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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 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 晏绍祥
内容提要 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历史上最为重要和独特的制度之一。古代作家有关陶片放逐法产生年代的记载本就存在差异，现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或持克里斯提尼说，或认为始于公元前488年。马拉松战役后，反波斯与防止僭主复辟政策完全吻合，因此相关法律应当颁布于该法初次实行之前。无论是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年龄，还是陶片放逐法最初的流放对象，都表明它的创立者不可能是克里斯提尼，而应是公元前480年代初年某个政治家。但是，陶片放逐法的本意，是把精英阶级内部的争议和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交给民众裁决，故该法的颁布和实行，仍符合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精神。 关键词 陶片放逐法 雅典 公民大会 克里斯提尼 古典时代 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最独特的法律之一。据后来的辞典作家解释，它得名于雅典人进行投票时使用的陶片（ostrakon）。说它重要，是因为每年公民大会要在第6届主席团任内举行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当年是否应当实行陶片放逐法；如果需要，则会在第8届主席团任内召开一次公民大会以举行正式投票。投票地点并不是雅典人经常举行会议的皮尼克斯，而是在雅典广场。被流放者大多是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在该法实行的七十余年间，明确记载被流放的雅典政治家，包括地米斯托克利在内，大约有10人。在近现代学者中，有关该法颁布的年代、立法的意图和实施的效果等，都存在重大争议。本文旨在结合克里斯提尼改革到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的形势，对陶片放逐法可能的颁布年代及颁布原因做出初步说明，以增进对古典时代雅典这个重要制度及其作用的理解。 古代作家的记载与现代学者的争论 该法是否为克里斯提尼颁布，是雅典历史上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克里斯提尼则以争取大众乐从为目的，创建了另一个新的政制，其中包括陶片放逐法。”弗劳科吕斯说法类似：“它始于克里斯提尼的立法，当时他瓦解了僭主制，他的意图在于把（僭主的）朋友们也赶出去。”狄奥多鲁斯称，该法是僭主政治被废止后通过的。梵蒂冈所藏的希腊语1144号抄本的记载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显著不同，那里提到该法由克里斯提尼推翻僭主后颁布，其最初的投票由议事会进行，流放所需要的基准票数为200票，并宣称克里斯提尼本人是第一个被流放者。后来法律修改为由人民直接投票后，基准票数被变成6000票。哈波克拉提翁引用安德罗提翁的说法，似乎认为该法应是公元前488年首次使用前不久通过。“如吕库古在《反莱奥克拉泰斯》中所说，另有一个希帕库斯，此人是卡尔摩斯之子。关于他，安德罗提翁在其著作的第2卷中说，他是僭主庇西特拉图的一个亲属，是第一个被陶片放逐法流放的人。关于陶片放逐的法律，因怀疑庇西特拉图支持者之故，那时首次确立，原因是作为人民领袖和将军，他的统治犹如僭主。” 除上述记载外，古代还有一个说法，把雅典王提修斯作为陶片放逐法的发明人和第一个牺牲者。据称相关记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提奥弗拉斯图斯。这个说法不值一驳，相关记载最早出现于古典时代晚期的优西比乌斯，后为《苏伊达斯辞典》接受，意在说明凡倾向人民者都没有好下场。梵蒂冈那份希腊语抄本来源可疑，大概属于拜占庭晚期的记载，且相关记载未得到其他古代作家证实，也不曾发现任何相关陶片，因此一般不被学者们采信。但安德罗提翁是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阿提卡史家，为伊索克拉底门徒，其著述为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据称他政治观点保守，其历史叙述多有不准确之处。亚里士多德明显熟悉安德罗提翁的著作，在包括陶片放逐法的起源等问题的细节上，有故意订正安德罗提翁的意思。在陶片放逐法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特别明确地表示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其说法或许另有所本，可惜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史料究竟来自何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雅典历史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叙述同样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寡头派和民主派有关民主政治论战的影响，特别是该世纪末两次寡头政变期间，民主派和寡头派都争相改编雅典历史，把自己的主张附会到早期雅典的事件上。而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的原始文献，包括一些特别重要的政治变革的文件，大多失传。梭伦的法律也许被保存下来了，但其他法律未必。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派与寡头派的论战表明，所谓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政体到底是什么样，当时的雅典人并不特别清楚，因此需要“调查”。调查的结果如何，在公元前4世纪所谓的梭伦民主问题上看得非常清楚。