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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四十九 何焱林
阎文 第四十九 言两以追书为实称 史家有追书之辞，每以后之官名制度述前代事，读者要以意会，不必以为核。其类甚多，今姑举一事。如郡守更为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书于景帝前辄曰太守，当日之实称乎，抑偶误尔。窃谓伶州鸠与景王论武王，曰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斯时武王仅有三军，六师未备，观牧誓可见。州鸠盖以其终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称之。亦追书者之常。若当武王时叙武王所统军，而曰王乃大巡六师，则大不可矣。叙书者远出删书者之后。故流传说颇讹。见召诰有太保字，及顾命康王之诰皆然，遂以太保为召公之官，曰西献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时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终之官言之，初不计其时，亦追书者之常。若当武王时叙召公所居之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则大不可矣。凡伪书以追书为实称，其误如此。 按：伶州鸠又曰，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辠，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语。似当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为先王。何则？果尔，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余是以信国语，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记固多追书，若战国策韩阳曰，使阳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岂亦追书乎？余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辩。盖效写国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时刻日知录者，遽谓战国真有太守称。亦不善于论世矣。 又按：左氏亦间以其人所终之官言之，不知其时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产谓公孙黑子晳曰上大夫。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郑有六卿，时乃罕氏、虎国氏、侨丰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驷氏带为之。安得复有一卿以位黑？黑得为卿者，盖后六月丁巳强与于六卿之盟，子产弗讨，遂以为卿。以到明年秋被杀，亦书于经。当子产数子南之时固未也。然则子晳亦何官？曰子产称子晳贵于嬖大夫，子南则亚大夫可知也。或上字为亚字之讹。然此等误称，左氏煞少。亦千虑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是春秋时列国别有上大夫，未遂为卿，与周礼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是本周礼，次国之上卿一段则用左氏，独不思周礼属国之初制变至春秋，又大不眸，而会稡成一书者，何哉？ 又按：左传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夫，益验上大夫与卿各别。参以文六年亚卿，昭四年介卿，哀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谓中卿是也。则卿信有三。又参以僖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亚大夫，哀二年下大夫，盖亚大夫即中大夫，劈大夫即下大夫也，则大夫待料有三。然则前所云上大夫即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尽主一说也。庄十四年郑厉公谓原繁曰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注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时郑官制犹未变。不然，此乃史家之文，非当日之实称。请更证以一事，观礼，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小邦则曰叔父。晋非小国也，且勿论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称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传于平公、定公反称伯父？当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至景王以下实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又何曰叔父？疑左氏不划一处，亦未必尽得当时之真云。 又按：史记、周书并称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为太保，保其身体始。见贾谊新书。至顾命篇犹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于六卿中何官。或曰诗集传明云韩初封，召公为司空，王命以其众为筑城。余曰，韩侯是武王子，计其封当在成王之世，聃季为司空。卫康叔封聃季授土。见定四年传，岂召公为之哉？疑臆说。或曰朱子本王肃。余曰，肃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云，召公为司空，主缮治。此盖指宣王时召穆公虎，非召以奭也。又错认。且朱子以筑城为必属司空乎？仲山甫城齐，何以时为冢宰？朱子以司空必为缮治乎？又何以平定举淮夷命召穆公虎？盖古者人虽有专官，官虽有定职，至全国有大事，则推贤而往，人不以为忌，己亦不以为嫌，往而辄能成功，还报天子。后世几此意者鲜矣。
