唐代酿酒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与之相伴的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昂奋亢进的时代精神。 据唐人李肇《国史补》的记载，唐代在某个时期有如下一些名酒： 富水，产于郢州，在今天湖北钟祥、采山一带。 九酿，产于宜城，在今天湖北宜昌一带。 若下，产于乌程，在今天浙江吴兴市。 土窟春，产于荥阳，在今天河南荥阳市一带。“土窟春”在宋代还继续生产，而且也很有名气。（参宋仁伯《酒小史》） 石冻春，产于富平，在今天甘肃、宁夏一带。 烧春，产于剑春，在今天四川成都一带。 乾和葡萄，产于河东，在今天山西省。 灵犀、博罗，产于岭南，在今天广东、广西、海南甚至越南部分地区，也可能是广州市。 湓水，产于浔阳，在今天江西九江市一带。 西市腔，产于京城，在今天陕西西安一带。 还有郎官酒、阿婆清、庵摩勒、吡梨勒、诃梨勒、浆类酒等，产地均不详。 不过，唐诗里边提到最多的产地还是新丰，在今天陕西临潼一带，请看： 英僚携出新丰酒，半道遥看骢马归。（王昌龄《送郑判官》）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一） 新丰主人新熟酒，旧客还归旧堂宿。（储光義《新丰主人》）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李白《杨叛儿》） 犹酣新丰酒，尚带霸陵雨。（韦应物《相逢厅》） 当时新丰一带所产的酒，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因为那里靠近京城长安，所产的酒大量供应京城，为生活在京城的诗人们所熟悉，因而名气就格外的大。情形有些类似今天北京生产的“二锅头”酒。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客中行》 诗中的美酒产地是兰陵，位于今天山东省枣庄地区，自古便享有盛名。 战国时代的兰陵是楚国属地，思想家荀子曾在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邀请与推荐下，两度出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遇刺身亡，荀子也废官不作，但依然定居于兰陵，致力于著文立说直至去世。身后葬于兰陵。 荀子在长寿的一生中（他的生卒年月现在尚无法确知，后人考证有公元前334－前236年、公元前314－217年等说法，而无论哪一说，都表明荀子非常长寿），游历过数个国家，年轻时在齐国生活了很久，并在稷下学宫三度担任祭酒之职（所谓祭酒，在汉代之前是在举行筵宴时酹酒祭神的礼仪官）。 或许与这样的工作有关，荀子对酒很有研究，他在兰陵任职期间曾讲学收徒，像韩非子、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也有门徒从事酿酒业。 由此可见，兰陵美酒的历史不可谓不长。 兰陵美酒的后继者一样引人注目。在唐代，有李白的名篇广为流传；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提到：“兰陵美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他水，临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 时至今日，兰陵依然出产美酒，如兰陵特曲、兰陵大曲等，有一种酒，用兰陵大曲配入檀香、广木香、公丁香等中药药汁，再以冰糖调味，其色金黄，酒味清香，遥遥可见当年醉倒李太白的佳酿风采。 唐人喜酒，热衷买醉的人很多，却并不见野蛮粗俗的酒风。无论开怀畅饮还是浅斟细酌，都不过是把酒言欢或借酒浇愁的引线，而不以灌醉别人为乐，也不以牛饮酗酒作为逞强的本钱。 也因此，唐诗中的酒，显得分外可爱、亲切、率真、雅致，处处透着诗人名士的风流态度。 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唐代继续兴盛，而唐代对私人酿酒的管制也较为宽松，所以才有“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那样的动人场景入诗（“绿蚁”：新酿的米酒未过滤时，酒面上漂浮的一层微绿酒渣，细小如蚁，故名）。 经过蒸馏工艺的高度数白酒也已经出现，如“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光。”而“葡萄美酒夜光杯”、“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等句，又清楚地表明葡萄酒在唐代的受欢迎程度。 葡萄是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传入中原的作物，当年张骞不仅为中原带来了葡萄种籽，还带进了酿酒的工匠，中原地区的人遂接触到这一饮品。但直到唐代，依然是胡人更擅于葡萄酒的酿制工艺。