雅典人几乎将过去所有的法律（除那些来历非常明确的外），都归于这位公元前6世纪初的改革家。准此而论，对亚里士多德和安德罗提翁有关陶片放逐法记载上的差异，我们应当抱着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前者的权威而轻易否定后者。 古代作家的分歧引起了现代学者的争论。大多数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基本追随亚里士多德，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足以解释该法从颁布到首次使用之间20年的间隔。在西方，第一个为民主政治翻案的格罗特，也是第一位系统分析陶片放逐法的学者。虽然当时《雅典政制》尚未发现，但格罗特凭借他政治家和史学家敏锐的直觉，指出克里斯提尼所以创造陶片放逐法，是希望在雅典民众中创造出“一种罕见而困难、我们姑且称为政体道德的情感，一种对政体极其尊敬的情感，创造一种对那些在这些形式中活动的权威的服从，同时，它与公开发言的习惯……以及公民心中充分的自信相结合，在激烈的党争中，使对手同样能够感受到政体的神圣性……此种政体道德的传播，不仅在任何共同体的多数公民中，而且在整个共同体中，对于一个既自由、又和平的政府来说，是必备条件；因为任何强大且顽固的少数派，虽然自己不足以强大到可以掌权的程度，但有可能让制度无法运转。在政体形式这个关键问题上，只有完全的一致，或者多数派强大到近乎全体一致的程度，即使那些不完全赞同的人也必须尊重这种政体，才能让政治激情不至于造成流血，同时让国家所有权威部门受到人们充分而自如地平和批评”。 对格罗特而言，陶片放逐法的设计，一方面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刚刚诞生之际，通过温和而适当的手段，为了将少数顽固的反对派赶出雅典，以保证新生的民主政治在清除反对派后，在接近全体公民意见一致的情况下稳定和发展，并防止少数有野心的人再度成为僭主。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又通过相对仁慈的手段，让反对派不至于受到太大伤害，既不会严重影响受害者的家庭和财产，又有严格的程序。而在此前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不是人身被消灭，就是财产被没收后被驱逐出境。因此，陶片放逐法通过轻微地处罚罪犯，达到了让共同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 19世纪末《雅典政制》的发现，似乎完全证明了格罗特的推论。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将该法的创造归于克里斯提尼。20世纪以来的希腊史著作，虽然在具体细节的论述上略有区别，但大多遵从格罗特的结论，认同克里斯提尼为陶片放逐法的创造者，并为之寻求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诸多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弗斯狄克的解释最有创造性。她认为，古风时代希腊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秩序与流放基本由精英阶层家族之间的冲突决定。但从梭伦开始，雅典民众即非精英的大众逐渐取得了介入政治的权利。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民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国家权力，“在非精英人士对政治秩序行使控制权的同时，他们也掌控了对流放的决定权。因为非精英人士不仅介入了精英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在围困斯巴达人于卫城之后，雅典民众驱逐了伊萨哥拉斯和斯巴达人、召回了克里斯提尼及其他流亡者……通过介入精英间政治，即支持一个派别而流放另一派别，非精英人士对城邦中政治权力的分配行使了控制权。”“陶片放逐制度正应在这样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在为雅典确立民主地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时，克里斯提尼同时创造了陶片放逐制度。此外，通过这一制度，雅典人民同时对流放的决定行使控制权，并重新解释了流放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 但是，学界对克里斯提尼是否真正颁布了该法的怀疑也从未平息过。在叙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伯里完全略过了陶片放逐法。在讨论该法首次使用时，他只简单地说：“传统一般把陶片放逐法的设立归于克里斯提尼，但直到马拉松战役结束两年后，这种制度才开始付诸实施。”哈蒙德在介绍克里斯提尼改革部分也略过了陶片放逐法，仅在论及该法第一次使用时写道：“究竟是克里斯提尼在约公元前507年制定了陶片放逐法，还是一位不知名的政治家在公元前488年发明了它，仍弄不清楚。两者之中以后者论据较强，也更适合于它第一次采用时的情况。无论如何，在公元前488/487年采用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效果是明确无疑的。”希格尼特的论证更加具体：如果该法真是克里斯提尼颁布的，那理当是在公元前508年即他改革时创立，因为克里斯提尼在改革后不久就从雅典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该法第一次使用是公元前488/487年。很难想象一道法令在颁布之后会20年不用，却在突然被发现后连续使用。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相关记载后，希格尼特指出：“考虑到所有假设——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坚持把陶片放逐法归于克里斯提尼——所存在的陷阱，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克里斯提尼并非它的创造者，所以那些将该法归到他名下的古代作家们的说法并无任何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接受安德罗提翁的猜测：这类法律的作者不可能有意让它闲置在那里20年，基于这个理由，它肯定是在首次使用前不久通过的。” 