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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灵长类动物- 大猩猩、黑猩猩、网球名将Murray 编者按： 蔡元培老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从古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生物演化以及相对短暂的文化演化。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不仅解放了双手，对现代人的体型、大脑容量、行为甚至语言方面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当人直立行走后，人类的喉头下降了几厘米，形成了现在的咽腔，舌头也增加了许多动作的空间，为语言的涌现提供了重要条件。反过来，语言又刺激大脑的发展，强化了大脑记忆等功能。实际上，语言是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的一部分。 撰文 | 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研究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责编 | 叶水送 ● ● ● 众所周知，人类与猿类、猴类同属灵长目。当我们拿上图三张灵长类的相片对比时，直觉反应会认为两种猩猩的亲属关系应该比较近，而离人类比较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遗传学研究发现，大猩猩跟人类曾有共同的祖先，两者大约是在1000万年前分离的，而黑猩猩与人类却是在600万年前才分家。黑猩猩是现存的与人类基因关系最近的亲戚。 这当然会引发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人类是怎样从猩猩那样的动物，演化成当今整个地球的主人？为什么大猩猩与黑猩猩分开了1000万年，外观上还是那么相似，而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才600万年，行为上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扼要地说，关键在于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的不同，这也正是我想在此谈的问题。 归纳起来，人类的这段演化过程有两个主要的相变：一个是从用四肢在森林里爬树的生活形态，转变到两足直立在平原上走动；另一个相变是从用手势及简陋的声音来沟通，发展到目前非常复杂的语言。人类开始采取直立的姿势是在300万年之前，而语言涌现于10多万年之前。这两个相变的种种细节，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可是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很值得讨论，以便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图2：左图为三百多万年前Lucy的化石，右图为骨骼复原图。直立是人类演化中第一个相变。 人类的演化当然要从非洲说起。达尔文在他1859的书里就提到人类起源于非洲。现在有种种多学科的数据支持这一理论，包括化石、基因及语言，“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已经相当确凿。1974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Afar区发现了一组相当完整的化石，对人类演化的研究特别重要(见图2)。这套3百多万年的化石是位十多岁的女孩所遗留下来的骸骨，发现者给她起名为Lucy。目前出土的一系列与Lucy同年代的化石，还不算是 Homo （人）属，他们的学名是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是在Afar发现的“南方猿人”。Lucy 的腿在演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她的脚、膝盖、骨盆等化石，经过非常仔细的数据分析后，专家们同意她是双足直立行走的。 至于为什么南方猿人会直立起来，至今还没有个完善的解释。不过这个姿势上的改变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重新改造了我们整个身体，这里我们主要讲两个革新。首先，因为上肢不需要老是撑在地上支持着身体，猿人的手就能够逐步地改造来学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大拇指与每只手指都变得非常灵巧，能够个别地运作。尤其是手一定要与眼睛协调配合，动作才能准确有效。
我们的祖先直立后几十万年，在非洲就开始出现很原始的石器。专家们可以分析出那些石器的种种不同用法，有些是用来敲砸坚果的，有些是用来割肉的等。在这个阶段，由于手能制造新的工具，也刺激了大脑的发展，而更发达的大脑又能激荡出更多新的发明。南方猿人的脑容量约有400 毫升左右，跟黑猩猩的差不多大小，而现代人的是1500 毫升，增长了三倍多。这样循环性的共同演化，就让人类从敲打石器的直立人，发展到目前发明人造卫星、身处在e世代的新人类，在漫长的演化道路上取得了主宰整个地球的优势。
图3：古人直立后，身体彻底改造，喉咙下降增加语音的空间，给了语言涌现更好的条件。图片取自Lieberman, D.E. 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口腔、喉咙及气管。黑猩猩的口腔后面基本就是喉咙，只有一条管子。可是直立后，喉头就逐步下降了几厘米，形成了我们的咽腔，跟口腔大致垂直，因此我们有两条管子可以发声。这么一来，舌头就增加了许多动作的空间，因此我们能发出的声音也就跟着增加了许多。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相变，这个相变给我们创造了让语言涌现的重要条件(见图3)。 语言学家很早就体会到，语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种依托的行为。说话时一定要能发出气流，而呼吸当然是人类维系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可是因为说话需要的是延长呼出去的气流，以便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如果要能比较精准的控制，就必须把气流的速度跟喉咙里声带的抖动协调好。声带拉紧时发的是高音，声带放松则发低音。舌头移动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动作。说话时，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参与发音，如果小舌位处的软腭下垂，气流通过鼻腔，就可以发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发元音，下巴上升则发辅音，每次上下就可发出一个音节。这三套动作：呼气、声带发声、及口腔喉咙调控语音，牵涉到大大小小几十个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说话。这是历经几十万年才演化出来的能力，特别是大脑里控制这些肌肉的神经网络也是经由演化而来，别的动物没有这些神经网络是学不会语言的。
