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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重启的。农耕时代、工商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时代、科技资本时代，发达经济体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中国只用了三十多年。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流动性，在短期内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还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内部分化也非常小。彼时，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所谓“一考定终身”，只要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就脱离工人、农民获得干部身份，并能够被“包分配”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科举时代的大逻辑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和1949年到1966年的“前十七年”也有延续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民众没有择业自由，毕业之后能不能留在北京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彼时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也是“一锤子买卖”，能够留下来的人，生存竞争自然相对不激烈。 八十年代，全社会整体仍在计划经济轨道上，但已有少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开始兴起，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全社会才有普遍性的下海经商浪潮。1992年“市场经济”写进中共党章，中国才开始进入工商资本兴起的时代。 工商资本时代是典型的高增长时代，实体经济活力旺盛，产业投资回报丰厚，即使是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也只是推高消费品的通胀，除了高度计划管制的股票以外，全社会大多数资本品的价格，相对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泡沫。只要能够赶上经济增长的班车，只要有从容的收入增长，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买房都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而流动性过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虽然相对放缓，导致居民收入增幅的低迷，但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尚未停止，使得大多数消费品的成本并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这种形势下，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总体比较温和（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整体消费水准的飙升，源于资本品价格（如房地产）飙升抬升房租等其他成本，导致服务价格蹿升明显。 如果说其他经济体从工商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带有主动性，中国从工商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从某种程度上带有明显的被动性。流动性过剩下，谁能获得流动性，谁就能跑赢通胀跑赢大盘，谁不能获得流动性，谁就面临市场的淘汰。上市公司股权也好，一线城市房产也罢，莫不是因其流动性高地的地位，而成为财富快速增值的绝佳标的。 从工商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时代，增长方式的变化和代际矛盾复杂交织，社会流动性状态发生深刻变化。 工商资本时代，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不大，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不发达，全社会也不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这种情况下，处在相对较好行业，和处在相对较差行业的人，收入差距并不大，按部就班都能上车，被抛离主流人群的，主要是国企下岗人员。 从南巡讲话到本世纪初期，新进入到大城市的人，以彼时二三十岁的中青年为主，核心人群是“60后”、“70后”。“60后”“70后”和“80后”“90后”大不相同，“60后”、“70后”的父母大多是“40后”、“50后”（还是偏早的“50后”），在他们进入一线城市之时，绝大多数人的父母都没有什么积累，何况这部分人多数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就算在老家有点房产，也不可能变现之后掰开来给几兄弟姊妹用。所以，这一阶段的生存竞争，是相对平面的竞争。一来，工商资本时代是第一个资本时代，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的，此时在做的都是第一波的积累，没有太多老本可吃；二来，工商资本时代的主要玩家无法从上一代获取太多资源，因此生存竞争是一代人以内的竞争。（从农村进城的第一代，上一代压根没有生存竞争的弹药，1998年房改之前，城市居民大多都没有自己的房产，更不用说卖房变现参与一线城市生存竞争了） 从代际竞争的角度来看金融资本时代的事，很多就变得容易理解。金融资本时代新进入一线城市的玩家，是“80后”和“90后”，其父母大多属于“50后”（“50后”后期）和“60后”。和“40后”、“50后”普遍积蓄不多不同（个别下海早的以及在体制内达到一定层次者除外，但这个规模很小），“50后”“60后”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分化较明显的群体，“50后”、“60后”中搭上工商资本时代快车的人，已和同龄人在资产上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而“80后”、“90后”普遍又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其父母可以开始以其储蓄和资产全面支撑其参加阶层战争，这无疑大大加剧了战争的烈度。 在工商资本时代，一代人面临的竞争，是自己这一代的收入竞争。到了金融资本时代，竞争变成上一代人的资产+这一代人的收入的双重竞争。工商资本时代的平层积累，变成金融资本时代加杠杆的基础，这是竞争烈度放大的根源，也使得在一代人中完成阶层上升，变得困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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