面对怀疑论者的质问，支持者希望为法律通过到首次使用的20年间隔找到合理的解释。默里认为，由于陶片放逐法需要法定的最低6000票，可能公元前488年之前的投票没有达到过法定票数；同时，发起此种投票的政治家必须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否则被流放的可能是自己，因此政治家们不敢轻易诉诸陶片放逐法。劳比切克（Antony E.Raubitschek）则认为，即使该法迟至公元前488年才被创造出来，其发明权仍应归于克里斯提尼。他认为，虽然克里斯提尼在主持改革后已经退休，但仍是雅典很有影响的政治家。鉴于改革后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依然活跃，马拉松战役后将军权威日隆，而当年庇西特拉图就是依靠军功起家，进而建立僭主政治的。公元前496年，希帕库斯之当选执政官及其活动，明确昭示了僭主政治的威胁，因此克里斯提尼为对付僭主的支持者，在公元前488年左右提议通过了这个法律。 然而，两人的论证都不是无懈可击。默里观点的最大弱点在于，公元前488年之后的陶片投票，无论投票是否成功，都在考古中有所体现，而在那之前，似乎无相应的陶片发现。事实是到1966年，在陶工区发现的陶片有1.1万多块，上面出现的人名达到一百三十多个。1990年以前发现于雅典广场的1145块用于放逐投票的陶片中，先后出现了五十多个人名。他们中少数是文献中确定被流放过的人物，诸如地米斯托克利等，部分是我们知道的人物，诸如卡利亚斯、阿克比亚德斯等，大多则是在文献记载中没有出现过的相对次要的人物。如果公元前488年之前有类似的投票，理当有相关陶片被发现，但事实是目前好像没有。这样一来，默里所有的论证，缺少考古资料基本的支撑，特别是在资料对公元前488年以后的流放反映相对充分、文献与考古资料大体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公元前488年以前考古资料的沉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同样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到，公元前488/487年的流放是雅典人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第一个被流放的人是希帕库斯。考古资料的沉默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足以使我们断定，公元前488年之前，雅典人不曾举行陶片放逐投票。 劳比切克论证的弱点更明显。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克里斯提尼在马拉松战役前后仍然活跃。埃利安（Aelian）在《杂史》中提到，克里斯提尼本人提议通过了陶片放逐法，而他本人成为该法的第一个牺牲者，即在改革后不久他就遭遇政治挫败，并且被流放了。现代学者大多对这个传统持怀疑态度，但基本态度比较一致：克里斯提尼很可能在完成部落改革后不久去世或者失去雅典人支持，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学者认为，克里斯提尼本人并无任何官职，在完成改革后，他主动辞职或离开雅典了。总之，他的政治影响不太可能一直维持到马拉松战役之后。其次，如果克里斯提尼到公元前488年左右真的仍然活跃，我们很难相信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作家在论及公元前5世纪初年雅典政治活动时会不提及他的活动。事实上不管是希罗多德，还是其他作家，都不曾提及部落改革后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活动。而劳比切克对《雅典政制》第22章开头那句话的解释，也不是无可挑剔。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显是对克里斯提尼改革进行总结性评价，而非如劳比切克所说，是克里斯提尼新改革措施的引导语。在叙述过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后，亚里士多德特意评论说：“由于这些改革，政制就比梭伦政制要民主得多。”他暗示五百人议事会的就职宣誓仪式和十将军的选举，可能不一定是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创制。复次，据称陶片放逐法的目的是为对付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但我们不应忘记，克里斯提尼曾经在僭主政治下担任过执政官，在部落改革中可能也未触动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马拉松势力的完整（马拉松地区的两个三一区仍相邻），改革进程中，他可能还授予部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以公民权（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授予公民权的人中，包括那些公民权可疑并在僭主政治垮台后受到审查的人），甚至为了应对斯巴达的干涉，在逃亡僭主正逗留波斯境内的情况下，克里斯提尼不惜向波斯表示某种程度的臣服，所以如果克里斯提尼是陶片放逐法的提案人，那该法针对的恐怕应当是斯巴达和伊萨哥拉斯的支持者而非僭主。如果该法最初的目标是僭主的支持者，则时间不大可能在公元前507年前后。此外，按照劳比切克的观点，如果克里斯提尼的目标是公元前496年的执政官希帕库斯，似乎也不应该等到将近八年之后，才提出并启动针对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的法律。最后，是克里斯提尼任职的年龄问题。公元前525/524年，克里斯提尼已经出任过执政官，此时他至少已经三十岁，更可能是50岁了；如果公元前488年他仍活着，即使按照最小年龄计算，也快70岁了；如果按照高龄计算，则已经90岁了。以古代希腊人平均40岁左右的寿命，虽然活到70岁的人并不少见，但以希腊人对待老人的态度，要在这个年龄仍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基本没有可能。基于上述理由，如果真如劳比切克所说，该法在首次使用之前通过，恐怕我们必须切断它与克里斯提尼本人的联系。 