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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吗？纪录片《人生7年》（Seven Up）一开始只想做一次探讨。迄今为止，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七年系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纪录片之一。 1978年，最初的参与者在《人生21年》（21 Up）重聚。（卫报） 纪录片《人生七年》（Seven Up）于1964 年 5 月首次上映，原本这是一个一次性的节目，节目想要反应出英国阶级制度究竟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澳大利亚人蒂姆·休厄特（Tim Hewat）是《世界动态》（World in Action）节目的创始主编，他有了该节目的想法，并把耶稣的一句话作为其出发点：“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原句为“Give me the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show you the man”，译者注）于是这位节目制作人找来一些富孩子和穷孩子，想要看看他们如何在生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 一开始，加拿大人保罗·阿尔蒙德（Paul Almond）导演了这部原本 40 分钟的电影。一名年轻的剑桥毕业生名叫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作为节目的助手，负责在英格兰南部寻找适合的儿童，而戈登·麦克杜格尔（Gordon McDougall）去寻找北部的孩子。他们找到20个孩子，并从中选出14个，选拔的标准是聪明、拔尖、有趣。 在第一期节目中，有一半的儿童以匿名的方式在伦敦动物园快乐嬉戏，看上去一样的天真烂漫，就像是天使，但是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来自不同阶层的14个孩子 14个孩子中有4个来自伦敦东区（Sue、Jackie、Lynn、Tony），另外2个男孩则来自贫困家庭（Paul、Symon）——他们都是底层阶级。 Jackie、Lynn、Sue（从左到右）是伦敦东区的三个女孩孩子，伦敦东区是平民区，生活的主要是城市中下层阶级的人。 Tony也成长于伦敦东区，小时候很顽皮。7岁就决心想要当骑师。 Paul（上）的父母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父亲把他送到儿童之家。一年以后他们移民去了澳大利亚，现在生活在墨尔本郊区。7岁的保罗·克莱格曼在儿童家里长大，当被问到有关未来的问题时，他问记者“大学是什么意思？”。Symon（下）是Paul在儿童之家的同伴，母亲是白人，而父亲是黑人，他和母亲生活，没有见过父亲。 为了与之对比，节目还从同一所预科学校选了3个上流阶级的男孩（John、Andrew、Charles），以及另外一所寄宿学校的1个男孩（Bruce）和1个女孩（Suzy）。 John（左）的曾曾祖父是保加利亚第一任总理，对于自己的人生，他很早就有明确的规划，他的目标是剑桥的三一学院。Andrew（中）说，“我（平时）读《金融时报》”，这句话一直被重复播放，被视为阶级差异的具体体现。Charles（右）后来退出了，他要求把他的部分全部删掉，后来他在BBC工作。 Bruce小时候在寄宿学校，是那种私立的，他的理想是做个传教士，去帮助落后国家的人，让他们能生活得更好，他的故事我们也会细细讲。 Suzy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家里有4000英亩土地，她的成长就是按照名媛的标准来的。 从利物浦一所郊区学校选了2个男孩（Peter、Neil），约克郡谷地选了1名男孩（Nick）代表中产阶级。 Neil（左）生活在利物浦，父母都是老师，后来他的人生太不寻常了，我们后边会提到。Peter（右）是Neil的朋友，相对Neil来说比较沉默寡言。 Nick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代表，但他生活的小镇里只有他和弟弟两个孩子，他的弟弟是个聋哑人。 对于10个男孩4个女孩的设置，艾普特也承认，节目中的女孩太少，中产阶层所占人数也太少。这种选择恰好反映了当时的世界，也就是1964 年，那时妇女的地位仅限于家里，社会被分割为雇主与雇员、工业领袖和工会代表、专业人士和闲杂人等。 到第二个七年（14 up）的时候，因为阿尔蒙德在加拿大拍故事片，艾普特接任了该节目的导演，他的职业生涯也与这个节目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人生7年》（Seven Up）是格拉纳达电视台创始主席西德尼·伯恩斯坦（Sidney Bernstein）的想法，两任导演休厄特和阿尔蒙德都很讨厌这个名字，这种叫法容易和某种饮料混淆在一起，因为七喜的英文也叫Seven Up。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电视品牌在英国已经变得家喻户晓。 人生七年海报（Torrent4All） 到2012年的时候，节目已经拍到了56年了，虽然有些参与者有时并未参与每七年的跟新。节目还将持续多久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当年71 岁艾普特这样说：“也许在我还活着时，有人会接管这个节目。