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王鸿绪《明史稿》：以退休之臣，独任艰巨，史事赖以不坠，其功实伟（下）

乾隆四年，《明史》完成后，张廷玉在《进呈明史表》中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于金石，罗耆俊于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记载，校新旧之见闻。籤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材于马迁，《唐书》起本于刘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

张廷玉在此明确地称，《明史》一书的完成主要参考了王鸿绪的《明史稿》。以此可见，王鸿绪对《明史》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却因此事被后人诟病为抄袭。有多人指责王鸿绪将万斯同所撰《明史》改为为自己之名，而只字不提万斯同。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一代名著，而该书中有很长一个段落指斥王鸿绪为偷书贼：

盖明史馆总裁，自徐元文后，继任者为张玉书，为陈廷敬，为王鸿绪，都敬礼季野。季野费十几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于京师，旁无亲属，所藏书籍数十万卷，都被钱名世其人者全数干没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鸿绪手。鸿绪本属佥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构煽夺嫡，卒坐放废。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誊抄一份，每卷都题“王鸿绪著”，而且板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这还不要紧，因为这位“白昼行劫的偷书贼”，赃证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迹，并无损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他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那部分是真的，那部分是假的。……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书贼卖掉，真冤透了。

在路边找到了球场

其实这样的指责早在梁启超之前就有之，黄爱平在《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中列举出了前人所说的窜改和攘窃，其中前一点列举四人，一是杨椿在《再上纲目馆总裁书》中的所言：“始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王公归，重加编次，其分合有无，视万、钱稿颇异。”“最可议者，王公重编时，馆客某刻薄无知，于有明党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终，不问其事之真伪，深文巧诋，罗织为工，而名臣事迹，则妄加删抹，往往有并其姓名不著，盖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等自为异同也。”

二为昭梿在《啸亭杂录·续录》中的所言：“（《明史稿》）不及史馆定者有数端焉。惠宗逊国事，本在疑似之间，今王本力断为无，凡涉逊国之事皆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齐一传以存疑也。永乐以藩臣夺国，今古大变，王本于燕多恕辞，是以成败论人，殊非直笔。然则吴濞、刘安辈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责之为愈。至于李廷机与沈榷、沈一贯，毕自严与陈新甲同传，未免鸾枭并栖，殊无分晰，不如史臣之分传也。周、温二相为戕削国脉之人，乃不入奸臣传，而以顾秉谦龌龊辈当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谬戾处不可胜纪，后史臣皆为改正。”

三为陶澍的所言：“王鸿绪《史稿》于吴人每得佳传，于太仓人尤甚，而于他省人辄多否少可，张居正一传，尽没其功绩，且谤以权奸叛逆，尤几无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为平反。”（见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稿二》所引）而对于魏源的指责，黄爱平在文中列举出四点。

看上去像是物业公司

对于以上的四个说法，黄爱平在文中一一予以了反驳，其首先称：“关于传目的分合，杨椿对王鸿绪编定的列传之目颇有微词，昭裢则具体指出某些不当之处。后人即据此指责王鸿绪窜乱万斯同原稿义例，且以为愈改愈下。诚然，王鸿绪所定传目，并非无可指责之处，如昭裢所说周延儒、温体仁不入《奸臣传》等等。但总的看来，并非愈改愈下，而是愈改愈好，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而后，她谈到了《明史稿》中的具体优点：“我们对照原稿与王鸿绪的修改稿，可以看出，凡原稿传目编排得当之处，王鸿绪都尽量予以采纳。如《英宗本纪》，英宗于土木之变被也先执，明廷立代宗（景泰）为帝，1452年英宗归明，1457年复立为帝。原稿分英宗为前后二纪，而列《景帝本纪》于中，钱大昕称此法'斟酌最为尽善’。”

黄爱平又在文中举出了其他的具体例子，比如姚广孝、张玉、朱能等人都参与了明初靖难之役，然而原稿中将他们分卷立传：姚广孝等人为一卷，张玉、朱能等人为另一卷。而王鸿绪认为这都是同一类人，于是将两卷合为一卷。另外，张圃、柳升、黄福、陈洽等人都从征安南，原稿也都将他们分别列传，而王鸿绪将此几人合为一卷。黄爱平认为：“这种编排方法将主要事迹相同的人归于一卷，脉络清晰，主次分明，是比较合理的。”而后，文中又引用了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王鸿绪这种合并方式的褒奖之语：“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黄福、陈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则文武同卷……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所以黄爱平的结论是：“今通行本《明史》传目的分合，很多地方都承袭其法。可见，王鸿绪并没有窜乱万斯同的义例，相反，正是在万斯同编次基础上，使传目的分合更为完善合理了。”