公元前480年代雅典的形势与陶片放逐法的创立 公元前488/487年及其以后的数年间，雅典连续实行了陶片放逐法。首先，被流放的是希帕库斯，此人据称是克里斯提尼制定该法时主要的打击目标，但因人民的宽宏大量此前一直留在城内。次年，希波克拉泰斯之子麦加克莱斯被流放，此人明显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第三位姓名失传，有人怀疑是卡利亚斯，但缺乏文献证据。对于前三位，亚里士多德明确把他们称为“僭主的朋友们”。第4年被流放的一位也与阿尔克麦翁家族有关，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他被流放的理由，据某些陶片上所写，是“做了最多的坏事”。再接下来就是号称“公正”的阿利斯提德。普鲁塔克的故事说，他被流放纯属无辜，因为人们听烦了他被称为“公正者”。对最后两位，亚里士多德认为被流放的原因是“势力太大”。两人的确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公元前489/488年，克桑提波斯曾指控过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并成功使后者被定罪；阿利斯提德长期是地米斯托克利政治上最强大的对手，两人的争斗是雅典政局动荡的重要根源。公元前481年左右，克桑提波斯和阿利斯提德都因对波斯战争的需要被召回，在随后对波斯的战争中，一位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任将军，一位则在当年雅典人围攻塞斯托斯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流放他们的原因，就阿利斯提德而言，或者真的是影响过大，并且与当时另一活跃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冲突的结果。 那么，雅典人缘何在此时突然实施陶片放逐法，而且最初把目标对准了僭主的朋友？虽然亚里士多德坚持把克里斯提尼作为陶片放逐法的创始者，并对公元前488年才首次使用提供了解释：人民对僭主的支持者宽宏大度，不愿将僭主的支持者立刻赶走，由于希帕库斯的活动，以及他的影响不断扩大（公元前496年当选执政官），人民才决定使用该法对付僭主家族的亲戚和支持者。然而，在这个理由之前，亚里士多德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由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人民变得自信起来。他的论述虽未必完全合理，但为理解该法的颁布和实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然而，要对陶片放逐法的启用提出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放宽视野，对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雅典面临的形势做概要的追溯。 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雅典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斯巴达。公元前510年，斯巴达人帮助雅典推翻了僭主政治，但在随后雅典内部的斗争中，斯巴达选择站在伊萨哥拉斯一边，克莱奥麦奈斯还亲自领兵到雅典指名流放克里斯提尼，在遭遇雅典人反抗被迫退出后，斯巴达人组织过一次三路进攻行动。行动失败后，克莱奥麦奈斯设法将阻挠自己行动的另一国王赶下台，并召开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意图利用同盟的力量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但科林斯人拒绝合作，其他国家追随了科林斯，使斯巴达的图谋破产。据希罗多德记载，会议失败后，希庇亚斯一家就离开希腊去了波斯。雅典对斯巴达的行动明显感到不安，派使者前往萨尔狄斯，甚至在波斯驻萨尔狄斯总督要求雅典人献出土和水即承认波斯统治权时，使者们都答应了。可以相信，这些人多少是受到了克里斯提尼的鼓动这么做的。但在这些使者们回国时，斯巴达的威胁似乎已经过去，因此波斯与雅典缔结联盟并未变成现实。 上述事实表明，克里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之时，最初对雅典最严重的威胁并非僭主及其支持者，而是斯巴达及其支持的伊萨哥拉斯一党。部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包括僭主的部分外国雇佣兵，可能由于克里斯提尼改革获得了公民权，理当支持克里斯提尼政体。面对斯巴达和伊萨哥拉斯派的威胁，克里斯提尼也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考虑到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曾在僭主统治时代担任过执政官，则尽管有希罗多德的辩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被推翻后，他与僭主家族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据希罗多德记载，在三路进攻雅典失败,而且埃吉那人对雅典作战也并不顺利之后，斯巴达人发现，他们过去出兵雅典推翻僭主政治是受到神谕欺骗的结果，因此他们召集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意欲重建雅典僭主的统治。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斯巴达人无意在雅典重建僭主政治，他们主要的支持对象，也许仍是伊萨哥拉斯一党。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年代，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从他的行文看，似乎当在阿利斯塔哥拉斯到达斯巴达之前不久，或许是在公元前501年左右。但此时克里斯提尼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议事会新的誓词与将军委员会都已经产生，而且斯巴达的企图因科林斯的反对遭遇挫败，它与僭主的结合，很快因为希庇亚斯等离开希腊去了小亚细亚煽动波斯入侵希腊而成为过去。