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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妹（ID：xuemei700），媒体转载联系学妹要授权 山东莒县寨里河乡南上涧村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出生，并且一直生活到19岁，南上涧村是中国无数个平凡而普通的小山村中的一个。 我在村里读完了小学，在乡里读完了初中。在我中考的那一年，全班60人，只有两个同学考取了县重点中学。1999年，我到县重点中学莒县四中住校读书。家里为了供我读书，全家都到烟台打工去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农村种地，在经济上是无法支撑一个高中生的。在我读初中时，父亲就已经到烟台打工了。我到县城读高中，花费比之前要大。母亲也决定去烟台和我父亲一起打工。弟弟那时只有13岁，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初中，也被父母带着去了烟台。 从1999年到2017年，18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先后在贵阳、深圳和北京求学，读完了博士，并在高校当了教师。我的弟弟13岁随父母闯烟台，在2008年也结了婚，有了孩子。父母这18年来就作为农民工常住在烟台。回家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回到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很多时候就是回到烟台，回到烟台的农民工出租屋。回莒县，我们都叫做回“老家”。在有重大喜事的情况下，我会回老家。比如我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考上博士了，结婚了，等等，一些重大的人生事件，都要回老家上坟，向祖先报喜，叫上喜坟。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求我也必须回老家。对农民和农民工的生活，我是非常熟悉的。 ▲祖坟地 中国农村现在的问题，不可能与农民工问题分开来谈，而必须放在一起来谈。孤立地说农村如何，农民工如何，都不可能准确。农村的问题要与农民工问题结合在一起，而农民工问题又会生发出一些其他问题。 我觉得在未来的30-40年中，中国的很多村庄都会消失。这些村庄是作为中国社会神经末梢的村庄，例如我的老家南上涧村。作为神经末梢的村庄的消失，从农民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件悲苦的事，相反是一种幸福。村庄之所以消失，是因为那里不再有人住了。之所以没有住了，是因为迁走了，或者去世了。迁走的原因，肯定是别处的生活更好。 迁到哪里去了呢？主要有三种流向：
对农民工来说，大部分还是定居自己打工的城市去了。我们全村586户，单在烟台一地买楼房的，就有近50户。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城市打工的数据。如果以我们莒县而论，在烟台买房的人就更多了。在农民工群体中，走亲访友并不需要回老家，在烟台通常有七姑八姨三叔四大爷，甚至你在老家的邻居和冤家。在打工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群落生活。 农民进城当农民工，对农民自身来说，并不是一件悲哀和悲苦的事。这首先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以我母亲为例，在老家种地的收入，远远不如在外面打工的收入。她在烟台的一个水产市场打扫卫生，每天55块，每个月1650块，一年能有2万块的收入。而在家里种两亩地，一亩地就算能产600斤花生，每斤5块钱，也就是3千块，两亩地的收入也就是6千块。还得去除农药、化肥、地膜钱。何况亩产600斤花生，每斤5块钱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母亲只要能干动活，坚决不回老家。在母亲看来，如果不是在烟台打工，就我们那样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就不可能有钱供我读大学，也不可能在老家给弟弟盖上五间大瓦房，娶上媳妇。 ▲七十五岁的大爷 从1999年全家到烟台打工至今，父母已经18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他们只在村里有事的时候，才回家处理。我的父亲对农村很有感情。他小时候是一个孤儿，后来成为一个会做农活的农民，在40岁左右时才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叨叨着要回老家过年。尤其是2015年，他突发脑溢血之后，更是想回老家生活。他的想法也能代表一些上年纪的人。但是父亲的生活既需要经济来源，又要有人照顾，所以就身不由己了。父亲对老家的感情，还体现在修坟和砌坟上。修坟是修爷爷的坟，爷爷的坟头在20世纪70年代是由父亲亲自参与扒平了，至今仍然没有坟头，上坟的时候，标志物不清楚，主要靠记忆。给爷爷重新堆个坟头，立个碑，是父亲多年来的心愿。砌坟，是给父亲自己砌坟。父亲前年脑溢血，抢救过来之后，就整天想着自己坟墓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坟墓也要在老家，而且要埋在老家的口粮地里。落叶归根是我父辈农民工的普遍心态。 ▲祖坟地 在讨论农村问题的时候，我们家兄弟俩也有典型性。我弟弟13岁辍学随父母到烟台打工；我读了大学，并在大学任教，算是进入城市生活了。前两年泛起读书无用论，就是以一对农村兄弟的不同出路为例来论证的。论证的结果是在农村生活的弟弟比考大学进入城市的哥哥要幸福很多。相信这个一度盛传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这肯定是一个假故事。