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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出生于德国柯尼斯堡，生活于1724-1804年间，享年79岁，横跨18-19世纪，德国古代哲学的创始人，其学说对近代西方哲学影响深远，他调和了当时风靡欧洲的以笛卡尔为首的理性主义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而且反对大卫·休谟的只注重经验而不顾理性的一边倒理论，康德被公认为是继苏、柏、亚之后的第四大思想家。 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被称为哲学历史上的“三大批判”，分别阐述了他对人类的知识、伦理和人与宇宙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和思想看法，三大批判把哲学研究方向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方法论，把从开始的一味讨论隶属于形而上学的上帝说、存在论，转向了对人自身（主体与客体）的探索与穷究，从而建立了以研究人本身为核心的人类学。仅此一点，康德就堪称伟大。 伊曼努尔·康德 三大批判的重点及所要回答的问题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即经验内的知识），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知识，并使其成为现实之可能的必要条件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人看事物的思路），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事物顺应人的思路），该会如何？于是，康德认为客体必须按照主体的认识形式来形成知识。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做对比：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前一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归宿和目的。所谓“实践理性”，是指实践主体的意志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就是要考察那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全书包括“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论”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两大部分。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突出出来，强调了人格的尊严与崇高，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彰显出对人本身的进一步深层挖掘。它实际上回答的是“人是什么？”“人能达到何种境界或可以有何种作为”的问题。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并实现全人类的道德心，我们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虽然康德使用的是批判哲学，他本人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他本人自称发动了一场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革命。 在康德所处的时代， 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由洛克、休谟等人发展出来的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诞生于古希腊，经验主义者坚信五官及感觉带给他们的信息是正确的，是可以运用的，而且相信那些可以测量和证明的东西。喜欢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喜欢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而对理性或机械的生活持排斥和不相信的态度），以及笛卡儿等人的理性主义（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喜欢通过论点、逻辑与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发现真理，获得结论、意见或行动，而非依靠表象或经验，喜欢有规律的生活，喜欢讨论有关推理或数理分析等相关的话题）。 然而，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双方一直处于争论当中，经验主义者指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理性主义者则指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而康德则在一定程度上接合了两者的观点。康德指出知识是人类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需要理性（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将这种理性称为范畴），而理性则是天赋的。人类通过范畴的框架来获得外界的经验，没有范畴就无法感知世界。因此范畴与经验一样，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人类的范畴中也有一些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的因素，他意识到，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是不同的，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指出，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实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对宗教的认识 在宗教问题上，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他把这些信仰称为实践的设准，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及人类共善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 康德哲学的核心点——《纯粹理性批判》 在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中，最著名的当推《纯粹理性批判》，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人具有将经验转化为知识及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是先于经验的，没有这种先天能力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更无法找到并摸清我们称之为表象的东西与对象的关系。 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康德说：“感性的表象是按照物的外在（即形状、颜色或气味等）来表达其自身，而理性的表象则是按照物的所是（即它是什么）来表达其自身，如果这个”物“不是通过它们刺激我们的方式被给予我们，那这样的理性仅仅是基于我们的内部活动（即人的自我性）。我们的研究重点应该是，这些物（无论其外在感性还是内在理性）究竟是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被给予我们的？（实际上，康德在此提醒我们，让我们努力去反思，我们作为人，是如何认识世界，认识外物的，这个过程和用的方法、原理是我们要研究的核心所在） 在这个问题提出后，康德进一步指出：纯粹知性概念如何能够与对象相关，当你用一个概念去定义或表达一个物体或行为时，这个过程是如何得以实现的？这需要我们用犀利的眼光和广博的智慧去发现。人类对待有些问题至今还在原地打转，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实现”还没完全弄清楚。 他说：“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一门类中有如下特殊的命运，它为种种问题所烦扰，却无法摆脱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它提出的，但它也无法回答它们，因为它们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 “人类理性陷入这种窘境，却并非它自己之过。它是从其运用在经验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同时又通过经验得到证明的那些原理开始的。凭借这些原理，它（正如它的本性导致的那样）越升越高，达到更遥远的条件。但由于它发现，以这种方式它的工作必然因这些问题永远无休无止而在任何时候都还是未完成的，所以它看到自己不得不求助于一些原理，这些原理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应用，尽管如此却显得如此无可怀疑，以至于就连普通的人类理性也对此表示赞同。但这样一来， 它就跌入了黑暗与矛盾，它虽然从这黑暗和矛盾得知，必定在某个地方有某些隐秘的错误作为基础，但它却不能揭示这些错误，因为它所使用的原理既然超越了一切经验的界限，就不再承认经验的试金石，人类的经验在这失灵了。这些无休无止的争吵的战场，就是形而上学。而对形而上学的争论从苏格拉底之前就已开始。” 自然形而上学（科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伦理学） 对于康德当时所处的形而上学状况，他用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一句话对形而上学做了一个形象的引述：“不久前我还是万物之首，因子婿众多而君临天下，而今却被放逐，一无所有。” 一方面康德批判旧有的形而上学，认为旧的形而上学有根本缺陷，只去认识外部，比如上帝、宇宙等概念或它们的原理，而忽视了观察者（即人）本身上所具有的形而上性质。另一方面康德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即其所谓的自然形而上学或科学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拿这种有限的理性去认识无限的上帝、世界和灵魂，这是一种“违约”(在一种违背认识能力及其认识原则或认识规律的情况下，试图去认识一些理性根本没有能力达到的东西)。 康德认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超验的自在之物（宇宙、精神、上帝）的本质，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内在的隶属于人的形而上学，即它的对象是内在于人类经验自身的理性能力，是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的原理，是人身上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理性规律。而这正是康德所建立起的人类学分支的基础。 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由原来的超验的自在之物（宇宙、精神、上帝），转向了人类理性先天所具有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科学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先天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所用的方法也变成了康德所称的“先验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是批判哲学的方法。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写道：“您知道，独立于一切经验原则为我们做出判断的理性（纯粹理性，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理性），在生活中往往被我们忽略，纯粹理性只先天地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这些理性不可能从经验那里得到启发或获取，为了让我们置身于理性或理性引导的地基上，就需要有一种纯粹理性的批判、一种纯粹理性的训练、一种纯粹理性的法则，这是一门正式而新颖的科学——人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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