因此，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期间，雅典的威胁主要来自斯巴达及其支持的伊萨哥拉斯，而非过去的僭主。亚里士多德宣称克里斯提尼通过陶片放逐法以赶走僭主的支持者，很可能是从最初的被流放者均为僭主家族或其朋友们，从而把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的历史倒推到公元前6世纪末的结果，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雅典面临的境况不符。 然而，公元前500年以后，尤其是在希庇亚斯到达波斯且大肆活动以图返回时，雅典面临的形势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明显有别。当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已因波斯的扩张有所缓和，与波斯的关系则日趋紧张。仍据希罗多德记载：“从拉凯戴蒙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他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屈服于他和大流士。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萨尔狄斯来，要求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带回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公开的战争了。”也就是说，由于波斯与流亡僭主的合流，雅典民主政治此时主要的敌人不再是斯巴达而是波斯了。因此，公元前500年雅典人决定出兵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反对波斯的暴动，或许并非如希罗多德认为的仅仅是受到阿利斯塔哥拉斯煽动的结果，而是反波斯和反僭主政策的需要。不过此时雅典人大约不太愿意直接开罪于波斯，因此仅仅派出了20条船，而且在从萨尔狄斯撤退后，立刻扬帆归国。 与此同时，面对波斯的共同威胁，斯巴达和雅典开始协同行动。马拉松战役前，国王克莱奥麦奈斯曾帮助雅典人对付据称亲波斯的埃吉那，从埃吉那索取人质交给雅典看管。另外，僭主希庇亚斯在波斯宫廷积极活动，煽动波斯入侵希腊。公元前490年，希庇亚斯作为向导，引领波斯军队在自己家族的势力中心马拉松登陆。与此同时，僭主家族在雅典政治中异常活跃。马拉松战役中，据称还有人利用盾牌给波斯军队发出信号，而发信号的，据说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如果僭主的支持者与阿尔克麦翁家族联合，足以撼动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待僭主的态度与对波斯的政策，在雅典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人首次启用了陶片放逐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雅典连续三年放逐了僭主的朋友们。为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最初被流放的几位雅典人的身世做简要说明。可以确定，第一位被流放者希帕库斯与僭主家族有关，亚里士多德说他曾当选执政官和将军，是僭主派的领袖和朋友，因此他第一个被流放非常符合情理。第二位被流放者不免让希罗多德尴尬，因为他是阿罗帕克德莫的希波克拉泰斯之子麦加克莱斯。不管是他父亲还是他本人的名字，都暗示此人出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现存的陶片也称他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一般认为他是那个与庇西特拉图争夺权力的同名人的孙子，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儿，其妹妹嫁给了克桑提波斯。现存刻有他名字的陶片有4662块，其中12块发现于广场，是现已发现的陶片中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他的父亲也曾经被某些人列入应被流放者行列：我们在陶片上看到了他的名字。因此，虽然希罗多德信誓旦旦地宣称，阿尔克麦翁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最坚决的敌人，然而马拉松战役后的雅典人并不相信。他们坚信那个给波斯人发出信号、意图让僭主重返雅典的人，就属于阿尔克麦翁家族，因此毫不客气地把票投给了他。 第三位被流放者姓名无存，但可能是来自与麦加克莱斯同一德莫的卡利亚斯。在已经发现的陶片中，他的名字出现频率也非常高，约有八百张票，其中4张票称他为“穿米底服装者”，还有一块陶片一面写上了他的名字，另一面把他画成穿米底服装者，且非常形象生动，因此他很可能是公元前485年那位文献失载的被流放者，理由明显是他的亲波斯态度。比克尼尔认为，此人可能也属于阿尔克麦翁家族，至少与该家族关系比较密切，不仅因为他与麦加克莱斯出自同一德莫，还因为公元前449年，也是一个叫卡利亚斯的人与波斯签订了和约。当年正是伯里克利在雅典影响上升之时，而伯里克利的父亲，乃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女婿。有意思的是，此人恰恰也是希罗多德认为反对僭主政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证据是僭主政治垮台，雅典人拍卖僭主家族的财产时，只有卡利亚斯敢于购买，并且计划了其他一些反对僭主的行动。但那或许是在僭主政治刚刚崩溃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而非公元前5世纪80年代。 第四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婿、麦加克莱斯的妹夫。《雅典政制》明确宣称，前三位被流放的都是“僭主的朋友”，但第四位只怕也难逃这样的嫌疑。公元前489年，他曾以欺骗雅典人民的名义在公民大会上控告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导致后者险些被处死。虽然主席团加以干预，米尔提亚戴斯仍被罚50塔兰特巨款。他还与阿尔克麦翁家族有婚姻关系。流放他的理由中，包括他在雅典领袖中坏事干得最多。