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驽：良渚文化的社会政治特征探析

　　笔者曾撰文提出长江流域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良渚文化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甚至可称得上良渚商业国家 。这个经济基础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本文中笔者试图立足于史前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基础，探讨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社会政治的一些民主特征。这些特征同以往中国考古传统认识的以中原地区小农经济为视角的社会特征，有着诸多的不同，值得学界予以充分认识和明辨。进而对良渚文化商业国家民主社会政治产生的社会阶层基础，做一点试探。

　　一、 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社会政治特征分析

　　从世界范围内看，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复杂社会的公共权力即社会政治都带有一定的民主性质，公民享有自由权力程度略高一些，这取决于商品等价交换价值总规律所决定的商品经济平等、自由交易性质 。如格里宁（Grinin）认为，民主倾向由于手工业和贸易而得到增强，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市场性、手工业和商业的增长带动了公民政治力量的增长 。虽然，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对长江流域史前商品经济社会政治的认识还很初步，但是笔者已从中看到了其中一些民主政治的特点。如果从考古资料的角度看，这样的民主政治可以表现为社会的统治或管理权力不存在集权式的“君主制”（monarch），而更倾向于张弛所分析良渚文化社会那种“不同社会控制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 。就此，笔者试图从张弛认为具有联合政权特征的良渚文化瑶山和反山墓地等入手，试做点深入分析。

　　瑶山祭坛位于良渚城址外的东北角。核心方台为正北方向，面积约50余平方米，中心为回字形灰土沟遗迹。1987－1998年的数次发掘在台面上清理了12座贵族墓葬，采集了被盗的M12的部分遗物 ，总计13座墓葬，分南北两排。发掘者分析认为，南排M2、M3、M7、M8、M9以及被盗的M12的随葬品均为甲类器物组合，包括玉冠状饰、三叉形器、带盖柱形器、成组锥形器、玉钺、小琮、石钺、陶鼎、豆、圈足罐、缸，应为男性墓葬；北排M1、M4、M5、M6、M11、M14的随葬品均为乙类器物组合，包括玉冠状饰、璜、圆牌、玉纺轮、陶鼎、豆、圈足罐、缸，发掘者推测为女性墓葬 。虽然有学者良渚文化这类男女成对下葬的形式为对偶异穴合葬 ，然而秦岭通过分析玉器纹饰分期，判定瑶山墓葬下葬顺序为首先是北排的M1、M4、M5、M14；然后是南排的M9和北排的M11、M6以及南排的M8；再后是级别最高的南排M12；最后是南排的M7和M2，分别下葬于M12的两侧。她认为瑶山墓地属于一个内部关系十分密切的社会集团，南北两排墓葬迥异的入葬规格说明墓主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并未明确认定瑶山墓墓主之间的夫妻关系，这个社会集团是家族。

图一 瑶山墓地墓位图

　　笔者认为秦岭的判断是比较严谨的，断言瑶山墓地为夫妻异穴合葬的家族墓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瑶山墓地南排男性墓葬7座，北排女性墓葬6座，数量上不对等，意味着其中某位墓主一定无妻。

　　其二，墓位排列上不支持夫妻关系（图一）。假定M8-M6为夫妻，M7-M11、M9-M14、M10-M5、M3-M4为夫妻，则M1无夫，M12和M2皆无妻。瑶山墓地凡13座墓葬，其中3座失偶，约占总数23%，即近四分之一失偶。

　　其三，据秦岭分析的瑶山墓地下葬结果，最先下葬的一组墓葬是北排女墓M1、M4、M5、M14，然后下葬南排男墓M9，接着下葬北排女墓M11和M6，至此瑶山墓地的女性全部过世。而后是男排男墓M8、M12、M7和M2墓主相继去世下葬。这种先死女人后死男人的现象的发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同一家族内部无论如何是有违人类死亡规律的。