原来是老年活动室

陶澍指责王鸿绪的《明史稿》在撰写列传时有偏袒吴人之嫌，而尤其对家乡人特有褒奖之语。其言外之意，王鸿绪撰写《明史列传》时不具有公正之心。但这件事事出有因，因为万斯同在撰写《明史稿》时就已经点出了这个问题：“吴会之人，尚文藻，重声气，士大夫之终，鲜不具状志家传，自开史馆，牵引传致，旬月无虚，重人多为之言。他省远方，百不一二致，唯见列朝实录，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郡州县志皆略举大凡，首尾不具，无知其名，其行谊事迹，不可凿空而构，欲特立一传，无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连相类者，以附诸大传之后；无可附则唯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方苞《望溪文集》卷十八《明史无任邱李少师传》）

万斯同称江南地区文风很盛，凡是有一定功名者都会有佳传传世，但其他省份却很少有佳传，所以对北方人的资料记载仅能凭《明实录》，然而《明实录》上所载十分简略，只是大概地记载几句话，故很难写成一篇充实的《列传》。而李塨在《书明刘户郎墓志表后》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万季野修《明史》，邀予阅，明南北混一，乃史载北人亦少，季野颇叹息焉。”

北方人不喜欢写传记，致使编纂《明史》时很少有参考资料，这令万斯同也很叹息。这件事可由康熙十八年担任纂修的“五十鸿博”的祖籍即可说明：“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顺天直隶六人，江西二人，山东、河南、陕西各一人。”

上面没有提到王鸿绪

因此说，陶澍指责王鸿绪偏袒江南人显然是不顾实况，万斯同纂修时是这种状况，而到了王鸿绪补撰时他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对于陶澍指责王鸿绪没有公正地夸赞张居正的历史功绩一事，黄爱平认为：“再如对张居正其人其事，历来褒贬不同。万斯同即多贬斥，在他所著《群书疑辨》一书中，指斥张居正有二十四大罪状，王鸿绪也只是沿袭其说，在这些问题上并无自己的独特创造。凡此都指为王鸿绪一人之过，实有欠公允。”

关于指责王鸿绪攘窃的问题，黄爱平在文中总结出如下四点：“'攘窃’对于文人说来，是最严重的指责，也是后人提到王鸿绪便不屑一顾的最主要原因。究其实，论者在这方面的指责，大多根据：一、王鸿绪两次进呈史稿，都只以自己的名义上疏，而未提及万斯同；二、乾隆四年张廷玉所上《进明史表》有'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一语，其中'名人’乃指万斯同；三、王鸿绪在进呈奏疏中，只强调本人的努力，而抹煞集体修书的成绩；四、王氏敬慎堂以'横云山人’名义刊刻史稿。”而后黄爱平在文中一一予以了回应，其总结称：“王鸿绪身为朝廷大臣，又任《明史》总裁，其以'原任经筵讲官户部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和'省方盛典总裁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的名义上疏皇帝，以'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明史总裁户部尚书加七级臣王鸿绪奉敕编撰’的名义进呈史稿，也不过是循例之举。何况王鸿绪修改史稿出力远比熊赐履为多，且进呈史稿时其他总裁官皆已亡故，他以上述名义上疏进稿，原是无可非议的。再者，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史事，始终未食清廷俸禄，未受清廷官职，王鸿绪在上疏中自然不能提他名字。此中曲折，清代已有不少人知悉。”

雨中的球场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本自张廷玉《进呈明史表》中的一句话：“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关于名人是谁，后世大多将其解读为暗指万斯同，而黄爱平也在文中举出了很多的实例，以此说明“名人”二字是古人常用之词，而具体到张廷玉所说的名人，黄爱平认为：“可见，'名人’实泛指当时参加《明史》纂修的诸学者，而并非指万斯同一人。况且，张廷玉说'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而万斯同从康熙十九年（1680）入馆，至四十一年（1702）去世，前后共二十四年，与张廷玉所说时间亦不尽相符。因此说，把张廷玉《进明史表》中的'名人’看成仅指万斯同，进而据此指责王鸿绪攘窃，也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王鸿绪抄袭万斯同草稿的问题，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王鸿绪任列传，至康熙五十三年传稿成，表上之，雍正元年又表上本纪、志、表稿，时万氏虽前卒（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而世人咸谓王氏稿，泰半出万氏手，后乃汇刊为《明史稿》五百卷。”