首先，像我弟弟这个年龄的农村青年，根本就不会种地，他们并不熟悉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他就不可能在农村生活。如果他真的在农村生活了，并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他的收入肯定很低，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所以不可能是一个农民弟弟和一个城市哥哥的比较，而只会是一个农民工弟弟和一个城市哥哥的比较。那么一个农民工和一个城市的教师相比呢？我的弟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教师。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他过得比我好，也没有任何人觉得他的幸福感比我强。 ▲作者 朱永富 外出的农民工收入也是分层的。我父亲总结说：出来闯外有挣着钱的；有没挣着钱的；还有没挣着钱，把命搭上的。把命搭上的，是出了意外。普通的农民工其实跟农民差不多，还是出大力，在农村是把力气用到地里，在城市是直接出卖劳动力。他们挣的钱都是“力钱”。他们只不过是收入比在农村高一些。在农民工中能挣到钱的是包工头一类的。包工头也有大小，但是不论大小，他们才是真正算是挣到钱的，在城市买房买车，不在话下。年轻的农民工在城市买房的，主要还是靠着父辈多年的积累。 农民工之所以在城市买楼房，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有钱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在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在谈婚论嫁时，女性普遍要求有房，而且是楼房，在老家的五间瓦房不算数。楼房住起来干净、舒适、体面，还有利于子女的教育。我弟弟结婚比较早，那时还没有兴起在城市买房。现在他在烟台没有楼房，孩子的养育就有些不便。在烟台上学，孩子几乎不可能进入好的公立学校，回老家上学，还得有人跟着回家照顾孩子。如果弟媳回家照顾孩子了，弟弟一个人在烟台打工，生活水平肯定得下降。孩子的教育成为他们的一件心事。 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城市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的生活观念。近二十年农村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从宗族权威和行政权威混合型社会向货币权威型社会转化。与此相关的是农村传统习俗的式微。以“请家堂”这一民俗为例，我们老家现在请家堂的越来越少了，几乎没有了。请家堂是村里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是年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家堂，就是如果这一年这一家有人去世，尤其是老人去世，这家的子孙就会在除夕夜天黑不久，端着他的牌位，到村口去，把他的神灵“请”回来，请到家中，摆在客厅的正位上。准备好酒菜。等吃过晚饭，就会有村里的人来家堂屋，客人进去之后，先跪下给牌位磕头，磕完头之后，就可以做到主人家的桌子边，吃喝他们事先备下的酒菜。还有专人陪来客聊天。这样的主人家必须是通宵不眠的。因此，有些人喜欢打牌的，就会聚在这样的人家。主人也欢迎，人越多越好。大年初一，请家堂结束了，在街头上，就会说起，昨晚哪家来了多少人。谁去了哪家，没有去哪家？对主人家来说，来的人越多越好，来得越多越有面子。客人则是去谁家，就是给谁家面子，也有一些必须要去的。平时关系比较密切的，如果不去就要得罪人了。请家堂，要连请三年。现在请家堂的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是图省事。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民或农民工不重视民俗了。有一些民俗依然产生很大的影响。留在烟台过年的人，逢年过节，不能回老家，都要在烟台烧纸，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在路边，尤其是十字路口烧纸。烧完纸，还要在那里朝一定的方向磕头。我父亲在烟台也是这样异地上坟的。农村的习俗还是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生活。 那么农村到底有没有发展呢？农村的房屋现在看起来盖得比十年前好了。年轻人的家里墙上贴着瓷砖，地上铺着地板，还有土暖气。道路修得也比以前好了。农村也有网络了，电脑能上网，手机也能上网。村里甚至安装了摄像头。农村的生活已经相当的现代化了。这种现代化，就是向城市看齐的结果。但这不是传统农业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农业肯定是衰落了。如果农村不能转变经济方式，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村庄迟早是要消失的。村庄消失了，并不意味着村庄里的人日子没法过了，相反，他们的日子肯定是过得更好了。村庄消失了，肯定会有一些人感到伤感，比如我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以后我要回乡，可能无乡可回了。但是我的孩子恐怕就对那块祖地没有什么感情了。生活水平是经济学，短暂的伤感是美学和伦理学，经济学的巨轮轰隆隆滚过，恐怕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作者：朱永富，男，1983年，山东日照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副教授（校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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