　　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瑶山男女性墓葬数量、下葬的顺序、墓位都不存在夫妻对应关系。因此，瑶山祭坛上的墓地不是家族墓地，墓主之间不一定具有家庭和血缘关系。他们是当时良渚文化的统治集团，掌握良渚文化国家的公共管理权力。南北排墓葬的差异源自秦岭所谓的“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北排女性墓主在统治集团中的职能更偏重于宗教事务，而M11随葬插杆的玉纺轮，则暗示女性墓主还可能同时兼任掌管纺织业的职能；南排男性墓主更偏重于社会管理和防卫事务。结合刘斌认为良渚文化的大贵族多为身怀绝技的精英 ，笔者认为瑶山墓地墓主的地位、权力和财富，不依赖宗法血缘继嗣体系的特权而获得，更可能是凭借特殊技能，在获得财富资本而成为“中产阶级”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平等竞争的平台如（选举），成为良渚社会领导集团中的一分子。

　　也很可能正因为瑶山墓地北排墓主均为主管良渚城址宗教事务的“女祭司”，因而瑶山祭坛转做墓地使用时，首先埋葬女祭司。笔者推测，在M14女祭司下葬后，这一“规矩”有所松动，男性统治者的墓葬M9也埋进了墓地南排。待M6女祭司下葬之后，原祭坛主要埋葬女祭司的规矩被彻底颠覆，只埋葬男性统治者。由是造成了先埋葬女性后埋男性这样有违人类自然死亡性别大致均衡的现象。

　　如果上述分析不误，瑶山墓地作为良渚文化最高等级贵族之一，则至少显示出良渚文化统治集团的内部，首先很可能按照不同的职能成员构成：担当社会管理和防卫职能的统治集团成员由男性出任，担当社会宗教职能的统治集团成员由女性出任。换句话说，良渚社会最高权力按照性别角色分派的管理和防卫职能同宗教职能成员组成的统治集团的“集体领导”，显然不是一个个人集权的“君主制”政治体制。

图二 反山墓地墓地分布图

　　反山墓地是良渚城址大致与瑶山墓地同时并存的另一处最高等级贵族墓地，墓葬排列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排（图二）。据发掘者分析，南排M14、M17、M12、M16的墓主人为男性，均出玉钺或石钺。北排中M23、M22为女性墓，出土物中没有钺，而有圆牌饰；M20为男性墓。发掘者认为：M12与M22、M14与M23的墓主人是夫妻关系，M15和M18的墓主人是臣僚关系；反山墓地是宗亲型墓地，只是墓主人并非出自同一宗族，而是来自多个强盛的宗族，共同构成以M12为中心的“反山贵族集团” 。比照瑶山墓地模式，笔者认为反山墓地的男女比例更不对等，11座墓葬中，女性墓葬仅有2座，占总数18.2%。这意味着即使有四座墓葬可以凑成两对夫妻关系，但其余7座约占总数63.6%的男墓无妻。这些男性墓主是否来自有宗亲关系的不同家族也难以确证。

　　据张弛参照陶鼎和豆、玉琮和玉冠状器形式变化，分析反山墓地最早一组下葬的墓葬为M15、M18和M20，皆为男性墓主。此后反山墓地规划有所变化。M12男墓与M22女墓下葬时代接近，接着是M17、M23、M16、M14、M21，其中只有M23为女墓，其余皆为男墓 。笔者认为这样的下葬顺序几乎无助于证明反山墓地为家族或宗亲型墓地。且两座女墓M22和M23是跟随者男性墓葬M18和M20续入北排墓列，力证反山墓地与瑶山墓地规划初衷正好相反，原本没有打算埋葬女性墓葬的，所以没有规划北排的女性墓列。只是后来规划没有严格执行，允许M22和M23埋入反山墓地。