金毓黻的词语应当是本自钱大昕，而金毓也同样认为“名人指的就是万斯同”：“是则廷玉等进呈之《明史》，多本于鸿绪之史稿，而鸿绪之史稿，又多出自斯同之手笔，所谓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非谓鸿绪，实暗指斯同，”而李晋华在《<明史>纂修考》中也是认定王鸿绪抄袭了万斯同手稿：“《明史稿》之成，乃康熙十八年以来，诸纂修官之惨淡经营，乃万季野辛勤考覈，总成之结晶品，前已述之详矣。第各纂修官学力有短长，任职有久暂，故分撰之稿亦不无优劣之分。现欲估定其价值，则其优劣自应还其本身，断不能归于王鸿绪；盖王氏为窃人稿者，于原稿之撰述非其分内事也。明乎此，然后加以评论，斯有平允之论。”黄云眉在《明史编纂考略》更为直接地指斥：“王鸿绪目睹同馆凋谢，史事阑珊，遂生攘窃他人成稿之奸心。”

球场的正式名称

王鸿绪为编纂《明史》付出了大半生的辛劳，他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斥责呢？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中道出了缘由：“鸿绪于徐乾学为门生，于高士奇为姻戚，三人奉密谕以逐余国柱、明珠，复自立党相角，遂至俱败，后俱再起。徐已先没，高亦不寿，唯鸿绪兄弟保持富贵。终康熙之世，世或以其专任史局著《明史稿》之故，而不知实充耳目侦伺之役，今故宫尚存所缮密奏，故李光地《榕村语录续录》以奸猾钻刺目之，真小人之尤也。鸿绪与揆叙比而奉戴胤禩。幸雍正元年郎卒。否则诛矣。光地论诗。谓立斋、俨斋足比新城泽州。徐元文不必论。鸿绪安能比王、陈。光地此书。正以轻王、陈耳。”

邓之诚也说王鸿绪在朝中拉邦结派，后又被启用之事，邓认为王鸿绪并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修纂《明史稿》上，其实他是皇帝的探子，因为故宫存有他的密折。而李光地指责王鸿绪是奸猾小人，邓又提到当年王鸿绪和揆叙等人拥戴胤禩，幸亏他去世的早，否则为此事有可能就会被砍头。

邓之诚所言的密折确有其事，金性尧著《炉边话清史》中专有一节是“王鸿绪的密折”，该文中写道：“旧藏中适有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文献丛编》第二第三两辑，内有王鸿绪'密缮小折’一辑。据说明，小折有三十封，密谕三封，共储一小匣，匣有七小屉，旧藏故宫懋勤殿，年份由康熙四十四年至六十年五月。”

灯光球场名称的来由

而后，此文引用了王在第一折中的所言：

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思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逃邝，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

看来王鸿绪确实给皇帝多次上密折，但从引用的密折内容来看，他并未向皇帝申报哪些重要事件，比如他谈到了满州侍卫官员私挖人参等等，这件事可以作两种解读，一是王鸿绪确实没有了解到多少重要之事，二者也许他知道一些事情，故意避重就轻，并未向皇帝报告。更何况，当年给皇帝奏密折者并不是他一个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做这样的事，可见这种做法乃是皇帝了解实情的手段之一。但后人却并不考虑当时的情形，以此来认定王鸿绪人品有问题，而那时万斯同不接受朝廷的俸禄，以布衣身份编纂《明史》，其人品之高洁使得后人更加认为王鸿绪定然会做这种偷窃之事。

旁边的健身器材

从实况来看，王鸿绪对《明史》所作出的贡献不容抹杀。民国二十七年，侯仁之写了篇名为《王鸿绪<明史列传>列稿——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的长文，该文中谈及：“后之论者，或责鸿绪不应独擅其成，然自康熙十八年以来，五十年间，历任监修与总裁者，除王鸿绪一人外，其余十人，皆已谢世，即五十余纂修官中，亦仅存毛奇龄一人，且年已九十余矣。鸿绪以退休之臣，独任艰巨，史事赖以不坠，其功实伟。惟据史馆旧稿，泐为私编，是不无可议者耳。”

