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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铁弗匈奴的赫连勃勃之所以能空前绝后地建立流溢千年的统万城，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欧亚大陆间以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纵横交错的结果，正是因为地理上的大迁徙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对记者说。距离围绕统万城的“沙漠古都”学术研讨会过去整整十年后，近日“统万城建城16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北靖边举行。 407年，铁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置百官，国号“大夏”。413年，赫连勃勃营建都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曰：“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时至今日，当地群众俗称“白城子”的统万城遗址的夯土结构城垣仍然矗立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北部。 统万城遗址地处陕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毛乌素沙漠南缘、无定河上游红柳河北岸台地上，与同属大夏时期的巴拉素白城台相距46公里。除西城城垣、隅台、马面及东城部分城垣、马面露出地表外，其余遗迹均被沙漠覆盖。 文献记载中的赫连勃勃与统万城 “有关中国古代统万城的研究，其所据文献资料在今天实际上很难超越《四库全书》的范围。”华中师范大学张全明提出，在《四库全书》中共有79种史籍涉及“统万城”或其城邑沿革与地名变化等历史地理问题的记录，其分布的卷次总数与所载总量更是分别达到了259卷与464次。“细读有关统万城的诸多史料，可谓在‘真实’与‘创新’等方面都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表现出了其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突出特点。” 在“历史书写”的语境下，赫连勃勃与统万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负面评价居多。台湾学者陈识仁认为，透过对彼时史书编纂过程的解析，对于在官、私修撰的史书所沉积下的“暴君”形象，以及在中土佛教史中被夸饰为“灭佛”人物之一的赫连勃勃，今日应有更为客观的看法。他举例说，考古工作已经证实，统万城遗址城土主要成分为石英、黏土和碳酸钙，其建筑工法必须经过烧制大量石灰。生石灰加水变成熟石灰时，会释放热气，不但温度升高，而且蒸雾弥漫，于是成了不谙此道的史家所称“蒸土筑城”。至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之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未在城墙内发现人骨。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博士安德拉斯认为，统万城之所以呈现为白色，是因为匈奴人尚白，“这一点在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都能得到明证”。 对于产生于唐高宗时期的赫连勃勃“灭佛”说，宝鸡文理学院刘林魁认为，该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因为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该说法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这种论辩途径因为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但‘赫连灭佛’即为这场文化大论战的遗存。”刘林魁说。 一城一铭：民族大融合的符契 学者指出，统万城不仅是多民族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还是朔方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无论是在唐中叶以前的赫连夏、北魏、西魏、北周、隋时期，还是唐中叶以后及五代、宋、辽、金、夏时期，统万城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交往、互渗、融合的重要桥梁。西北大学徐卫民在接受采访时说：“无论是对中华民族建筑史，还是民族大融合，以及我国优秀民族创造的多元文化精神与物质形象的生存实体研究方面，统万城都能发掘出巨大的历史信息。”陕西师范大学李强提出，自先秦时期就从陕西长安地区延伸出去的“秦直道”、“塞上古道”、“草原丝绸之路”等国际通道，不仅留存有匈奴人的历史文化贡献，更是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生活交融的一条“友谊之路”。 “在中国北方农牧业交错地区所建立的统万城，从城市形态观察，体现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既有中原汉族文化都城的营造制度，又保留了游牧民族‘尚东’的传统习俗。”西北大学李建超说。韩国首尔大学朴汉济也认为，统万城不同于其他“朝南”的中国传统宫城，而采取“朝东”的修建方式，这应是游牧民族“尚东”意识的反映。但扬州大学李文才指出，这种坐西朝东的布局模式，是中原传统帝都布局模式的借鉴或继承。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与中原先进文化接触的日益深刻，赫连勃勃的文化形态已然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夏政权“正统”地位的维护，赫连勃勃必然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敬畏心态及相应的政治实践。此外，从周围山水地形看，也决定了这种布局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陕西师范大学郭海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胡玉春、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等学者对《晋书》中所载《统万城铭》（《全晋文》中为《统万城功德铭》）进行了解析。薛正昌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角逐的结果，致使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格局。表现在文化方面，皆追溯和认同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文人笔下的《统万城铭》，在笔法上体现着汉赋铺陈和张扬的特点，彰显了“帝国文学之霸气”，但也从不同层面描述和再现了统万城宫殿建筑辉煌华丽的风采。“统万城的修筑与宫殿布局，是完全汉化的传统模式。赫连勃勃在追尊大禹为其先祖的同时，向世人说明他是夏商周正统的传承者，因此城墙的修筑与宫室的形式必须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体现。”薛正昌对记者说。 人们普遍认为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他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建设永久坚固的要塞，安德拉斯对此提出了质疑。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安德拉斯认为草原游牧民族完全有能力建设坚固的要塞，然而游牧民族要塞的功能无论是从环境、经济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完全不同于定居人群的建筑。同时，绝大部分游牧民族的要塞都建筑在游牧民族和定居人群的交界处，因此其建筑风格兼具两种文化。 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认为，对统万城的研究，应该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向上作出更多成就，“而地理学方面，做得最好的其实一直是中国人”。记者还从统万城考古队队长邢福来那里了解到，统万城东城最新考古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邢福来认为，其年代应该在晚唐到五代时期，可能与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有关。 —————————————— 本文转自2013年8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陆航张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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