　　在笔者看来，反山墓地是以埋葬良渚文化统治集团男性成员为主的墓地，埋葬女性成员只是偶然现象。他们与瑶山墓地墓主一样，根据各自在社会管理层中的不同职能共同组成了“反山贵族集团”。其中男性墓玉器以冠状器、三叉形器、特殊长管、半圆形饰、锥形器、锥形器套管、带盖柱形器、柱形器、琮、钺、“权杖”、璧、柄形器为主，同样主要承担统治集团中的社会管理和防卫职能。发掘者认为M12墓主随葬品最多、种类齐全，包括权杖、大玉琮、大玉钺、玉柱形器等，这显示了至高无上的“王”者地位；M20墓主的随葬品仅次于M12，显示墓主人掌握了神权和军权。女墓随葬玉器组合主要为冠状器、锥形器、带盖柱形器、柱形器、璧、璜、圆牌、镯形器、琮式管、纺轮等为主，表明统治集团中的女性除了管理宗教职能外，还掌管纺织业的职能，M23随葬一套玉纺织端饰，最能说明其掌管纺织的职能。足见，所谓“反山贵族集团”内部，像瑶山一样由男女不同职能成员联合构成一个统治集团，即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阶段良渚政体的政府管理层（Layer of Governors）。

　　如果从更高的视野看瑶山与反山墓地贵族统治集团的关系，则可进一步观察到良渚文化社会政治中联合统治的复杂性。关于这一点，张弛如此表述：“如仅就目前所知的瑶山和反山来说，它们基本同时期，位于同一聚落群内，二者内部的差别多所存在。如瑶山墓葬利用祭坛为墓地，不用玉璧（论者多认为是祭祀系统不同），大多数玉器的整治有其自己的特色，地纹较繁复，‘神徽’形态在细节方面与反山者有别。因而可知，这两个集团或有不同的社会控制能力，或各自控制着不同的社会集团，或控制同一社会集团而轮流执政，聚在一起，显示出一种族联合的权力形态。 ”张弛的判断基本是到位的，笔者试图再稍加深入分析。

　　瑶山与反山墓地作为良渚城址最高等级的两个不同的墓地，同时并存，的确可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然而笔者认为这两个社会集团不是部族或宗族的不同，而更可能还是职能上的侧重有所差别，也就是张弛所谓“有不同的社会控制能力”。尽管瑶山与反山统治集团内部分工男性主要承担社会管理与防卫职能，女性主要承担宗教与纺织业职能，但是两个集团职能的侧重点偏差还是比较明显的。

　　瑶山墓地以原祭坛为依托，暗示瑶山统治集团职能从总体上偏重于宗教祭祀。反山墓地并不以祭坛为依托，显示出对于宗教祭祀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反山集团的墓葬普遍随葬玉璧，且数量较大。部分学者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但是赵晔却以瑶山墓地不随葬玉璧质疑“财富象征说” 。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反山集团在良渚社会统治集团中的职能偏向于管理社会或政府财富，才大量随葬玉璧；而瑶山集团偏重宗教祭祀事务管理，不管理社会或政府财富，所以不随葬玉璧。那么良渚文化的玉璧仍可能是多数学者认为的“财富象征”，赵晔的疑惑也迎刃而解了。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瑶山统治集团的职能偏重于宗教祭祀管理，反山统治集团偏重于经济管理。这两个职能侧重不同的集团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的可能性很大，使人们进一步领略到良渚文化的公共权力至少不是在某个家族内按照宗法血缘继嗣系统传递，墓葬规格与器物组合的差异更多地表现管理公权内部职能的差异，良渚文化公权的传递与分割似与职能有关，而与血缘无关，这更加符合民主国家权力集团组合的特征，大概是良渚文化社会政治生态民主性的基本面。

