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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高峰的宋元时期，实施了积极进取的海洋政策，从而使中国的海外交通达到空前繁荣。地处中国东部的浙江明州（庆元）港也由此确立了东方贸易大港的地位，海外商贸达到鼎盛时期。 宋王朝对海上商贸的重要性有清晰认识，宋高宗就曾指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为此，南宋制定了积极鼓励海外商贸的政策，对于“招商”有力的官员，予以升官和财务奖励。反之，如果招商不力，经营不善，以致收入亏损、外商赔本的，市舶官员则要受到降职处分。 元朝虽为异族政权，但仍延续了鼓励民间海外贸易的政策。 与宋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王朝在立国之初便厉行海禁。在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颁布一次海禁的诏令。为切实贯彻海禁政策，朱元璋分别排遣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对人民的生计所需毫不理会。汤、周两人不仅严格履行海禁，还将两省海岛居民强行迁往大陆，甚至下令“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即将未能及时迁走的居民发配充军。在惨无人道的迁移令下，成千上万的海岛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其后，广东、山东沿海也实施了迁移政策。 直到朱元璋去世前一年，他仍再一次下令：“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可见，明初的海禁政策并非是临时性权益之举。而是一以贯之的既定国策。 朱元璋立国之初就一反宋元时期的开发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 商品经济水平低下 终明一世，始终坚持“重农抑商”的国策。明初商税年收入约为20万两，大体相当于北宋时的百分之一。明初的俸禄主要用米麦支给，商税也用“额米”计算，市场严禁使用白银交易，这种经济现象表明，明初所显示出来的是一幅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图景。对于这种自然经济而言，没有进行海外贸易的强烈要求。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几乎全部商品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哪个蠢人要推行海禁，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二、 海疆不靖 仅仅因为有一个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未必非实行海禁不可。同为封建自然经济的汉唐并未实行海禁，而宋元更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封建自然经济只是一种基本的和潜在的因素，并不是直接的和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有着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即所谓的“海疆不靖”。 在东南海上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主要有两种势力：一是被朱元璋击溃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二是所谓“倭寇”的威胁。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张士诚、方国珍各雄踞一方，长期与朱元璋对抗，在张、方两支势力陆续被朱元璋攻灭以后，其余部大都逃亡海上，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他们的海上武装在广阔的海域里神出鬼没，巧与明军周旋，一度给新建立的朱明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史载，明初“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故也。” 来自海上的另一威胁便是“倭寇”。元代曾两次对日用兵，都以失败告终，官方遂断绝往来。日人为得到中国货物，在元代就不断到中国沿海进行抢劫。入明之后，为害更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认为日人要帮助胡惟庸夺取帝位，故十分恼火，“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永乐初年恢复了日本的朝贡贸易资格。永乐十七年，明军在辽东取得了剿倭的胜利，从此以后，倭寇的骚扰大为减轻，但始终未能根除。这显然也是明王朝推行海禁的重大原因之一。 三、 狭隘的思想文化 明代实行海禁，还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一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二是朱元璋的小农意识，狭隘而不务远略。 朱元璋不准商人穿“绸纱”等华丽衣服，对商人经商严加控制，到处设关卡盘验，而且商税也很重。某种程度上，海禁就是朱元璋狭隘思想的反映。他在《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届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对于海外情势，自恃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物品。他本人又很简朴，不尚奢华，对海外的奇珍异宝也不感兴趣。有了“朝贡贸易”这个渠道，既可以满足他“万邦来朝”的虚荣心，由可以获得必要的海外之物，似乎没必要让私人出海贸易。 四、 财政上的原因 明与宋不同。宋代存在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财政负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明代实行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明初的国家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也正是因此，朱元璋颇为自豪：“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代的官员队伍也不像宋代那般庞大，官员的俸禄也很低，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收入即可维持，不需要依靠海外贸易的税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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