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雅典人所说的坏事到底是哪些，但他对米尔提亚戴斯的指控，应当是其中之一。在面临着薛西斯新的入侵的情况下，他的被控告，是否也与沟通波斯有关？事实上，在这些年陶片放逐法的投票中，阿尔克麦翁家族另有三人“荣列”候选人之列，除两个希波克拉泰斯外，还有一个叫卡里克塞诺斯的，此人在选票上也被视为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在已经发现的陶片中，有260票是投给他的。 80年代最后一位被流放的政治家是阿利斯提德。可以肯定，他与僭主家族没有直接关系。对他的流放，很可能是因为他与地米斯托克利的争斗。雅典人选择支持后者的大海军政策，为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流放了阿利斯提德。 应当承认，当雅典人启动陶片放逐程序时，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将僭主的支持者流放出了雅典。所以该法产生的背景，不应当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的雅典，而很可能是在马拉松战役后需要驱逐波斯和僭主的支持者之时，那时雅典抵抗波斯与反对僭主的政策协调一致。至于法律的提议者，或许与当时非常活跃的地米斯托克利有关。此人此前已经出任过执政官，正积极推动雅典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应对波斯的威胁。最后一位被流放的阿利斯提德，正是他的政敌，多少可以证明他此时的影响。但历史对此保持了沉默，因此它更可能是某个文献失载的政治家提名通过的。如果如劳比切克所说，老年的克里斯提尼提议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来对付僭主政治的支持者，则在自己家族的许多人有严重亲米底和亲僭主嫌疑的背景下，他真是特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立法家的侄子和侄女婿都被他提议的法律流放，另有多人进入可能被流放者的行列。如果克里斯提尼的支持者中包括僭主曾经的支持者，则第一个被流放的希帕库斯也与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任何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大概都不会做出如此自掘坟墓的举动。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应当将这个法律与克里斯提尼剥离，而将其置于公元前480年代初，该法从颁布到实际实施中间20年的间隔，至此也不复存在。 陶片放逐法：克里斯提尼精神的遗产 如五百人议事会的创设和将军的设置一样，陶片放逐法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克里斯提尼精神的延续，代表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民主精神：将雅典政治斗争的最后裁决权授予雅典公民，而且是全体雅典公民。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创立新的部落制度，将新老、城乡公民融合为一个群体，并为他们参与国家管理创造一套完整的制度，将雅典主权直接托付于全体公民，通过他们在公民大会、议事会中的投票，通过对精英阶级内部斗争的裁决，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取得了在场性；公民在国家中的主权地位，得到了确认。借用安德森的话说： 公元前508/507年前后政治上的关键区别，是非精英阶层公民所做出的贡献。在此之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对政府行为集体（高于个人）决策机制的强调，随着公民大会和新的五百人议事会日益控制政策和立法的产生，它不仅允许普通公民通过陶片放逐法程序驱逐他们的一个政治领袖，而且可以就国家最重要的事务投票。 结果，由于城邦如今的管理总体上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公共的议事，那些有雄心的精英们，如果希望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不得不为赢得较他们低贱的同胞的心灵和投票而相互竞争。由于个人的成功越来越以大众的口味为依归，精英阶层的政治家们也比以前更直接地向非精英阶层的公民负责。普通雅典人对管理国家日复一日有意义的参与，首次在制度上成为现实，精英对政治过程的掌控最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刚刚开始的大众政治和民众政府的新时代。 抛开安德森把克里斯提尼作为陶片放逐法创始者的观点不论，他将陶片放逐法作用界定为：树立公民对精英阶级的主权者地位，的确反映了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众所周知，如希腊众多城邦一样，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贵族家族之间的争权。斗争失败者或者被无限期流放国外，或者被对手消灭。被流放者不甘心失败，常试图借助外来帮助返回，因此造成了城邦的内战和动荡。陶片放逐法则不同，它为解决领袖之间的政治冲突找到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办法：通过公民团体的命令，将其中一方有条件地流放国外。但失败者的被流放不是直接源自政治对手，而是雅典公民的选择。普通公民从此成为精英阶级政策分歧的裁决者，实际确立了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最高主权者的地位。从陶片放逐法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效用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的相对稳定。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政变之前，虽然雅典经历了包括希波战争、执政官选举方法改革、战神山议事会权力被剥夺、陪审法庭制度完善、广泛引入政治津贴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等诸多非常重大的变革和事件的冲击，但除埃菲阿尔特被暗杀外，大多数冲突都通过公民的投票和平解决。 