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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起源
现在发现最早的、能够部分确认的汉字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距今3500多年。那时甲骨文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词汇（2000以上），已经出现了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和转注字等比较复杂的文字，还出现了用甲骨文进行记事的作品。这些都说明在盘庚以前，汉字已经经历过一定时期的发展。
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一种新书体，在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实际使用之后，成熟并被官方认定为“新体”，但原来的“旧体”并不会立即“失宠”，即便官方要求推广，由于社会中个体的书写习惯，书体的交接仍会表现出一段“惯性期”。汉末魏晋之交，之所以可视为书体演变的重要转捩点，有其特殊性，它是书体发生的“截止期”，截止到此，篆、隶、章草、行书、楷书、今草等几种独立意义的书体开始齐备：如建大厦，已然“封顶”交工，只待后来局总“扫尾”或者“装修”了。此后，历代书全的变化，均被涵盖在内，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接续与“组装”罢了，倘若结构有所侧重，便称作“风格”了。比如晋唐有名的“经生体”，便是隶书与楷书的组装；唐楷，是魏碑、隶楷与行书的组装；怀素、张旭狂草，是行书、今草的接续；至于宋江元明清各家各体，更是无足多论了。书体走到“截止期”，众体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分流”，从此以后，一种书体占据垄断地位的历史宣告结束。篆书在秦时曾垄断，隶书在汉时曾垄断，章草呢，它还没有取得垄断地位，其他诸体比如今草、行书、楷书就相结而起，各自开宗立派。章草书体之所以不曾真正兴盛，甚至在唐时几近绝根，有此缘由存在。基本格局已定，再怎么“装修”，也不可能大变动。自从书体“截止期”以后，除了唐人楷书稍辟蹊径、崭露头角外，其他各家各派悉为笼罩。后来出现的书体，可以直接继承它的“父辈”基因，也可以远隔数代继承“先祖”，成为一种“杂合体”。各种书体，是不会死的。某种书体，虽然可以被搁置不用、暂时忘却、久不流行，但它随时可能复活，成为新时尚的宠儿。 一种新书体的产生，动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的，如书写工具材料的变更（毛笔的使用与钟鼎、简帛、砖石、纸张不同，对书体的演变都起过催化剂的作用）；主观的，如使用场合、服务对象、书写心态等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交叠作用，力量最原始、也最大，可以说文字及书体一产生，它就开始了。书体每前进一步，靠的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两足”，光照顾实用性或者单考虑艺术性的书体演变，是不可想象的。汉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书写时，主要目的是实用；但是，无论是木简还是竹简，使用起来虽都不如纸张方便，但书写者似乎并没有节约材料的意识，在一枚简上，有时只写一行字（多时可达五六行），而且字距相当大，表现出强烈的装饰趣味和艺术表现欲望。 书体之间的遗传关系，不是独传的，而是交又叠的。认为书体演变遵循甲骨——大篆——小篆——隶书或者篆——隶——草的模式，就失之绝对化了。例如，在秦李斯小篆一统天下以前，秦隶（亦可称“篆隶”）早已面世，这可以由《云梦睡虎地秦简》（图1）得到证实，这是隶书“队伍”先行于篆书“队伍”的一个环节。再如，汉末与魏晋之交，隶书、章草、今草、行书和楷书等几种书体并存，甚至不少书体形貌介乎二者（如今草与章草、行书与今草、行书与楷书、隶书与楷书）之间。
三次改革: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1）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
甲骨文： 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金文： 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大篆：
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 战国时期，中国被划分为七个诸侯国，各国的文字差异很大，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就像古老的密码，很难破译。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 楚国文字的铜节：
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奠定了汉字"方块形"的基础。
秦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 秦李斯的《峄山刻石》： 
秦虎符 
（2）小篆→隶书→楷书
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最早流行于秦代下层人物中间。后来隶书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一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