当时中原也有如蒲州那样的产葡萄名酒之地，这种地方则多是中亚胡族聚落区域，胡人开设的酒店就叫“酒家胡”，还经常以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胡姬招揽生意，所谓“笑入胡姬酒肆中”正是这种时尚的写照。 饮酒自然少不了酒具，唐人的酒器或精美雅致，或奢华富丽，或朴素无华，或沉稳大气……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祭祀典礼等仪式上也有酒器，不过早已不似商代器皿那么神秘诡谲，也不像元人酒具那般肆意夸张，酒壶、酒杯、酒令、酒筹等用品体现出的，是平和的生活态度，是典雅的审美趣味，是真正“艺术化的生活”。 唐人酒具中有很多是陶瓷质地。而唐代已经出现合乎西人严格意义上的瓷器——说到此，涉及到陶、瓷分类，这向来是陶瓷史上一笔糊涂帐，盖由中西学者对“陶”、“瓷”定义不甚相同。中国传统是陶、瓷并称：“瓷，陶器之较坚者。”，就像“玉，美石者也”，玉与石，陶与瓷之间，本无明显界限。有的学者执著于器物的透影性，而透影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胎体的厚度，倘执于此，一些著名的大型器物便很难被称为瓷器，因为体量大必然需要厚胎，厚胎必然导致透影性差，如明定陵出土的龙缸等，这与器皿的实际称呼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商周时代便出现原始瓷器，也未见能说服学界人士。 但即便以最苛刻的标准衡量，唐代能生产完全意义上的瓷器也是毫无疑问的。在酒具方面，文献中有“自暖杯”的记载：“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乱如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镂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遂收于内藏。”（《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文字记载略显神奇，而在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的越窑遗址，薄胎青瓷被大量发现，足以佐证此言不虚。 唐代的青瓷造型可以达到非常规范工整的程度，胎体也可以制得十分轻薄。烧制过程中启用匣钵，保证了烧成之后釉面的光洁匀净，只是釉色或青或黄，尚不能十分准确地掌握——釉色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是因为烧制环境的不同，氧化焰中烧成的釉色呈黄，还原焰中烧成的釉色为青。唐代工匠在控制烧制环境上还有欠缺。 在青黄釉色中，唐人显然更偏爱青釉，青瓷酒盏与色泽金黄的酒浆相配，温润而清冽，视觉效果极佳。 唐人好金银，喜繁华。生怕提到“金”字便沾染俗气的假清高，在唐人那里完全没有市场，他们酷爱“金”的富贵端丽，所谓“金樽清酒斗十千”、“莫使金樽空对月”，确有其事，并非诗人夸张。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金花银器，是在银器上鎏金为饰，金光银色交相辉映，精美富丽，华彩辉煌，显示着无与伦比的盛唐风范。 尚金，也是受到草原民族影响的结果，游牧民族之爱金银，主要为了保存财富——骑马颠簸的时候不易损坏，在此基础上，也发展起极富特色的草原艺术风格。唐代皇室与游牧民族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加之唐代开放的社会状态，与外界深入持久的交流，胡风盛行也是必然。
金银酒器的造型装饰中时常可以见到鲜明的胡地影响，在初唐盛唐时代尤其显著。如八棱金杯、八棱银杯、八曲长杯等，杯上还往往饰有胡人形象，或曲折繁复的几何纹样，与粟特、拜占庭艺术风格有明显关联。 随着时代推移，中原文化逐渐渗入，器皿形态也发生转变。如酒壶造型，唐代早中期有纤长高耸的“胡瓶”、仿皮革器物的“皮囊壶”等，之后发展为壶肩一侧加管状流，另一侧加把手的造型，被称为“注子”，壶体形状也变得更加圆润中和。 游牧民族尚金，中原民族尚玉，自孔夫子时代就有“玉有五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等说法，唐代文化兼收并蓄，自然也对玉器一样钟爱。玉质酒器的光泽与酒色相映，和陶瓷金银器营造的风韵又是不同，真个像李白所言“玉碗盛来琥珀光”，单那视觉效果就诱人微酣了——这也并非诗人虚夸，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中即有白玉八曲长杯等玉器出土，还有牛首玛瑙杯等器皿，白玉杯有两只，一只素面，一只外壁上满布繁缛的花纹，玉质温润洁白半透明，极为精致；玛瑙杯则是写实写意结合的造型，橙、白、红相间的色彩，天然形成的纹理，再加以镶金装饰，富丽的材质、华美的色泽，不由人不叹为观止。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五花马：名贵的马。开元，天宝年间，上层社会的人把马的鬃毛剪成五簇花纹形，叫五花马。这几句大意是：五花的宝马，干金的狐裘，叫孩子把这些玩意儿都拿出去换来美酒，让我们在这美酒中共同消除那无穷无尽的愤懑与忧愁。 为了喝酒，诗人不惜将名贵的五花马，价值千金的狐裘都拿出来换取美酒，以图一醉方休。诗句表现出诗人豪爽的性格，嗜酒如命的爱好，更反映出诗人的抑郁和愤懑，写得悲壮、慷慨、荡人心腑。