　　诚然，目前我们对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构架的细节尚知之甚少，不妨借鉴同样是商业国家的古罗马民主政权体制，做些推测。古罗马的最高执政官（supreme magistrates），他们一旦被选举出来，就被纳入了几乎终身制的政府管理层，他们没有政府薪酬报偿，靠自家殷实的经济基础竞选政府管理层的官员或执政官 。所以他们自身是真正的或假托的（artificial）工商技能精英，以十分殷实的家庭经济实力的门槛（这道门槛很可能是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实力难以企及的），“自然”而顺理成章地将普通公民挡在进入政府管理层的门外 。笔者推测瑶山和反山墓地的男性墓主，可能类似古罗马的民主权力结构中的最高执政官，他们实际掌握着良渚社会完整的军权、神权、行政等管理权力，所以他们有权在死后埋入良渚神圣的祭坛，随葬象征各种权力和不同控制能力的随葬品，同时也在彰显他们出身于杰出的“商业中产阶级”（Commercial Middle Classes）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卓越成就。

　　二、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社会中的“商业中产阶级”试析

　　所谓“商业中产阶级”，是梅耶（Mayer）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商业阶级（commercial classes）模式，联系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古罗马社会实际状况，提出的有别于现代“中产阶级”的“古代中产阶级”理论概念。中产阶级是训练有素的和勤勉的劳动者，他们舒适的生活以及中等的社会地位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只有在公平和充分民主的社会当中，才能够奖励人们的勤劳并允许他们上社会上层晋升。梅耶认为，自公元前1世纪晚段以降，罗马的商业中产阶级从经济、社会与文化上塑造了罗马的城市生活。考古遗存表明，商业中产阶级有其自身的文化表现价值观和形态，在物质文化和艺术方面对罗马文明作出了贡献。成功的艺术家和商人竭力在其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胜出者，无不骄傲地张扬其在商贸中的根基，显然他们认为自己的商业成功与其政治地位相匹配 。

　　刘斌曾分析认为，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同时是玉器的制造者，良渚的巫师与首领具有善耕织、善木作、善治玉的特殊技能 。这说明良渚社会的最高领导集团成员，并不掩盖自己的作为杰出劳动者的“中产阶级”出身，反而像罗马帝国“商业中产阶级那样，在墓葬方面竭力彰显自己工商业的成功与骄傲。当然，瑶山和反山墓主已经脱离了“商业中产阶级”而晋升成为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

　　笔者注意到刘斌分析的良渚文化第二等级墓葬，分布于海宁荷叶地、佘墩庙、桐乡普安桥、新地里、平湖庄桥坟、上海金山亭林、昆山赵陵山等遗址的人工土台或祭坛上，墓圹规模和葬具同瑶山和反山第一等级大墓虽然接近，但是随葬玉器数量却大为减少，玉器种类为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器、玉璜等，但是每个墓的玉礼器组合却都不全，且随葬石犁、锛、镰、耘田器等生产工具，表明这些墓主还从事生产劳动。每个第二等级墓地墓葬约20座以上，第二级墓葬同普通小墓和小孩墓混杂。刘斌指出：“这些现象表明，中等级的集团，应该以氏族或家族的方式组成。 ”笔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中等级的集团”其实就是良渚文化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在社会地位上显然低于瑶山和反山的“统治集团”，却明显高于普通小墓墓主。自己从事劳动生产，包括集约化农业商品粮的生产。由于其在工商业中的成就，而获得比较殷实的财富和中等社会地位。