陶片放逐法的具体实施步骤，体现了雅典公民作为城邦主权者的地位。据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届主席团任期中，公民大会要举行一次特别大会，以确定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投票。如果民众认为需要，则会在第8届主席团任内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正式投票。据普鲁塔克，投票的程序如下： 执行放逐法的步骤，大致说起来是这样的：每个投票的人拿一块陶片，上面写好自己认为应该由城里迁出人的姓名，然后把陶片带到四周用栏杆围起的广场。执政官们首先数一数投出的陶片的总数。因为投票人少于6000人，放逐法就无效。然后分别记录每个姓名，得票最多的人由执政官宣布放逐10年，但有权享受他们产业的收入。 普鲁塔克非常明确，投票时首先确定是否达到6000张票的法定最低票数，如果不够此数，则本次投票无效。如果达到法定票数，则得票最多的人被流放。然而弗劳科吕斯暗示，被流放的个人得票必须超过6000张票。阿里斯托芬的注释家也认为如此。可是，由于投票流放之前并无讨论，可能被流放的对象比较分散，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人数，有时可能只有几千人，个人几乎没有可能得到6000张票。同时，雅典陪审法庭由抽签选举的6000人组成，而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会让6000人全部参加审讯，也暗示雅典人认为，6000人足以代表雅典公民团体。“任何法律，如果不是同样针对全体雅典人，否则不能用来针对任何个人。除非它经过6000公民的秘密投票，确定那是合适的。”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认为：投票的基准票数为6000张票，得票最多者将被流放。 投票之前，政治领袖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或明或暗的操作。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公元前417/416年的投票，雅典人最初流放的目标，似乎是阿克比亚德斯和尼奇亚斯中间的一个。但在投票之前，两人突然联合起来，导致相对次要的许佩波罗斯被流放。据称雅典人因此感到相当愤怒，从此取消了陶片放逐法的投票。现今发现的用于流放的陶片也表明，从该法最初实行开始，就存在某种程度的操纵，最为典型的是针对地米斯托克利的阴谋。在卫城北坡发现的一百九十多块陶片，全部写上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却仅仅出自少数几个人之手，显然是事先被小部分人准备好，以便在投票时分发给自己的支持者备用的。在雅典广场发现的写有卡利克塞诺斯的陶片，也可能出自少数人之手。虽然如此，目前发现的陶片也证明，绝大多数都出自选民自己的“手笔”，而公元前5世纪的数次流放，应当说大体反映了雅典公民团体的愿望。 希腊城邦基本的制度需要陶片放逐法。须知雅典当时并无现代意义的政府，几乎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公开的，重要的政策都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辩论，所有决定的做出，都依靠演说家的说服力量和公民的表决。如果主要政治家们意见一致，则问题不难解决。然而，政治家们之间意见完全一致的概率并不高，一旦出现不一致，则意味着出现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和竞争，甚至可能引发冲突。面对冲突，希腊城邦既缺乏警察等治安力量，也缺少可以强制公民的有效手段，因此卡特利奇认为，每当希腊城邦面临重大的政策选择时，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冲突。希腊人对政治斗争零和游戏（zero game）的心态，决定双方的冲突必然你死我活。为确保政策的一贯性和公民团体的团结，有必要将其中一人直接驱逐。在古代人那种缺乏现代传媒手段，个人之间的交流和思想的流传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之时，将某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和领袖驱逐，也就意味着那种意见影响的丧失，至少是部分丧失。“在缺少不同党派之间定期选举的地方，还有任何其他方式吗？”但驱逐的权力不应当属于某个贵族或者集团，而应归于全体公民。正是陶片放逐法将政策的裁决权交到了全体公民手中，让他们成为政治家斗争的仲裁人，表明政治家需向全体公民负责：“无论该程序最初宣布的意图是什么，它显然有助于确保领袖对作为整体的公民团体的责任，因为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投票的权利只属于公民大会，而且在任何一个确定的年份，要启动该程序，至少需要6000位公民的投票。即使该法20年后才首次使用，但此类机制的存在本身，如今至少在名义上确立了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意志的优势，无论这个人多么有影响。” 据古代作家记载，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曾引入类似的法律，暗示以温和手段驱逐政治家的做法符合希腊城邦的普遍需要。只是我们对这些地区类似法律实行的情况所知甚少。叙拉古的橄榄叶放逐法，因为某些制度上的缺陷，实行不久即被废止。只有在雅典，陶片放逐法在保证人民主权的同时，还有助于政治的相对稳定。该法引入之前，雅典不同集团之间的分歧通过领袖之间的结盟和斗争来解决，由此导致了国内政治的动荡，最后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才初步稳定了局势。僭主政治一旦崩溃，政治斗争马上再度爆发。克里斯提尼与伊萨哥拉斯的冲突，不仅造成了雅典精英内部的分裂，还遭到了斯巴达的干涉。僭主希庇亚斯被驱逐后，也曾试图借助波斯的力量返回。