隶书相传由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发明，程邈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隶书在汉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变无规则的线条为有规则的笔画，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 汉隶 东汉时一种新的汉字字体——楷书出现了，相传楷书的创始人为钟繇。楷书笔画平直，字形方正，书写简便。直至今天，楷书仍是汉字的标准字体。汉以后楷书占据了正统地位。 钟繇作品《宣示表》 （3）行书、草书 古代的中国人还创造出了两种可以快速书写的字体：行书和草书。 行书是一种实用与审美价值兼具的书体，魏晋时开始流行。最擅长写行书的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所书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唐摹本 “草化”概指书写时的简便快捷的草写，而不去具体分析是什么书体的草写。“草化”，尤其是非正式场合，就“草化”。“草化”虽然是一种简单的实践活动，但它对书法的演变，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篆书草化，形成篆草（或日缪篆、草隶、古隶），无形当中促进了篆书向隶书的转化；隶书草化，形成隶草，进一步定型为章草。 草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下笔时“草化心态”。战将前线吃紧，急率真而不等一笔一画，所以草；文人书斋闲暇，能认真规整但为求笔墨意趣，为别人赏或自赏所以草；匠工干活，忘记笔画而胡乱简省，所以草。这些情况，不管客观情况怎样，都不外乎下笔落墨瞬间的“草化”，都源于主观的“草化心态”。出土于山西春秋晚期晋国都城侯马古遗址的书写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侯马盟书》（图2），是大篆，但已不像金文线条那般刻板，而是充分体现了用笔的变化，起笔重而收笔轻，使转灵活而有弹性，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已经有了连笔意识，这则是书写时的“草化心态”使然；“盟书”尚且如此，其他用途之书可想而知。几乎同时期的简书如《河南信阳楚简》与《长沙仰天湖楚简》，字距疏朗，用笔圆劲，其圆拱形结体显示出用笔的熟练与书写速度的快捷，已透露由篆而隶的消息；这种书风，我们还可以在占国《楚王感鼎铭》（图3）中观察到，其环状用笔和收笔的潇洒，完全显示了书写者的“草化心态”。再如秦《苏解为陶盖》（图4），“苏解为”三字虽是篆书，但笔画是“草化”了的，如此新颖别致的刻画，完全依赖陶器工匠的随意心态；另外应注意，此例足可说明，篆书的草写，即篆草，不一定就是草隶（隶书的雏型）形态，它可以有行书的意味，或者说它正在直接向草书接近。南宋江著名学者张轼《南轩集》云：“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张轼这话说得很痛快，什么时候开始了写字，什么时候就有了草书（此“草书”与现行概念不一样，其实指的就是“草化”了的当时书体）。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云：“草书之始，盖出于篆。或以为‘解散隶体粗书之’，非也。”孙氏此方的“草书”，当然不是指成熟悉了的章草，而是指章草的萌芽，他的意思是说章草，而是指章草的萌芽，他的意思是说章草在篆书仍在流行、隶书尚未成熟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萌芽，不会等到隶书“熟悉透”之后再加以变化发生。书写的物质条件随时代而变迁，但书写活动的主观心态却是基本固定的，起码，在实用中以求便捷的“草化心态”是这样。诚如张轼所说：“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是，是否只要书写时“不谨”，就一定可以称为草书呢？不是，只能称为”草化“。书法艺术所谓的草书，是有一定规矩和法度，而不是那些杂乱无章、不合草法、完全以实用为目的的随意的草写。 其实，在一种整肃规矩的书体的流行中，以适用为目的的相应的草书一直伴随着，它是新一种书体的雏型，当它的模样越来越明显，最终定型时，一种新书体就这样诞生了。我们观察《战国青川木牍》、《云梦秦简》、《西汉马王堆帛书》、《临沂汉简》、《居延汉简》等实物，会从这一系列的演变中发现隶变的真正足迹，其间贯彻了“草化”思想。清人王鸣盛《峨述编》云：“草与隶同时而起，非有先后。即如‘阝’字、‘乡’字，‘阝’字凡隶书中带草者甚多。无草则无隶，草与隶相为表里也。”这话即说明了由篆草（草隶）到隶书的“草化”过程。“草化”，越来越抽掉文字起初具有的象形成分，所以可以认为，“草化”即是文字书写日益“符号化”的过程。“符事情化”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只要不误读、能代表原字、说明问题就是了，何必再一笔一画地麻烦呢？ 草书，简单地说就是“草写的书本”，其内涵很宽泛。包括章草、今草、狂草，广义还可以包括篆草、隶草、行书、行楷等。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书体和不同标准，草书被越分越细，概念越来越狭义，尚有稿（藁）草、大草（连绵草、一笔草）、小草等等称谓。但是，也不能因此以为草书的概念不可捉摸，实际上，草书有它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草未能（即省变法则和符号），章草尤为如此。唐以前，书论中提及“草书”，一般指“章草“；唐以后，不同时代所指有所差导师，可以是篆草、章草，也可以是今草、狂草。 