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博士笔下的乡村

原标题：一个博士笔下的乡村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安分的丰三村、躁动的凤形村、自得的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的人群。黄灯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民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远离亲人不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我从来没有想到，堂弟黄职培的一次偶然造访，给我提供了契机。这个契机不但悄然改变了我多年的平静状态，而且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

堂弟黄职培十四岁不到就来广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开我的门，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入无比神秘的中山大学。我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堂弟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箱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还十分珍贵。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礼物。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仿佛为了让我放心，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在此之前，我尽管多次从父母那儿得知，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离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太远，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潜意识里希望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不会放在心上，但它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我得承认，堂弟的事，有很多让我迷惑不解。堂弟五个月大的时候失去母亲，幼年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细心照料，奶奶过世后，只得和哥哥相依为命。初中都没有读完，为了获取进城打工的机会，他把实际年龄改大了四岁。

我不知道，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广州多年的辛酸辗转中，如何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

堂弟稚嫩的身影，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爱的通道。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博士期间，多次去白云区塘厦村和亲人共度传统节日。跟着前来接我的堂弟，我一次次在城中村的街道间穿梭，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在我眼前展开，故乡的美好记忆与他们在南方的生活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本书中，我将目光投向了与我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并将其作为整体的书写对象，以此透视乡村更为丰富、复杂的状貌。尽管在地图上，这些普通的村庄从来无法作为一个醒目的地名而出现，也无人可以指出它们的具体位置，但它们却经由亲人的泪水、呼吸和气息，流转到我的笔端，面目逐渐丰富、清晰。

我书写的立足点来自对三个村庄亲人命运的透视。

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入的中原村庄。它位居湖北，离我的故地几百公里，若不是姻缘，这个村庄和我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下一代。我得承认，对我来说，它依然有太多的陌生和空白，我既无法感知它整体的历史来路，也无法预测它明天的确定去向。

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尽管自小寄居外婆家，我并未在此地居留多久，但爷爷奶奶墓碑上铭刻的孙辈名字，毫无疑问明确了我人生的来路。任何时候，家族发生了什么大事，告知在异地的我，从来都是一种理所当然。我知道任何一个家庭生、老、病、死的具体消息，知道村庄新修的每一条道路，知道远房叔叔儿子结婚的具体时间。今天，我父亲一脉的大批亲人，依然生活于此，有些并未摆脱生存的困境，但更多长大的孩子，已经踏上了和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征程。

隘口村，我外婆外公生活的村庄。这个弥散了我所有心灵、文化认同的村庄，是我一生精神的滋养地——闭上眼睛，我可以说出村里每一条岔道，可以感知村庄的每一棵果树。尽管和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依附关系，但从情感而言，它却深入我的骨髓，最能勾起我对乡村的深刻记忆。

仅仅是与我有关的三个村庄，就显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状貌，这提醒我留意，在对乡村的叙述中，任何单一的呈现都无法囊括村庄的丰富，都只能代表乡村的一种面相。

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叙述以上三个村庄亲人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勾勒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这注定本书的文体，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著作。同时，我的专业背景与我以及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都使我对情感的过滤难以做到彻底，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初衷，仍是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相比较，这种知根知底的表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将谈话对象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生存肌理和内心隐秘。

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亲人命运的变迁，这些真实、复杂的经验，让我找到了一个切口，对二三十年来转型期的乡村进行思考、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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