迄今为止这个节目已经走了这么远，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如果我们单方面的停止，就太可惜了。我曾经这样说过，除非太多的人退出或人们再也不想看，我们才会停止。但是这两件事情都未发生。” 制片人与参与者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已经成为一家人。“这听起来很老套，但却这是真的。他们就像我的表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一样。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因为我们熟悉他们，所以这种感觉就像你见到三个月或一年没见的家庭成员一样，无论你们分开多久都像刚刚分开一样。”艾普特接受这种家庭比喻，但他说，正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家庭也有自身的问题：“有人关系亲密，有人则相反；有人喜欢我，有人讨厌我。家庭一个是非常好的形象，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将近50年了。” 他说：“你很害怕去面对曾经发生过的坏事情。这就是纪录片的诅咒。虽然你想要每个人身上都只发生好的东西，但你也喜欢好的故事。我们想要丰富的节目，即使我们知道生活有起起伏伏，但因为离他们如此之近，如果他们的生活不顺利，你也会很痛苦。” 人生：难以以一个标准衡量 这十四个孩子，如今都怎么样了呢？50年前的预言是否应验了呢？ 从左到右分别是： Nick（图中的Nicolas）：出身约克郡谷地的农民中产家庭，后来读了牛津大学，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物理教授，是片中唯一一个改变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人。 Bruce：出身于精英阶层，从小远离父母，在私立的寄宿学校长大，梦想是帮助穷人，曾在孟加拉国东部教书，现在在圣奥尔本斯的一所公立学校教书。 Tony：出生于伦敦东区，尽管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虽然平凡，但他的人生却不平庸，他曾坦言自己的出轨经历，但现在家庭美满。他是整部片子里最乐观的一位。 Paul：从小在儿童之家长大，后来去了澳大利亚，一直自卑，工作也平平，但娶了一个非常好的妻子，现在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Symon(图中的Simon)：见下文。 John：精英阶层的孩子，曾曾祖父曾是保加利亚的总理，一路私立学校到牛津毕业，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看起来一路顺风顺水，但他9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他读牛津是靠奖学金的。 Andrew：精英阶层的孩子，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有自己的企业，娶了平民妻子，很舒适的生活着。 Charles：出身精英阶层，21岁之后退出了节目，现在是在BBC工作。 Peter：出身中产家庭，28岁退出节目，56岁回归，现在拥有自己的乐队。 Neil：见下文。 Jackie：见下文。 Lynn：出身平民家庭，早婚但婚姻一直很幸福。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生活平淡而安稳。 Sue：出身平民家庭，三姐妹中心气最高的一位，经历了婚姻失败，现在生活里遇到和合适的人，自己则在大学工作。 社会底层 伦敦东区的几个孩子（Sue、Jackie、Lynn、Tony、Paul、Symon），似乎都还没来得及警惕头顶的天花板，就已经触顶，他们几乎都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 Jackie Basset是从伦敦东部的同一所学校选定的三个小孩之一，也是命运最坎坷的一位女孩，然而她自己并不这么看。（摄影Murdo MacLeod，卫报） Jackie Bassett是从伦敦东部的同一所学校选定的三个小孩之一。Sue、Jackie、Lynn形影不离，一直保持着联系。Jackie是三人中过得最艰难的一个——离异、单身妈妈、伴侣刚刚离世，还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意味着她不能再工作——但她依然活泼、风趣、精力旺盛。20 年前她搬到苏格兰，现在住在马瑟韦尔的一个平房里。她抱怨导演在《人生49年》里对她妄下判断，不满他做对她的病情大做文章，她觉得重点在于她能做什么而非她不能做什么。 关于她的生活，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呢？“你总有想隐瞒的那部分，”她说。“你必须这样做。”她的第一个儿子查理出生时，她30 多岁并且已经离婚，她永远不会透露查理的父亲究竟是谁。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她要与之后的伴侣，即她另外两个儿子的父亲分开。那么我们究竟看到多少事实呢？“大约90%，”她说：“我唯一所保留的事情都是很私人的事，如果公开的话会伤害到身边的人。 我知道在此节目中，有人把一切都公之于众”——她说的是出租车司机Tony Walker，他在《人生42年》里承认了自己不忠——“但我认为他们现在一定深深地后悔。