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与《明史》纂修

《明史》是历代正史中继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后编写得较好、学界评价较高的一部史籍。自顺治二年（1645）清统治者下诏纂修明史，到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开展纂修工作，再到雍正元年（1723）诏令续修、十三年完成，直至乾隆四年（1739）刊刻成书，前后历经九十余年，先后有百余名学人士子参与其事，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yín）县人，崇祯十一年（1638）出生于明朝一个累世勋臣的家庭。其始祖万斌，曾跟随朱元璋起兵，因功授永平卫千户（五品）。子孙后代先后八世多有功名。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黑暗，万斯同的父亲万泰身为江南复社领袖，积极参与驱逐阉党的活动。清兵入关，又投身南明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不出，以气节文章名世。万斯同从小拜著名学者黄宗羲为师，精通经学，尤长于史，不仅谙熟“两汉以来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而且特别致力于明代历史的研究，据黄宗羲之子黄百家说，他“于有明十五朝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听若悬河之泻”（《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

康熙十八年，清王朝为缓和民族矛盾，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与支持，特设博学鸿儒科延揽天下人才，又重开明史馆，授予考中的50名博学鸿儒以翰林院官职，任命他们为《明史》纂修官，并批准监修总裁徐元文的奏请，让明末遗臣及著名学者也参与《明史》的编纂。万斯同怀抱着“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在徐元文多次聘请之下，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

在纂修工作中，万斯同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钱林《文献徵存录》）。诚如黄宗羲所言：“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送万季野北上诗》）为了修成一代信史，万斯同也心甘情愿“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默默无闻地为《明史》纂修尽心竭力，做了大量工作。

其一，制定凡例。万斯同十分重视史书体例，不仅协助总裁发凡起例，“俾秉笔者有典式”，而且以其深厚的史学造诣，在凡例的制定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如他重视史表，视其为史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他还主张修史要注意史料的搜求和辨别，强调史官必须秉笔直书，明辨是非，做到“论其事，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方苞《万季野墓表》），等等。这些主张，都先后被总裁徐元文、徐乾学及王鸿绪所采纳，并收录于他们拟定的《修史条议》和《史例议》中，成为纂修《明史》的重要原则。

其二，拟定传目。明代立国近三百年，初期开国功臣，历朝卿相大夫，末年忠臣义士，以及文人、学者等等，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其间抉择去取，颇费斟酌。万斯同详考历朝实录，又参照野史、方志、文集、碑传等材料，初步拟定了列传传目。为了能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明代各类人物的活动，万斯同还多次向专家学者请教。李塨、方苞等人，都曾应万斯同之邀，审阅过列传目录。经万斯同拟定的传目，基本上反映了明代人物史事的概貌，成为此后《明史》一书依据的蓝本。

其三，修改史稿。这是万斯同用力最多的一项工作。诸纂修官分别撰写的史稿，最后都集中于总裁处，由万斯同审核修改，排纂成编。据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叶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叶某事当参校。侍者如其言而至，无爽者”（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今宁波天一阁珍藏的12册《明史稿》，稿本、抄本各6册，存列传稿300余篇，其上或多或少，都有朱笔、墨笔以及白粉笔删改涂抹的字迹。据考证，该稿即系经万斯同修改的史稿。特别是其中的6册稿本，大多经两次或两次以上修改，有的大刀阔斧，整段删除，有的旁行斜上，补充润饰，有的满纸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几乎另起炉灶，重加改写,足证万斯同为《明史》纂修所付出的心血。

在万斯同和馆内各纂修官及监修总裁的长期努力下，康熙二十九年左右，第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明史稿》初步编成，凡四百一十六卷。这部由万斯同主持编成的《明史稿》，在体例和编排方面都有不少长处。在体例上，能够因时而异，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变通和创新。如前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都著录从古到今的全部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越积越多，若再循前例，篇幅势必过大，所以万稿只著录明代的典籍，这样既能反映明代典籍的概况，又不致使全书各部分篇幅的差别过于悬殊。后人称其法“于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四库全书总目·明史》提要）。又如各地土司，虽大都建置于元代，但其发展则在明代，明朝政府对土司的统治，也“与牧民殊”，所以万稿为土司别立一传，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央政权与地方少数民族的特殊关系。在编排上，万稿则注意以事系人，既记载了人物的活动，又反映了史事的概况。如同为关涉明末辽东战事的重要人物，“熊廷弼、王化贞，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则化贞不另传，而并入廷弼传内；袁崇焕、毛文龙，一经略，一岛帅，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则文龙不另传，而并入崇焕传内”。清人称此“编纂之得当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万稿立传也不拘一格，往往根据各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而决定传目的分合。如同为重臣后代，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子孙因其无所作为，所以都附于本传；而张玉、张辅父子，一为靖难之役的功臣，一为征战西南的名将，两人各有功业，所以都分别立传。这样，既彰明了世系，又突出了事功。

但由于明代史事繁杂，不易考校，史料又真伪并存，难定是非，再加上底稿由多人撰成，不仅互不相属，纷纭散乱，还有内容详略不同、质量高低不一的差别。尽管万斯同常年累月孜孜矻矻，考核修改，组织编排，所成初稿也不免有“缺而不全，涣而不一”之处，因此，“稿虽就而未敢以进”。此时明史馆已逾十年，当初被任命的纂修总裁升沉物故，风流云散，在馆者寥寥无几，徐元文、徐乾学也先后告归。万斯同则为总裁张玉书、陈廷敬挽留，馆于京师江南会馆，继续参与修订史稿的工作。

康熙三十三年，诏令续修《明史》。万斯同又应总裁王鸿绪聘请，从江南会馆来到王氏京邸，再次承担了史稿列传部分的修改审定工作。这时，万斯同年事已高，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仍然在他人的协助下，殚精竭虑地修改史稿，或“辨其人之忠佞”，或“定其时之后先”。有时为了考证一事，删定一传，往往“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对列传传目也重加编排，“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杨椿《再上纲目馆总裁书》），进一步提高了史稿的质量，奠定了此后《明史》一书成功的基础。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列传史稿的审定工作基本完成，尚未及最后订正，万斯同便因长期劳累，卒于王鸿绪府邸，可谓为《明史》纂修贡献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