四、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李白《将进酒》里的诗句。诗仙李白，不但是位诗人，还是一位酒仙。酒成就了他的豪放不羁、洒脱乐观的诗情和张扬自我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的饮酒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永远散发着不容忽视的芬芳。 想必，李白当年定是一袭白衣，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于酒酣之际，引出一首首千古绝唱。起吟之时必是抑扬顿挫，长髯亦随清风摇动。是李白的豪迈给酒增添了几分魅力，还是酒的清冽越显了李白的几分放荡。不饮酒的李白，我无法想象。李白肩负了太多华夏的文明，没有他，便没有中国诗歌的全盛。而没有酒，便没有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儒家的用世济时与道家的神游求仙，纵横家的汲汲于功名与侠士的不矜其功，高远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一对对矛盾左右着诗人的命运，真是“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也因此，诗人饮酒当歌、对抗命运，这种激烈的碰撞是惊心动魄的。
诗人可以在酒的世界里忘记伤痛，得到片刻满足。于是我们看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更有“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狂放；然而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与尔同销万古愁”和“举杯消愁愁复愁”的压抑给内心的苦闷。他知道醉酒之乐是短暂的，于事无补的，可是如果不醉，就连这短暂的快乐也会成奢侈。诗人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酒醉与清醒之间徘徊。 现在马鞍山采石矶风景区内，伫立在江边的李白雕像的位置传说正是李白醉酒后入水捞月亮溺水而死的地方，酒把他浪漫的一生推到了最高潮。他那“大鹏飞兮”的情状仿佛在采摘天上的月亮，又似在“举杯邀明月”。诗人是痛苦的，于是他便在醉酒的世界里，把如月般的理想化为了水中的月亮，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诗人走了，乘着一叶扁舟，荡着满波清流，浩然归去，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如酒般清醇刚烈的诗歌，还有诗人那浪漫如酒的人生传奇。试想，历史的长空中，诗人是不是还在推杯换盏、邀月对歌？
如果说唐朝是一个酒文化充分发达的国度，那么“酒催诗兴”、“酒助艺事”便是唐代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从李白个人来看，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指称符号，甚至成了李白个人的指称符合。例如，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乐于题上“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就是酒，而酒也就是“太白”。从酒对唐代诗歌的重要性来看，酒已内化在唐诗中，并弥散着唐代文化的迷人魅力。可以说酒通过唐诗、通过唐诗中的李白，终于取得了一种诗美品格意义上的文化符号的地位。 通过对李白酒诗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酒文化的发达与跃进。在酒文化的“道”的层面上，在酒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上，与酒相关的酒器、筵饮、歌舞、酒妓、酒令以及饮酒诗所组成的唐代酒文化大合唱，体现了唐代人文精神的真面目、真性情、真魂魄，而李白的酒诗歌更是唐代酒文化最凝炼、最高度、最集中的体现。 可以说，若没有酒的推波助澜，唐代文化的魅力要逊色很多。有了酒的激荡，才产生了唐代繁荣亢进的酒文化；有了酒的催发，才产生了唐代酒文化的象征性符合号——李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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