我不明白怎么能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里这样做。” 她曾在《人生49年》里跟导演过不去，“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他会问我们一些私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做梦也不会问John、Andrew和Charles。这有关阶级。但我不认为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存在某些偏见，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摆脱。在上次节目中，我对自己和我的家庭状况很有自信，于是我决定今天要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他感到有点震惊。” 杰姬不愿被当作受害者。“虽然我患有类风湿关节炎，但这并没有束缚我。导演认为这是我现实生活的全部，但我不想人们以这种方式看待我。” 那么代表节目初衷的耶稣的那句话是否正确呢？这些人的生活是否可以在七岁时得到预测？“我认为或许是真的，”她说：“事实证明大多数事情正如所料。”在《人生49年》里，杰姬问导演是否认为她的结局非常糟糕。这是否会困扰她呢？“这并非我所担心的，”她说：“我再一次逼问了他的看法。我认为他对于我们的结局早有自己的想法。Sue（有一份大学管理员的工作）已超出他的预料，而且我不认为我的生活达到了他的期望。可我认为自己过得很好。” Symon Basterfield如今是一位照顾60 多位孩子的养父。（摄影︰Teri Pengilley，卫报） Symon Basterfield的人生是冲破万难后的胜利。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患有抑郁症，1964年拍摄《人生7年》的时候他的家庭很贫困。他的父亲是黑人，他的母亲是白人，因而他受尽两边的排挤。他的第一次婚姻，10年内生了五个孩子，以离婚告终。因为离婚和母亲的去世，所以他一直生活在混乱之中，他也不愿意出现在《人生35年》中。但他再婚后有了另一个儿子，他和他的妻子成了养父母。如今作为一名货运处理员，在希思罗机场边一个整洁的房子里，他们一起照顾着60 多个可怜的孩子。 “在拍摄《人生14年》和《人生21年》时，我确实认为这个节目侵犯了我的生活，”他说：“但之后节目就结束了。我们并非一直受到监视。”节目制作者会同参与者一直保持联系，但这种联系是若即若离的，因为他们想在回归的时候留有几分惊讶。 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人生35年》呢？“那时我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日子，我意识到有些正在做的事情并不适合我。通常我只会顺其自然，但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我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我应该诚实一点。那是一段我不愿说起的日子。”他仍然不愿意谈论他的离婚或者提任何可能伤害他第一任妻子的字眼。 当人生艰难的时刻，话题却点到即止，这是节目的弱点吗？“不，”他说：“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度过难关，但其实没有，因为那些难关可能要1年、 2年、 3年、 5年，甚至10 年的时间才能度过，而在节目里要把10 年浓缩到15，20分钟。有些事情藏在心底比说出来更好。如果把一切都赤裸裸的公开，是有害无益的。我们会蒙蔽那些观众。他们会把电视上的信息当作所有的事实。这会让他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思考自己的生活。” 他说：“导演希望我们这些穷孩子展示出对理想的追求，那些富裕家庭的男孩则要说自己的生活都是被安排好的。只有我们才有希望和梦想，而他们的生活已经计划好了。” 他们是否证明这些假设——是否真的可以七岁看老？“在某些方面确实应验了，”他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你不只是在做一个社会学的实验。这同样也是真实的生活，这些人创造了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是明确的。”Symon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七个男孩中那个害羞、 条件不利的孩子最后成就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儿。 精英阶层 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家子弟顺理成章的长成了富人，他们都上了牛津、剑桥这些名校，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的精英行业。 21岁时候，叛逆的Suzie，没上大学，对未来也似乎没什么期待。 28岁时，Suzie有了幸福的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Suzy，她从小的命运几乎被安排好了，在她的脸上我们看不到快乐，直到28岁她走近了婚姻，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几十年前英国上流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位，一个被定义好的人生，也着实让人觉得无味。 