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公元前3C前的简单对比总结（下）：文化

我们至今仍然无法估量公元前3世纪前各世界文明对今天直到那个时代之间的人类社有多大影响，更无法预测它们将会对我们的未来有多大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特别是那几个特殊年代里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已经并将会永垂不朽下去，直到我们的子孙灭亡的那天。

最早的人类思想显然是今天我们所有思想的源泉，但本书现在并不打算去探究那些最古老而又最简单的意识，这与本书的写作目的有所偏离。本章探讨的重点在于简单比较公元前3世纪前的中东、印度和中国文明的思想流派和主张并抽象一些简单而实用的内容出来以供读者参考记忆，其余更为专业的研究讨论则不在此范围之内。

相信只要读者稍加细心了解的话便会发现东西方思想在本书已写时间内便已有了鲜明差别——尽管找不到分水的年代，但这些差别似乎是很早便开始了的。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那时候的思想分为旗帜鲜明的三大派：希腊纯粹思想、印度宗教思想和中国政治思想。

希腊人的思想无疑是最“纯粹”的。当希腊的思想家们开始动用脑力而研究学术时，他们几乎不会有什么思维漏洞：凡是能思维能实践的地方，他们都会勇于去尝试。正因为此，希腊人的思想是古代世界最有体系、最具理性并可以称得上是最科学的；更难得可贵的是，希腊人不但精于思考，同时还崇尚科学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古代希腊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放于整个世界都是具有现代科学价值的。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称古希腊文化的思想和成就是最纯粹的思想和成就。

而雅利安文明就不同了。无论是婆罗门祭司还是耆那教教徒或是佛陀门人，印度文明所有高端思想的创造者和掌握者几乎都是宗教人士，其思想体系也是不折不扣的宗教思想体系：大到对世界起源和组成结构的解释，小到对每个人平时修身养性的教诲。这种宗教模式深深地影响了印度后来的历史，一直到今天。

相比于玄之又玄的印度人思想，古代中国思想是不折不扣的实用政治学。纵观诸子百家，几乎所有学派都以向统治阶级和世人推销自己的政治观点为职业或爱好，儒、墨、法、兵、纵横五家人物是经常直接参与政治甚至有时获得很高权力的；而即使是道家学派的老子，是主张“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搞辩论的名家，是出过很多高级公务员；带神秘色彩的阴阳家，是经常靠本专业而成为政府顾问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政治家或政客，其思想主张也几乎都是社会改革的一个个不同方案，这在世界史上都是极有特色的。

相比于以上三大思想体系，同时代的其它国家民族的文明就显得暗淡不少了。埃及文明是很古老的，遗憾的是，埃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始终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也使得其文明程度一直落后于晚于它出现的西亚文明，若非长期盘踞于非洲大陆而保持了政治独立的话实在难以在文化程度上与其它各国相抗衡；同样，波斯人尽管占领了当时最大的领土，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出一个先进的文化——波斯本民族本来便是十分落后的，所以他们在接管了巨大的疆域后也只能听任国内各地发展本极不平衡的文化继续发展，尽管这是其当时所能采用的最佳文化政策，但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内部却缺乏一个文化核心本身便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要么它自己诞生，要么就由别人替他创造。很不幸，波斯的结局是后一种。滚滚而来的马其顿不仅靠武力、更靠希腊文化而彻底打败了帝国；最后，尽管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了，但波斯帝国的领土仍然还是被三个希腊化国家所瓜分，这不仅是马其顿对波斯政治军事的胜利，更是希腊文化对波斯文化的胜利。

波斯人统治时，埃及文化几乎没有受损，因为他们的统治者并不会比自己先进多少；而到托勒密埃及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埃及本土的文化几乎被彻底遗忘，这其中就包括了先进的木乃伊技术和成熟的象形文字等。所以说，武力的征服只是暂时的，文化的侵略才是持久的。

毋庸置疑，政治环境的宽松是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自由是学术之母。生于公元前3世纪及其之前的几百年当中，无论你身处以上各大文明中的哪一方，当你在本国遭遇政治迫害时随时可以到别的国家去避难，而且还能受到对方上层出于利益方面考虑的尊重，这就不得不使各国的统治者在面对文化界人士时保持一颗宽容而忍让的心态。然而，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大帝国时代，当人们身处一个帝国之内时，集权统治者就会很难容忍非官方的思想和学术盛行，这也是为什么前3世纪以后各国文明的文化水平在很多方面呈下降趋势的根本原因，这些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讲述。

这个时候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各文明内部人才之间的交流与传承现象。希腊思想家们是经常相互切磋学术的，印度诸宗教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至于中国诸子百家，其各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而紧密。关于希腊和印度的情况我们前面已陆续介绍过，中国的状况则是更为有趣的。因为中国人有一种习惯，那便是动辄以前人的经验教训作为依据来指导现实，这既是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的体现，也是其要求。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子百家有事无事都以“先王之道”或“先哲之言”作为自己学说的佐证，谁引用的人来历更大谁就似乎更有说服力。比如道家始终与古老的黄帝脱不了干系，儒家时常以尧舜和周公作为榜样，法家兵家又经常找周朝开国功臣吕公望助势，这显然是与希腊严谨的思想体系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思想交流相搭配的是文化的传承。雅典三大哲学家都有很多门徒，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印度宗教领袖和中国诸子百家中的许多代表人物身上。在古籍的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佛陀的一次讲学有1250名听众，而盛传孔子有弟子3000人。一般而言，这些门徒中只有少数人能成才，大部分却只是借机而获得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机会；更有趣的是，经常有这个门派的学生学一半而自立家门或改从他师：亚里士多德显然在学术上“背叛”了其师傅，阿什斐迦派一位重要人物曾师从耆那大雄，墨子以前则是儒家门徒，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一位兵家代表人物和两位法家代表人物身上。可以说，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了一个值得赞美的事实，那就是：在那个年代，思想是自由的，学术是开放的，人才是流动的。

总而言之，我们要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多直系或非直系的祖先赐予的宝贵遗产，正是他们和它们，为我们今天的进步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至本章止，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本章本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