但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通过陶片放逐法成功化解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马拉松战役后，据说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利斯提德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以至于阿利斯提德认为，雅典人应当将他们两人都投入死亡的深渊，否则雅典将不得安宁。然而，雅典人流放了阿利斯提德，支持地米斯托克利实现了政策转型：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水师；随后，面对波斯入侵的威胁，雅典人召回阿利斯提德和克桑提波斯。三位主要政治家的合作，帮助希腊取得了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创建了提洛同盟。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地米斯托克利与西门发生冲突，雅典人这次选择了西门。他集中力量攻击波斯、笼络斯巴达的政策，很好地适应了正在崛起中的雅典的需要。当雅典进一步的发展与斯巴达冲突时，雅典人适时选择了伯里克利。当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因帝国政策发生冲突时，雅典人再次选择了伯里克利的帝国政策。在陶片放逐法的保护下，雅典不仅成功驱逐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还在数十年间保持了政治稳定，逐步成长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那些被放逐的政治家，至少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少有一个希图利用外敌力量返回雅典者，相反倒是为了争取返回，积极为雅典国家服务。薛西斯入侵雅典期间，之前被陶片放逐法流放的雅典政治家，似乎没有一个像斯巴达国王戴马拉托斯那样，出现在薛西斯的顾问中。此后被流放的地米斯托克利、西门等人，也都不曾有任何借助外力武装返回的打算，反而鼓励自己的朋友参与保卫雅典的战斗。修昔底德和许佩波罗斯被流放后，也没有关于他们从事不利于雅典国家活动的记载。从陶片放逐法有助于雅典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它符合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也实现了他改革的期望，是民主政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那么，如何理解古典时代雅典人把本用于解决政治斗争的工具、体现人民主权的陶片放逐法误认作驱逐僭主支持者？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案例中，不管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该法都脱离了驱逐僭主支持者的本意之时，雅典人仍坚持这种看法。因资料不足，这里只能做大概的推测。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推翻僭主后的斗争之中，因迭遭斯巴达干涉，民众走上前台，成功支持克里斯提尼进行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平等。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与刚刚垮台的僭主政治恰处在对立的两极。所以，就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中或稍后不久，雅典人悄悄地改造了他们最近的历史，把阿利斯托格同哈摩尔狄乌斯树立为刺杀僭主、为雅典争取平等和民主的斗士，而克里斯提尼贿赂德尔菲神谕、促使斯巴达出兵推翻僭主的历史事实，则被有意地弱化甚至“遗忘”，以至于修昔底德需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特意拿出篇幅，指出那场刺杀不过是爱情事件，与政治无关。然而，雅典人并非修昔底德，新生的民主政治标榜平等和自由，把自己与僭主政治下被奴役的状态对立起来。当僭主引导的波斯人在马拉松被击败后，民主政治与僭主政治处在对立两极的观念，因抵抗外来入侵的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民主政治与僭主政治相互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战后不久上演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和《祈援女》中，希腊人的自由与波斯人的被奴役，专制君主制与民主政治的对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主题。类似的主题，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仍然在延续，只是侧重点略有变化。希罗多德强调雅典的强大与平等之间的关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更注意僭主统治对城邦法律秩序的威胁；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借提修斯之口，宣布民主政治带来国家繁荣，君主政治则会造成国家人丁凋零；公元前415年，雅典的渎神案件调查犹如猎巫，盖因雅典人认为，针对神灵的犯罪，“是想建立寡头政治或僭主政治的阴谋的一部分。”或许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让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人把陶片放逐法反僭主的作用与保护民主政治等同起来，并把反对僭主的行动与人民主权等同起来。在雅典人那里，陶片放逐法也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因此遭遇柏拉图等人的批评。 本文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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