Bruce Balden教授在孟加拉国东部教书，现在在圣奥尔本斯的一所公立学校。（摄影：Graeme Robertson，卫报） 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孩子是Bruce Balden，他现在圣奥尔本斯学校教数学，1964年拍摄《人生7年》时他在上预备学校。Bruce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空军，在罗得西亚工作。他的父母离异，他和母亲回到英国，上了汉普郡的一所学校，假期与他的姑妈生活，因为母亲要工作。 在《人生7年》里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他说，“如果我看到七岁的自己，我不会认为这是我自己。”直到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后，他的生活才终于变得安定。他似乎一直在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他在孟加拉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教贫困的孩子们读书，也算是部分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后来，他还在东区的学校教学，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两十年。 他的母亲对节目作何感想？“他们在我以前的寄宿学校外拍摄我。我曾说过是因为家庭环境才上这所寄宿学校，我知道我的母亲对此感到内疚。在节目中我没有时间说是这有好处的，这个局面有点难堪，因为事情是偶然的毫无准备的，看起来我似乎在指责我的母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他退休后回到英国，Bruce说，他的父亲看到节目后为此感到自豪。Bruce的儿子喜欢这个节目，他的妻子也接受，他说如果妻子反对的话，他就会退出。 离开孟加拉过上现在的好日子，是否让他感到不安呢？他说，“不，这是生命的循环，现在这样是我和我的家人最好的选择。你必须过你自己的生活。”即使你身边的人们都安于现状，你也要自己选择过怎样的生活。 中产阶级 生活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身出身约克郡谷地的农民中产家庭，后来读了牛津大学，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物理教授，是片中唯一一个改变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人。他从小就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早早对人生就有了计划，也来源于家庭的压力，他的父亲不希望他做一个农民，一方面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因为家庭的现状，他的弟弟是一个聋哑人，父亲更希望将农场留给这个孩子。??? 生活不顺的典型例子正是Neil Hughes，他是当年的利物浦少年之一，也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从一个热情的校园男孩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20－30 多岁的时候在伦敦和设得兰群岛颠沛流离。直到49 岁才在坎布里亚郡安定下来，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2010 年在卡莱尔（坎布里亚郡首府）担任自民党的候选人。他是该系列电视节目中最奇怪和最极端的例子。 Neil Hughes（The Telegraph） Neil曾经是个看起来非常聪明的男孩，他的经历让每个看过纪录片的人扼腕叹息。再回头看这14个孩子的人生，影片似乎只给出了复杂人生的简单印象，没有展现出人生的转折起伏。这或许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一个人幸福与否，成就几何，是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的：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公益的John；走出失败的婚姻，在大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的Sue；力量微薄，却救助了60多个孩子的Symon……14个归于平凡的小天使，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维度寻找自己的价值。 而对于导演艾普特，虽然他在制作专题片方面取得了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但是他也承认了《人生7年》系列将会成为他的墓志铭。“这是我最初所做的事情，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框架。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生命，我将之视为独一无二的。我不认为还会有人再做类似的事情。” 编译：鲜于文雯 翻译自：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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