侯仁之在文中提到：“王鸿绪之《明史稿》，刻于《横云山人集》中，而史稿单行，故或简称曰《横云山人史稿》。又别有《横云山人集》者，则鸿绪之诗稿也。《横云山人史稿》实有两次刻本，其一刻于康熙，仅有列传，故又称《明史列传稿》；又一刻于雍正，则纪、志、表、传，俱备，是为全稿。降及今日，雍正本流传多而易得，康熙本流传少而难遘，故人多知有雍正本，而不知有康熙本。”而此文中又举出了魏源在《书明史稿二》中的所言：“鸿绪身后，其子孙镂版进呈，以版心雕《横云山人（集）史稿》，遂碍颁发。”而后，侯仁之反驳说：“不知鸿绪卒于雍正元年八月，其《横云山人史稿》之初刻，乃在康熙时，不得谓为'身后’，是魏氏之未见康熙本可知。且史稿进呈，原系写本，而非刻本，后乃自行镂版于敬慎堂，以广其流传也。”

地面铺装很用心

其实王鸿绪在进呈《明史列传》和《明臣全稿》的奏疏中都谈到“谨缮写列传全稿”“缮写多人”，可见无论《明史列传》还是《明史稿》都是写本而非刻本，而梁启超指斥王鸿绪所上《明史稿》版心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显然只是一种猜测，因为侯仁之见到的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中并没有在版心刻着堂号。所以黄爱平称：“后世之人，只见万氏之功，而不见万氏之稿，相反，不见王氏之功，却见王氏之稿，于是就怀疑以至指责王鸿绪攘窃万斯同之稿了。”

其实王鸿绪撰写此稿也并不是完全的唯唯诺诺，比如他在《列传》中增加了《宦官传》，并且他在文中指斥这些人：“此辈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为患益大。正统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刘瑾，天启之魏忠贤，小者毒痛缙绅，大者倾危宗社。”而对于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之事，他也敢于秉笔直书：“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落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侧边的长廊

清人打不过袁崇焕，于是用离间计将袁崇焕除掉，这种写法显示出清太宗皇太极做事的不光明。王鸿绪能如此直截了当地写出，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有如下夸赞：

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辨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侯仁之发现了王鸿绪的明史残稿，王鸿绪对本书所作出的贡献得以彰显，故黄彰分赴害《明外史考》中评价说：“修史，自不容易。尤其草创，较继述更难。万氏草创之功，固不可没。但由《明史列传残稿》看来，其遗留下的，却是那样繁冗待删，而且有些记载还需查其出处与考订其真伪，王氏之能编或一书，其功绩不在万氏之下。侯氏之替王氏洗刷，是不错的。”

到前方打问

2018年11月3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诗悦先生和刘晶晶老师带我在上海地区寻访，关于王鸿绪的遗迹，我在网上看到“梁老师的博客”中有《王鸿绪和赐金园》一文，此文刊发于2009年4月12日。该文中称：“后来王鸿绪又陆续上疏驻防和有关官吏考试量才使用等策，均能合康熙心意而采纳。康熙赐王鸿绪巨额金银，让其回家建住宅庭院。王鸿绪在家乡张堰建了赐金园，其规模是张堰当时最大最豪华。今天的张堰灯光球场周围方圆数百米均是其院落，至今灯光球场一带人们仍称之为柴仓角。”

秋景

看来，王鸿绪的故居已经没有了遗迹，但我还是想到这个遗址上看一看近况，于是我们开车来到了金山区张堰镇，一路打听灯光球场。而后在金张公路的一个交叉口上找到了灯光球场。球场的侧旁有一座两层楼的新建筑，走到门口看到门楣上写着“富民老年活动室”，然大门却上着锁。故只能在附近探看，而这座楼的侧旁确实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广场。

公厕也有门牌号 

都关了门

今天一直下着雨，故路上等人极少，于是围着球场的周围四处探看，希望能发现相应的说明牌。可惜兜了一大圈，始终未找到与王鸿绪有关的字样。走到旁边的社区中，在那一带遇到了两位老人，陈诗悦用当地话与他们交谈，对方还是说没有听说过王鸿绪这个人。转到街区的另一侧，在路角的公共厕所上看到了门牌号“东贤路1081号”。厕所有门牌号十分罕见，但从名称上听来，倒是颇具文气。继续向前走，这一带都是一些门面房，每一家都关着门，看来生意不好做。于此遇到两位年轻人，问他们王鸿绪之事，二人则笑称，这样的老事要去问老人。

就这块牌匾跟文化沾边

只有回望一眼

一路探访下来，始终未曾遇到听说过王鸿绪之人，看来今日运气不佳，但当年的金山王氏乃是当地望族，到如今不但找不到任何遗迹，甚至当地人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令我徒唤奈何。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