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姚大中 节选自《姚著中国史2·古代北西中国》 感谢：华夏出版社授权发布 长城工程的艰巨可想而知，问题是：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陆续建筑从梅因兹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这个中外学者所能接受的答案却面临另一个问题：长城非秦始皇所“造”，不过是他在统一中国之后，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长城既非秦朝始建，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筑墙的战国，而非秦朝。 长城的最初性格——国境线 战国时期，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 但是，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却须注意并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而且，也不是北方国家率先领导，反而是追随了内陆国家筑城的脚步。 在如上情形之下，只有一种解释较为合理，便是说：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依此了解，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而且恰恰相反，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李牧却秦 北方长城较内陆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事实上，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主要还是汉人自己。 北方长城，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这个原因，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 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这个标志，便是长城。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也即在此，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 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 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 《史记》匈奴列传两见“拒胡”字句，“拒胡”迥非后世所谓“防胡”、“御胡”的示弱性可比拟，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与秦始皇本纪中“斥”、“逐”相呼应。最初的长城，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 长城国境线性格，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四方之极：秦长城内外的对立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非常重视国境观念，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国界四至往往伴镌以明文，如：“皇帝之往，存定四极”，以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意思是说：一统的完成，国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已到达了“极”。四极之中，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另两个方向，便以长城——人为的国界线为界。 雄伟的秦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极”的构想。长城之所以为 “极”，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事实上，长城之为“极”，“极”的本身意义，便代表了限制。所以，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  ▲秦和匈奴的对峙 关于后者，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一方面，限定农业社会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私越长城线，罪名等于叛离中国；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设定一个界限。 四“极”观念所以被秦朝重视，长城所以必须陪伴新领土扩大而立即重建， 与统一政治的建设都有关系，四极以内，必须车同轨、书同文，相反，这些也以至于“极”为限。秦朝长城国界线意义，从这方面而强烈表现。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 “防胡” 作用的长城影响。事实上，古今长城，不但位置不同，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可谓正确，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以及建筑长城最初的用意，那便不恰当了。换言之，长城“防胡” 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当初并非如此——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超越国境：汉朝攻势长城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无论秦、汉，长城的国界观念同样发达，汉朝长城也便直接继承自秦朝。但是，秦汉间长城继承，并非一成不变，须注意还是经过修正了的。为什么修正？关系到纪元前二〇二年汉朝建国前后国际局势的推移。 秦朝二世而亡，锋芒和强盛有如彗星般一掠即逝。而草原方面，匈奴却正如旭日升空，在秦朝过渡到汉朝的汉族中国动乱期间，所有丧失的游牧土地，所谓“新秦”，迅速回到匈奴人手中，局势严重到汉人连企图退缩维持战国赵、燕北长城一线都不容易。 匈奴绝对优势逆转的关键年代是汉武帝元朔二年（纪元前127年）。这一年，汉朝反攻再夺下河南地，才使长城线恢复推展到秦朝原址，便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然而，如果注意匈奴列传的另一段记载：“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可知即使至此阶段，秦始皇事业的中段长城还是变了形，造阳以北地区已被放弃。换言之，改依了原先燕长城的界线。这是汉朝长城比较秦朝长城不同的第一处。  ▲匈奴武士骑马射箭图 汉朝较秦朝长城位置不同的第二处为东端起点。当武帝一代，汉朝势力向鸭绿江以南伸展而完成半岛北、中部统一支配时，乐浪等四郡开辟，汉朝领土于是东向面临了日本海。这个形势，使当初圈划半岛西北一部分领土的秦朝长城， 失却了国境线意义。所以，汉朝半岛势力的跃进，相对现象，反而是长城线的撤出半岛。 秦汉长城线的第三处不同，也是最大的不同处，在于西方。汉武帝规复河南地后，对匈奴次一步制裁行动是占领河西，以及控制西域各国。因此一道完全脱离秦朝长城范畴而以全新姿态出现的西长城被兴筑，历史上有名的玉门关和阳关出现，便是此期间的成果。 汉朝西长城的增筑，对长城意义转变的关系至为重大，自此而长城显著增大其国防线效用。同时，汉朝西方新领土越出长城线以外的现象，也与国境线长城大相异趣。国境线长城的位置必须在领土边缘而非领土以内，换言之，长城线与国境线相符合，附带的意义，则是长城以外无汉人。 而西长城，北则居延亭障的配列，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筑，可以使汉族部队由甘肃通过宁夏，沿额济纳河一直推展到漠北，西则自玉门关顺着世界史上著名的丝道北线至于天山，所在皆布防驻屯，国土边界已遥遥超越于长城线以外。这种情形，与秦朝长城，区别极大。 然而，尽管汉朝西长城与秦朝长城间已有区别，尽管西长城已非国境线性质，却仍然不能与“长城防胡”这个论调混为一谈。因为，这一段长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非只不是防御，相反还是执行前进政策的工具，是战略性的攻势长城。 后代防御长城 长城何时成为一道如今所见似全然防御性质的工事？答案是至四世纪末南北朝形成前夕、北魏建国时才有迹象。距离二世纪末汉朝统治开始崩溃，中间相隔整整两百年。  ▲五胡乱华 这中间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分裂和大动乱时代。 一世纪以后，因汉朝对匈奴斗争获得全面性胜利，而后汉—魏—晋政府采取了长城开放政策，允许服从与愿意接受保护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长城以内。这个事实使长城原系代表国境而非后此心目中的国防线的观点更获得支持，否则，开放长城，引进外人来到国防工事背后，将无法解释其理由。 到“五胡乱华”，也便由这些因移住长城以内而转变了生活习惯的原先异族而后来又是被同化者，领导割裂北方中国，在黄河流域分别建国，其时长城在中国史料中未再被重视。待长城历史中断两个世纪而再被重视，便已是大动乱近尾声，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为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时代。再出现的长城，材料已改用砖，所扮演的角色，也全然成为“防胡”了。  书名：《姚著中国史》（全五卷） 作者：姚大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