　　另一个值得介绍的例子是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中期的房基台及其墓葬（崧泽末期至良渚早期）。据王宁远披露，仙坛庙遗址中期两排“小土台”总计5个，推测为房基台兼埋墓葬。其中位于南排中部的土台2建筑最为考究，等级最高。土台2做了浅基坑处理，顶面约6×8米，用预先切割的生土坯块平铺而成，黄色与灰黑色土块颜色参差。生土坯块之间用细泥勾缝。土台左右两侧堆筑红烧土屑护坡。台顶的南北两边缘按一定间隔摆放红色的白云岩块作为墓地的界标。土台2附葬的8座墓葬是整个聚落规格最高的墓葬。墓圹尺寸、随葬品总量和玉器数量都远高于其他聚落中其他土台的墓葬。且集中出土了整个聚落中最为精美的涂朱和彩绘黑皮陶壶、豆等。其中M34为女性墓，随葬陶器5件，玉器包括玉饰片4、小玉环2、头饰玉泡2、璜1凡9件。M59为男墓，随葬陶器4件，玉器包括镯1、玉泡1、玉环2、玉饰1、石钺1件，骨器1件。其东为幼儿墓M82。这三座墓葬构成一个完整的核心家庭 。笔者认为，仙坛庙属于良渚文化中的小型遗址，土台2及其墓葬虽称得上该聚落的首富，但也只能归属于一个有延续史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家庭在房基台的营建与随葬品都在彰显财富与奢华，而在房基台地坪生土坯块装饰和土台墓地边缘白云岩标石装饰方面，有意强调个性张扬的视觉装饰效果。这一点也非常符合“中产阶级”的文化品味特征。在古罗马，石棺的个性化装饰与住宅的家庭装饰艺术（壁画、庭院）构成了罗马“商业中产阶级”装饰文化的品格 。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江苏昆山的绰墩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的F11。据王宁远分析，半地穴式建筑F11虽然面积仅14平方米，但室内寝卧、储藏、饮食等空间完备，适于一个核心家庭占居。F11室内除了残留稻谷外，还出土陶鼎1、隔箅圈鼎1、豆2、双鼻壶1、宽把杯2、漆杯1件。其中漆杯是苏南地区现存最精美的良渚漆器。宽把杯鸭嘴形流，造型秀美，外表油黑，通身刻满鸟纹，细丝刻道精密而流畅清晰，艺术感极强，通常在良渚贵族大墓中才得一见的精品黑皮陶器。而F11室内的砺石，表明该家庭也在从事劳动生产 。笔者以为，绰墩F11室内的残留的稻谷和砺石，暗示该家庭从事粮食加工生产，至少是一个劳动家庭。然而高端的漆杯和细丝刻鸟纹宽把杯，又显示F11家庭的特殊品味。结合余杭卞家山遗址河道内发现数量相当可观的细丝刻纹陶器残片 ，笔者推测绰墩F11室内的精美绝伦的鸟纹宽把杯，很可能是该家庭购得的、从良渚都城卞家山码头起运的高档艺术陶器。而卞家山河道内出土漆器约70余件，笔者怀疑从卞家山码头起运的商品中漆器也为一大宗高档货物 ，那么绰墩F11室内极为精美的漆杯也存在来自良渚都城的可能。显然，绰墩F11劳动家庭却试图用购自良渚都城的高档漆器和陶器，来展示自己的财力和艺术品位，也应是 “中产阶级”家庭装饰文化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可见良渚文化社会中极有可能存在着“中产阶级”。结合前文所述的瑶山和反山良渚社会统治集团成员的“中产阶级”文化价值倾向与彰显自己工商成就做法，笔者相信良渚文化国家社会的统治集团成员从“中产阶级”的卓越家庭中产生出来。这意味着良渚文化社会中，普通却优秀的劳动者晋升为上层社会的分子或称为领导者，往往是凭借技能优势，借助商品市场公平交易的平台，积累经济财富资本，成为成功的商人或身怀绝技的手工业者，进入“中产阶级”，再利用手中的财富谋求政治与宗教领导权，最终华丽转身晋升为统治集团成员。假如没有商品经济基础，这条由普通劳动者晋升为统治者的通道，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三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提出，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的社会政治的民主特征，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分工职能的成员以及不同社会控制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具体说负责社会管理与防务的男性成员与负责宗教事务和纺织业的女性成员构成社会控制集团；偏重宗教职分的社会控制集团同偏重社会财富控制的集团共同组建联合政府或轮流执政。而社会控制集团的社会中坚支持力量是“中产阶级”，社会控制集团内部成员的来源也是“中产阶级”。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不再用史前黄河中游地区集权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来套良渚文化政治生态，才能真正把握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的社会组织、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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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