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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中，军粮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物资，几乎没有之一。一支失去了给养的军队即便再剽悍善战，用不了多久也会因饥饿而丧失战斗力，长平之战的赵军已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点。《管子》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凡与敌对垒，胜负未决，有粮则胜，是故军无辎重则亡。”西汉时期的晁错也在《论贵粟疏》中称：“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出于这样的原因，当时各国都十分重视粮草储备，秦国就有专门的《仓律》，对此进行了各种严格规定：粮食入仓时，谷物要按黄、白、青三种分别储藏，还要注明储藏数量、各级主管人员；取粮食时，如果不是原入仓人员来出仓，就要把仓中的粮食都称量一下，称出的数目和入仓时一样才允许出仓，以防管理者私吞粮食。 这些储藏的粮食一般以万石为单位，每万石被称为一“积”；像旧都栎阳这样的重要城市，是两万石一“积”，咸阳仓则是十万石一“积”，这叫太仓，天下最大的太仓是敖仓，位于魏国广武，也就是后来“楚河汉界”的地方。史料没明确记载这座仓库储藏了多少粮食，但秦末战争中，它先是给秦军，后来又给刘邦的汉军提供粮草，保守估计，存粮至少能供数十万人次吃上四五年，其粮食储备量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光有丰厚的粮草储备还远远不够，粮草运输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 
现代战争中，军粮都是经过处理后的压缩食品，往往由士兵们随身携带；但古代并没有这样的工艺，士兵们的军粮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粮食，不可能随身携带很多，只要几天就会告罄。一旦遇上时间稍长、规模较大的战事，只能从后方将粮草运来，集中囤积在一处，在作战间隙现行烹煮；如果是长达数百里的远征或追击，甚至需要先将粮草秘密运送到距战场较近的地点隐藏好，等军队正式开拔后，再来到这些指定地点，获得补给。 当时没有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想要运输粮草，一般只能由人力或畜力运输，但他们在运粮途中同样要吃粮食，路途越遥远，消耗口粮也就越多。《汉书·主父偃列传》记载，蒙恬北击匈奴的时候，粮草主要从如今山东的黄、腄、琅琊等地区运到内蒙古，每运输三十钟粮草，只能有一石最终运到前线，其他绝大部分都会在路途中消耗掉。正因为这种惊人的消耗，中国古代的军队中真正专职作战的士兵只是少数，大部分都兼任运粮的后勤人员。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估算，一支理论上10万人的军队，需要30万民夫运粮，其中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也只有7万人。 更重要的是，一旦粮道被敌军截断，后方的粮草无法运输到前线，几乎就等同于己方的失败。长平之战中，白起正是注意到当地山路崎岖狭窄，赵军运粮十分艰难，派出奇兵切断了赵军补给线；数十年后的巨鹿之战，秦将章邯尽管也意识到保护粮道的重要性，专门建甬道运粮，却还是被项羽故伎重施，切断了粮道。被包围又失去粮草的赵军和秦军，最终不得不在饥饿中选择了投降，两场大战的结局早在粮道被切断后就已注定。 
在当时条件下，解决运输难题的最佳方式只能是水路运粮，一方面船只可以承载大批粮草，途中的消耗也远小于陆路运输；另一方面，如果能顺流而下，运粮会更加便捷。《华阳国志》载，名将司马错曾率领十万大军、上万艘大舶船，载着六百万斛大米，从蜀地出发，浮江伐楚，攻占了商於之地。 征服百越时，由于岭南地区山峦连绵，陆路运输极为艰难，秦军迟迟无法取得战事的进展。后来一名监御史“禄”设计了灵渠，连接了湘水、漓水，军粮得以从关中地区沿着南方密布的水网一直运到岭南腹地，粮草问题迎刃而解，这也成为整场战争的转折点，灵渠修成后的第二年，秦军就基本平定了岭南地区。 另一种解决方式是从敌方那里夺取粮草，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给养，又削弱了敌军。《孙子兵法》称，聪明的将领要学会从敌人那里获得粮食，每吃掉敌军一钟粮食，相当于自己得到了二十钟；每吃掉敌军一石草料，相当于自己得到了二十石。历史上也有些这方面的战例。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晋军击败楚军后，曾经“三日馆谷”，也就是在楚军营地驻扎了三日，吃缴获的军粮；楚汉战争期间，敖仓一直是刘邦项羽反复争夺的焦点，双方目的自然都是为了储存在那里的大量粮草；不事生产的游牧民族更是主要靠掠夺为生。 不过，“因粮于敌”的情况大多只适用于短期内结束、距离较近、规模也较小的战争，历史上更常见的还是烧毁敌军粮草。汉武帝打击匈奴时，名将卫青千里奔袭，攻克了匈奴的赵信城，获得了大量军粮，但汉军来不及将这些粮草运走，最后只在此饱餐了一天，离开前将剩余粮草尽数烧毁；官渡之战中，曹操突袭了袁军的乌巢，也是烧掉了那里的粮草，迫使袁绍撤军。 如果是长期的拉锯战，最稳妥的方式还是屯田。也就是在边境地带专门开辟田地，由士兵们、从内陆迁徙来的戍卒罪犯们进行耕种，官府派出专职人员进行管理。这样既克服了远途运粮的困难，也可以使军队在长期战争中获得稳定粮草供应。蒙恬在北疆戍守时，有可能采取了屯田，到了西汉时期，名将赵充国正式创造了这一形式；东汉末年，曹操也在许昌实行屯田，这为他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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