何按 史家录史，除非实录，多为追述，岂有就地录之而成史传？故编书修史，多追述。然亦有差别，或据历史档案、实录，略加编修，即成史书，如《尚书》等记言体，少有史家叙说。或根据史实，自立体例编修，如《史记》等，多杂史家个人见解。 《牧誓》正文，无武王有六师之说。亦无武王无六师之说，其文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蔡注谓：“司徒、司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时为诸侯，故未备六卿。”六卿乃职官，六师乃军队，六卿未必皆掌军事，六卿未必各领一军。无六卿不等于无六师。阎称“斯时武王仅有三军，六师未备。”从何说起？以何为据？前已论及，武王伐商，已自称王，不称王伐商，则以臣伐君，是为叛逆；称王伐商，则为两国相争，吊民伐罪。蔡注武王是时为诸侯，不确。武王时麾八百诸侯伐商，岂仍一镇诸侯？六卿未备，有可能。其时军务为重，戎马倥偬，职官之设，政教之施，礼仪之备，容后从长计议。 六师事见《泰誓》下，文曰：“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前已说明，武王伐纣时已称王，已有六师。退而言之，即使其时武王未称王，但与纣之军对抗，亦当有六军。《周礼·夏官·序官》称“一军万有二千五百人。”，史称纣军七十万，若武王只三军，能以不足四万余之军，对纣七十万大军？周军及八百诸侯之军，至少有十余万众，称六军亦何伤？且此三句，明为史家追述武王誓众士事，不入武王誓词。伶州鸠因武王终有天下，追述武王厉六师，史臣亦因武王终有天下，何以不能追述武王誓六师？牧野一战，武王功成，是谓武成。《牧誓》与《泰誓》之隔，不过旬日，旬日之间，即有天下，比之州鸠，更早知武王有天下，何以不能追述武王誓六师？史家述事，往往张大其词，以壮声威或惨烈。《史记》动称四十万众，长平一战，称秦坑赵降卒四十万。战前则赵卒至少近五十万，秦军人数大致相当。长平一地，可容百万之众及其辎重牲畜乎？巨鹿之战，楚亦坑赵降卒四十万，皆史家夸张之词。武王即无六师，而云六师，以壮军威，亦何伤？此能证《泰誓》抄《国语》乎？能证序《书》者远出删《书》者后乎？ 《召诰》有“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此纪于营洛之时。孔颖达《正义》：“成王时召公为太保。”此即阎所据。按：太保为三公之一，一般称辅导太子之官为太保。召公为太保，未必是成王始授之职。《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克商不久即有身体不适之感，有“二神授朕灵期”之说，并托家室于周公旦。此时成王甚幼，故武王极有可能设太保之职以授召公，令其辅导成王。《书·金縢》篇之二公，即召公、太公，若姬奭不位于三公，何能居于朝堂，何能为成王近臣，何能称公？退而言之，即以阎氏之论攻阎氏之说，史官多以人所终职而称人之官，《旅獒》起始曰：“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乃史臣敘事之语，焉知此史臣敘此史不在召公任太保之后？武王克商后二年即去世。前敘武王克商后不久即感身体不适，此际任命召公为太保，正当其时。至于“武王时召公尚未也”，阎所据何条？周公、召公之称，亦史家追述，焉有周、召二人，始便称公？ 阎谓：“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为太保，保其身体始。见贾谊新书。”成王幼，在襁褓中。“襁褓”二字，常指人之婴儿期，即出生至二三岁间。则成王时为婴儿，不过零至二三岁，召公即为太保。以周公居摄六年还政成王，成王其时必十八九岁，则至成王亲政时，召公为太保已十八九年。西旅底贡厥獒时，召公已为太保多年矣，《旅獒》篇如何不能称召公为太保？阎能证明西旅底贡厥獒时，成王犹未生乎？若生，即使为婴儿，在襁褓中，召公亦为太保也。 阎谓：“见《召诰》有太保字，及《顾命》、《康王之诰》皆然，遂以太保为召公之官，曰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阎意，至《召诰》召公始作太保，其时成王离亲政不远，远非襁褓中婴儿也，贾谊是耶？《召诰》是耶？《召诰》有太保，不等于贾谊《新书》无太保，《旅獒》无太保，阎若璩又一次搬石头砸己脚矣！ 《书》无明言周公任何官，惟《毕命》：“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书》文未称以周公之官命公，蔡集传则曰：“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训顽民之事。”则是命毕公赴洛邑化训殷顽民，并未明确周公是否曾为太师。作疏传者常以周公为太师，孔疏《洛诰》即有“来居臣位，为太师也。”之说，然无力证。《毕命》为古文篇目，按阎等之论是为伪《书》，不足为据。《书》无周公为太师之录。《诗·大明》有：“维师尚父，时为鹰扬。”此师自是太师，其时无军师之称，尚父者姜太公尚之谓也。或者，周公还政成王时始作太师，则此前，如《金縢》所述之时，有周公、召公、太公，周公居何官？太师乎？太公安处？所以职官之任与否，不能据《书》文之有无而定。《书》毕竟以记言为主，职官之设，非其主要内容。 阎称其信《国语》，不信《武成》。其信什么，不信什么，个人自由，要人信则必须讲理。阎谓：伶州鸠曰：“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此言可信耶？周公制礼作乐，人所共知。武王伐纣时有没有黄钟之下宫这此说法姑无论，但临阵即戎，有此阵法耶？此种阵法又是什么阵法，阎若璩能说个子丑寅卯吗？ 阎又谓：“‘伶州鸠又曰，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语。似当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为先王。何则？果尔，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余是以信国语，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以太蔟之下宫如何布令，敲钟乎？吹管乎？殷之人如何能懂？布令须行诸文字，此文字又如何体现太蔟之下宫？每一字都注上工尺谱？得非今之简谱歌曲乎？博学如阎百诗，恐怕亦不知此令如何布，今之究阎有心得者，能否布出来看看？ 阎谓：“似当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为先王。”阎此语不知要说什么，是《武成》未必及后稷耶？伶州鸠只及三王耶？且尊之先王只能及于太王、王季、文王耶？然《武成》有曰：“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先王先于公刘，显非三王，亦非公刘。仅此而论，奚啻三？至少五，是宣五王之德。阎之意，大约是伶州鸠只说宣三王之德，而《武成》却提到了先王“建邦启土”，提到后稷，提到公刘，不合国语只说三王，定《武成》为后人伪作。 伶州鸠是与周景王论乐律，余前言州鸠“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等说不可信，此不过是战国间诸子托古立言之陈法。《武成》则是武王自伐商归来，祀于周庙，望祭山川，大告武成，并遍告群后，新朝已立，周王已成天下共主，成天子。追述先人功烈，是所必须。周之开基，实自后稷，《诗·生民》一篇即述后稷事。公刘自邰迁豳，使周部族有了更好居所，更大发展空间。《诗·公刘》篇即述此事。大告武成，追述于周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之先王先公，有何不可？至于三王之绩，当然也大肆宣扬。《武成》有：“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诗·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周从太王起，已开始打商江山之主意。《武成》述武功之成，伐商之成，不是立神主牌，不能所有先王人人点到。但《武成》所叙之五人，则为必须。追述远祖，说明祖上积德，天眷悠远，非只周家，殷商亦然。唐认李耳为先祖，皇觉寺僧当了洪武大帝，也找了个本家朱熹朱老夫子为先祖，都是这个用意。 阎此条之论，纯属无事生非，《国语》有三王，《武成》何以不能有五祖？阎认定《武成》抄《国语》，退一步，即使《武成》抄《国语》，何以不能加几句抄者自己的话？此为剿袭者常技。战国时可抄《国语》，秦汉时可抄《国语》，比之梅赜，早几百年矣，焉知梅赜此篇《武成》，不是从哪家旧书铺淘得？如姚方兴在大杭头淘得《舜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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