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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民/文 这是已知西周最早——周武王时期的礼器，这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西周灭商重大事件铭文的实物，这还是一件被“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寄予厚望的重器，然而，它又是充满争论、充满谜团、可以让人有无限想象的青铜器！ 这件器物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在商周青铜器无数煌煌巨作中，这件器物的体量实在不起眼，太小了。然而，只因为那器底4行32字铭文，却让这件器物成为商周青铜器中名副其实的重器！ 此器于1976年发现于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地点那时叫零口公社西段大队。据说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去年我在陕西省博物院，也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看到过它。蜂拥的观众走马观花般从它身边流过，没多少人停停脚步，唯独我在它面前徘徊良久，并且恨不得对漠视的人群大喊一声：看啊，镇馆之宝！ 之所以叫利簋，据说是一个名叫“利”的贵族在受到武王赏赐后铸造了这件铜簋，以表示对君主的感激涕零。器物铭文如下： “珷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偃师，易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武王征商”，在甲子那天早晨，岁星正当其位，早晚之间就攻灭了商朝。到第七天辛未日，“王在偃师”，将铜赏赐给任右史职位的利，利便以此铸造了祭祀周朝先王亶公的宝器。 武王伐纣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历史上就众说纷纭，加上当代各家七嘴八舌，据说有44种看法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前1027年，等等。 中国人常常很骄傲地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但西方人笑了，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但只有三千年历史。既说五千，又说三千，砍掉我们两千年，我们不服！原来自古以来，国人对于夏商周及其以前的历史，就多是模糊的概念，不能用确切年代来明确各朝各王的时间。史书中能查到的明确纪年，是公元前841年，那年叫周共和行政元年。从那时到现在，不就是三千年吗？而那以前，大家也知道有三个王朝，有哪些君王，可就是说不清这些王朝、君王对应的确切年份。国人很憋气，国家很闹心。于是，从1986年起，国家斥巨资，叫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数百人，进行大会战，搞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武王伐纣，就是这个“工程”里的一个重要节点。搞清楚了这个年份，上可推断商朝后期各先王的在位时间，下可确定周代各王的具体在位年头。 由此就不难想象，利簋在这个工程中的分量有多重要。由于利簋铭文中提到“岁鼎”，好多学者说，岁指的是岁星。岁星的运行有规律，按它的天文运行轨迹，就能推算出利簋铭文记述的武王伐纣具体是哪一年。经“工程”总部拍板，就把那年份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 能明确武王伐纣年份，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遗憾的是这个结论遭到很多质疑，公元前1046年固然可以作为武王伐纣时间的一种推测，却尚不可作为唯一确切的定论。比如，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之岁，可能不是指岁星，而是指争战夺取，“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或许还可以断句为“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解读成：甲子那天早上夺得了九鼎，战胜了昏君商纣，推翻了商王朝。如果这样解读，就没岁星的事儿，则断代工程就用不上利簋了。不仅如此，还有别的解读方式呢！有人认为，岁鼎指的是战前的重要祭祀，那段铭文就断句为：“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有商？’”译成白话就是：甲子日那天，早上杀牲衅祭大鼎，占问天意道：“早晚间便可灭商吗？”这样解读，也跟断代工程没关系。 这是很让断代工程的专家们郁闷的事儿，但历史研究是科学，不能为了某个结论而力排众议，独尊一说。其实，无论学者们为此怎样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丝毫不影响利簋的“高大尚”地位。作为记载武王伐纣大事件的唯一历史实物，足以让它在商周青铜器中占据非常显要的地位。 利簋何止是铭文内容不同一般呢，其铭文的格局、气派，也势头强劲。一个能推翻前王朝的新兴势力，总是具有冲天的气势，即使从这周人建立新王朝时候的青铜器，也能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风致。铭文布局粗放，彰显着无拘无束的性子，如果人们看看周代中后期那些铭文的规整、优雅（包括《大盂鼎》《虢季子白盘》这样的国宝重器），就能感受到利簋铭文的粗犷乃至“无理”，它无须横平竖直，无须清秀可人，貌似拙朴，实怀洒脱。粗莽中透着刚劲，紧凑中不失节奏与韵律。——真是一篇绝妙的金文书法精品。 而器形本身，也尽显豪放，丝毫不精雕细琢，从造型到纹饰，都有一种立此世界，舍我其谁的气魄。我已找不到恰当的赞美之词，只能说：利簋，你太牛了！ 日知君曰：商周青铜器，重器甚多，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芒。其中最让我崇拜的有两件：一是司母戊鼎，一是利簋。前者以其体量之大而重，后者以其内容记载最重大事件，而令我折服。而且，它们都带着中国青铜时代前期的粗犷气派，那是一种中华文化的精神。这种精气神，在我们这个国度，已经缺失太久、太久了。 大盂鼎铭文，非常规整，四平八稳。
天津市国学研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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