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教授谈中药剂量

田   原：中医的很多宝贝在历史长河中被冲刷，被修改了。这也是您遵循古中医学的原因之一？

李   可：所谓的古中医学，应该是汉唐以前的中医学。汉唐以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走向偏颇了。到了明清以后，李时珍那个年代，人们连药方的剂量都搞错了。

李时珍写那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啊，搜集了很多民间的验方，但是他那个方子有个什么特点？上面都没有剂量，拿不准该放多少，他那个年代的度量跟汉代的又有很大区别，好多的剂量都很大。究竟在临床实践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也拿不准，那怎么办？就“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就是古代要用一两药物，现代把它用到一钱就可以了，十分之一。

这样的话，《伤寒论》也缴械了。《伤寒论》本来很厉害的，就像是一位勇猛的将军一样，张仲景当时就明确了利用附子的毒性，生附子一枚破八片，有毒，破开后煮的效果要大得多，阳气衰亡时，附子毒性就是救命仙丹。但是这个将军现在没有刀也没有剑，近代光看到毒性，没有往更层次去思考，力量肯定就弱了。剂量就是《伤寒论》的刀剑。

我在60年代的时候，我在实践中就发现，教科书里头那些古代的方子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子没有剂量，你得自个儿去琢磨。

田   原：这可怎么办，连做医生的都得摸石头过河了。您开的方子药量都很大，如果按拳击来说，属于重量级的（笑）。您是怎么发现剂量的秘密的？

李   可：我怎么样能发现呢？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让抬回家准备后事。她儿子和我是朋友，就找我去看。我一看四肢冰冷，脉搏非常微弱，血压测不到。当时开了方子，用了一两半的附子，总共开了三剂药！我说你回去以后给老太太煮上吃，如果吃了药后体温上来了，就有效，你就再来找我。结果第二天他就来找我，说我妈情况很好，不但能够坐起来，还吃了很多东西，还张罗要下地帮儿媳妇做点家务活。我说不对！我昨天给你开了三剂药，怎么一天就吃完了？他也摸不着头脑了，就回去跟他媳妇说，原来他媳女一着急，三副药给熬在一块了（笑）。一副一两半，三副就是100多克啊，水又加少了，药熬的就剩下一点儿。他们就给老太太过一会儿喂一匙，喂了四十多分钟，药吃完了，老太太眼睛睁开了，第二天就下炕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药量问题是个关键问题。

后来到了80年代啊，我们国家考古，发现了一些个文物，其中就有东汉的度量衡器，叫“权”，“权”与《伤寒论》产生于同一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度量标准，有液体的量法是升，有中药的量法——一斤是多少，一两是多少……还有好多钱匕，相当于现代的药匙，比如把中药碾成末以后，病人要买一钱药，一钱是多少呢？你就量那么一钱倒在买药的人手里边儿。

当时啊，上海有位教授，他就根据这个东西做了具体的研究，研究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汉代的一两，就是《伤寒论》上写的一两啊，我们首先把它折算成10钱，1钱为3克，也就是说1两为30克，如果少于这个量，就不能治大病！但现代人多直接乘以15.625，认为1两为15.625克，正是30克的一半。

田   原：如果后来没有发现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大家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您怎么敢给病人用那么大的药量！（笑）看来您的眼光和胆量都是超前的。

李   可：那可不敢当（笑），我当时就是误打误撞。发现这个奥秘后，我就逐渐的查找历史上为什么发生断层。为什么《伤寒论》的方子有时候也治不了病了。查来查去，从李时珍开始，就都变成现在的小方子了，几钱几分的用，虽然也可以治好些个病，但我认为治不了大病，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

田   原：也就是说《伤寒论》的理论虽然非常精炼，但在用药的剂量上如果没有到位，治病的效果肯定会要大打折扣？

李   可：等于把那个方子肢解了，只剩一个空壳，它怎么能治病啊？所以我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才开始用大剂量的附子给病人治病。那个很危险啊。

田   原：何止危险，超过药典规定的剂量那么多，已经犯法了。（笑）

李   可：（笑）对啊，药典上规定最高剂量９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