章草 汉张芝（伯英）“下笔有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卫恒《四体书势在必行》），此言颇引人思，既然写草书以求便捷，怎么又不能太草；草书笔画虽少，但有严谨的楷则，情急也写不好；闲暇时可以慢慢写草，则纯属艺术活动了。张怀瓘《六体书论》说：“草书者，张芝造也……然草法贵在简易，而此公伤于太简也。”此批评则又站在了实用性角度一方。章草的产生，虽然也许主要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趋急应速”，但它事实上已经兼顾了艺术性（美观）。章草能从众多书体中一下子被认出来，是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燕尾”。章草出现的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汉兴有草书”，卫恒《四体书势》云：“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这里的“草书”指“章草”，汉时，若云“草书”，当指章草。章草是汉字书体史上重要的转捩点。至于“章草”之称谓起于何时，不能确知。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且各都有其根据和道理。 其一：史游作草书《急就章》（本名《急就篇》），后来省去“急就”二字，但呼“章”。 其二：因汉章帝喜好这种书体，并命杜度等奏事用之，故得名。如唐韦续《篡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 其三：此种书体，用以上事章奏，因而得名。 其四：取“章程书”意，意即其草法规范化、法则化、程式化。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王 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边茹，上下牵连”，“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的这些话，基本勾勒出了章草书体的来龙去脉。 章草书写的汉木简 今草 “今草”亦称“小草”，由东汉张芝所创，张芝（？——约１９０至１９３年），字伯莫，敦煌酒泉人。他敢于创新，省略章草的繁难之处，在运笔上使用了流利的笔锋，显示出的奋逸的力量，打破了章草 的常规，从而创造了“今草”这种书法体。今草行笔自然，刚柔相济，疏密相宜，后世将张芝列为“草圣”。连后世“书圣”王羲之也说自己的草书不如张芝。 “今草”是对章草的革新。适应隶书向楷、行体发展趋势和形体上的变化，进一步省减了章草的点划波磔，成为更加自由便略的草体。笔画连绵回绕，文字之间有联缀，书写简约方便便，东晋王羲之发扬完善。唐代张怀瓘《书断》载：“（王）献之尝对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狂草”是唐代张旭所创。狂草极难辨认，但却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张芝写的草书 
狂草 "狂草"是唐代张旭所创。"狂草"极难辨认，但却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在中国古代书论中，不论是对篆、隶、行、楷，还是对草书的论述，大多是以自然景观或某些现象作比，加以形容和描述，读者要靠一种生活感受、生活经验去领悟，才能欣赏和理解。书法实在是一种很玄奥的艺术，尤其狂草，书写者往往是充满激情，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读者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狂草产生于唐代，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范山模水，描眉涂目，都须凭藉理性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完成的。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并不是能够完全放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书法中出现了狂草，则可以借用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 张旭字伯高、苏州吴人，闻名于玄宗开元、天宝间，和贺知章是好朋友，颜真卿少年时曾拜他为师。官至长史，世称「张长史」，任性豪放，不拘细节，好酒嗜书，大醉时呼叫狂走，甚至「以颅墨而书」，时称「张颠」。唐文宗时，以李白歌诗，斐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明白他的造诣。
张旭的草书自成一格，而奠基精楷，得欧、虞、褚之精，取法初唐诸家，故其书狂纵而不踰法度，古劲绝伦，为世所叹服，兼能取众美，以楷书为本，更出已意，乃有空前之成就。
自张旭以来名家辈出，如怀素、郑度、邬彤、释高闲、释亚栖等，而以怀素最为出色。
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后徙家京兆，为玄奘三藏之门人，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年不详。生性放纵，精意翰墨，独能继伯高之绪，与之并称一代狂草之冠冕。书风遍取当代名家人，而得于张旭，二王独多，尤能独创新意，临池之工精深，遂与张旭齐名，以自叙帖，小草千字文为代表。
在张旭和怀素以后，历代都有草书大家出现，如宋代黄庭坚、明代祝允明、徐谓、王铎，清代傅山，现代林散之等。每一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融进了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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