我们说话时，因为需要的动作很小，一秒钟内往往就能够发出十几个音节，传达不少信息。这丰富的信息传达能力跟我们的短期记忆及工作记忆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两种记忆都只有几秒钟长，它们的时间上限基本上约束了思想的复杂度。若讲者说出一句话，但听者听到句子结尾时已经忘了句头的信息，那么这次的沟通就会失败。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能在一段短期记忆内传达几十个音节，那么这一串音节就可能包含大量的信息。 说话是语言形之于外的行为，而语音是语言很关键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的东西要有组织、有语义。体会到可以有条理地利用不同的语音来代表不同的语义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语音及语义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这是发明语言最基本的条件。语义的单位是词，用什么语音来代表什么词，没有任何固定的道理，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词是跟着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总是在改变的。这一点明朝的陈第就了解得很透彻。李白“将进酒”里说“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当时所谓的“青”色，我们现在要说是“黑”才对；用来挡雨的东西在普通话里叫做“伞”，香港话叫做“遮”，而英语叫做umbrella。这类例子多不胜举，因为语言要表达文化，文化在演化，语言也必须跟着演化。
2002年王士元在云南田野考察时拜访普米族。北京大学陈保亚摄影。 怎样把词串在一起也需要“约定俗成”，逐渐形成一套套的语法。例如：普通话说“给我水”，香港话是“俾水我”，两种宾语的顺序恰好相反；又如：汉语的动词用在宾语之前，如“喝水”，日语句子里需要加些虚词，而把动词放在宾语之后，如“水 o 饮 mu”。词汇增加了，词跟词的组合方式也跟着增多，语法就越来越复杂。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记忆及工作记忆，我们当然也有多种的长期记忆，不但能够掌握到语法以及数万个词，并能把生活里每时每刻的经历都以语言的形式记忆下来，以便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派上用场。 一旦人类发现可以用语音来代表语义，他们就能造出很多的词来，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几十万年前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所需的词汇，跟一万多年前农业社会的词汇当然不同。迁徙的狩猎部落只能维持数十个人，农耕及放牧社会则可以容纳几万人口，现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过千万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语言沟通的次数就会越多，语言也就变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语言大量接触、沟通，词汇及语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经常都会听到不同地区的粤语、普通话、上海话、闽南话、英语、以及一些东南亚的语言，所以近年来香港话变得特别快。 语言脱离不了文化，随着文化变化，语言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环。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论是基于物种繁殖时会产生变异，而每一代有些变异体生存下去的机会比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这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可是生物演化因为必须通过遗传一代一代的传递，所以速度上非常缓慢。蝙蝠也是哺乳动物，可是却不像人类有灵巧的双手，要经过数千万年的生物演化，哺乳类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别演化成人类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却截然不同，从农业社会到现在，只不过一万多年，由于知识传递能通过语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记载，因此累积得特别快，我们不但发明了空气动力学，制造了种种的飞行工具，并且已经开始探索太空。 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的问题。虽然我们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们已经有天渊之别。直立后，我们的大脑、手及语言，三者都在不断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能通过语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异地累积知识及发展文明。演化并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样的竞争，合作往往会更适于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电子信息时代，社会发展地惊人之快。当然“发展”并不等于“进步”，也并不代表我们总是会朝好的方向迈进，文明的进展取决于我们怎样善用这些知识。荀子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知识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不会希望再回到像猩猩们生活的原始环境里，因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希望语言的精练艺术能帮助人类发展出待人处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们应该追寻的路，发展经济与科技的同时也要尽心保护好我们的地球，让我们活得更好。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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