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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系列13】 宋教仁辽东一行，不得已失败而归。 当他返回东京的时候，正碰上章太炎、张继等人发动的第一次“倒孙”风潮。 短短的几个月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同盟会内部平地再起波澜？ 宋教仁打听了一下，事情的原委如下： “国旗”之争的风波发生不久之后，孙文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 离开日本前，孙文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5000元，以及日商铃木久五郎馈赠的1万元。（按：日本政府的行为很奇怪吧？不，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日本政府驱逐孙文是偱清政府所请，外交上“不得不如此”；但又给孙文送钱，就是祸心包藏，与革命党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意思了。） 就是这笔“意外横财”，引发了“倒孙”风潮。 原来，孙文离去之前，留下二千元，给章太炎等办报之用，余款充作起义军费。这在随后引起了章太炎等人的极大不满。 当时，《民报》经费上极为困难，章太炎几次致电孙文，请求接济，却都没有得到回应。（不要忘了，党内分工，孙文是负责“搞钱”的，章太炎找他要钱，是理所当然的，可见大头目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一下就不能不生出事来。要是孙文没有获得前面提到的那笔“巨款”（其实数目也不大，不过当时革命党经费短缺，这个数目已算“巨款”），章太炎等人或许也就咬咬牙，忍了。 但是，孙文手中明明有钱，却不搭理《民报》社“诸同志”的合理请求，这些“革命同志”难免就要找孙大头目“算账”了。 章太炎一代学术宗师，但性格上却极单纯而易冲动，他认定孙文是滥用捐款，不配坐革命党的第一把交椅，于是就起而要在党内革孙文的命。时任《民报》编辑兼发行人的张继，后来有“要革命，必先革革命党的命”一语，亦是针对孙文而发。 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文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并附言痛斥：“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一年对于孙文真可谓流年不利，《民报》风波还未平息，却又因为购买起义用枪械问题，在党人中横生波澜。 6月中旬，孙文为筹备钦廉起义，派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从香港回日本购买武器。后者在宫崎寅藏协助下，订购了村田式快枪2000支，这在日本已经是落后的武器。此事为章太炎所知，他大为生气：“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还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 章太炎的意见得到了东京同盟会本部多数骨干的支持，包括刚从东北回到日本的宋教仁。他们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购械计划由此搁浅。 这件事令孙文非常气恼，因为他和黄兴二人，都认为革命经费有限，购械时“但求其多而价廉”，“械多可张大声势”，章太炎等人的意见真可谓“书生之见”。 因此，孙文不但让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他还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注：林文，1887年生，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后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与林觉民、林尹民同年生、同年捐躯，并称黄花岗“三林”英烈。） 然而，出乎孙文的意料，东京本部的多数“革命同志”此时已不打算再奉他的号令。他们要求时任同盟会代理庶务的刘揆一（也是原华兴会骨干，黄兴的“小弟”之一），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以期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另选黄兴为总理。 假如孙文真的被罢免，而黄兴又“当仁不让”，那么，基本上也就意味着孙文在此后的“革命伟业”中“出局”了，当然，这对当时的“革命大局”，也是极其不利的。（自然，这一点上，也有人有不同看法。） 对孙文来说幸运的是，刘揆一此时力排众议，拒绝召开特别会议，并为此不惜与昔日兄弟发生“扭打”。 关键时刻，是黄兴的坚决反对，让此次风潮得以暂时平息。 他对东京本部的“小弟们”“谆谆教导”：“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换句话说，黄兴劝导在东京的章大师和其他“小弟”们：不是我对孙文有所“偏爱”，实在是孙老大的一己声望，已经关乎于革命前途，所以，为了革命大局计，你们还是歇歇吧！ 黄兴这一劝，还真管用，东京的章大师，以及其他小弟们，也就偃旗息鼓了。 然而，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下去，但这件事情给双方都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风潮之后，孙文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漠不关心，这就为日后的第二次“倒孙”风潮埋下了伏笔。 而经历了这次风波，在孙文与原光复会主要会员之间，更是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就在这一年的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傲然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在此之前，徐锡麟因为与孙文“宗旨不合”而拒绝加入同盟会。这似乎也预示了今后孙文与光复会会员之间，还要再起波澜。（文/孔家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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