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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防与文化认同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前朝修史，虽然不止满清一族，但满清却是至少做足了兢兢于满汉一家的表面功夫，稳坐江山的时间是较长的。在表面功夫下，也确实诚心融入汉文化中，虚心向先进民族汉民族学习。而对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清统治者系前朝怀旧者于馆阁，赐以高爵厚禄，责以编书之任，耗以年月，困其心志，这种羁縻于字里行间的老英雄术，又是他们尤为深谙的。自入关，此策略更是被奉为圭臬。在此利器辅佐下，他们开馆修了《明史》等史书，化解夷夏之防，在建立起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获得了中华文化续命者的地位，修成正统。因此，典籍图谱对清政府的意义非同寻常。 “国可亡，史不可亡”，文化不灭，国等同再生。因《明史》之修，竟使夷夏之防甚坚、立誓终老遗民之位的顾炎武、黄宗羲也动了心。他们虽然没有亲自出山修史，但顾炎武曾就《明史》事与在明史馆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有过书信往来。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门生万斯同、万言入馆备顾问。而正因为黄宗羲的建议，不仅有徐光启主持编撰《崇祯历书》的成就，而且其余人等融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就也得以见诸《明史》。当然，这也累及到顾炎武、黄宗羲二人的遗民身份。 清政府因《明史》之修，却收获满满。那些怀念故国满脑子夷夏观念的明遗民，多私作有明代之史，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清政府种种不良行径的控诉。为此，还曾引发一场清初最大的文字狱，即康熙二年（1663年）因私自编修《明史》而罹难的庄廷鑨《明史》案。与其任这些文字泛滥，不利自己统治，不如自己站出来，以明政府合法继任者身份，肩负起修《明史》之任。既堵住了悠悠众口，又传承了文化，向天下宣示自己正统继任者地位，促成全民文化认同，从而走向政治认同。《明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修撰的。清政府因此成为最大赢家。 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博学鸿儒科笼络网罗天下士人不肯入彀者，纷纷因《明史》之修而出山。并且，清政府自己可以总控全局。故而，虽然有万斯同等主持修撰大局，力求实史，但体现的却是清政府的意志。借助《明史》之修，清政府给自己塑造了为明政府报仇雪恨、歼灭“流寇”的形象，并完成了自己“文期共喻，扫艰深鄙秽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诞奇邪之说……胜国君臣之灵爽，实式凭之；累朝兴替之事端，庶几备矣”的期许。 历四朝而成 不过，《明史》纂修多舛。顺治年间，国家初建，诸事繁杂，战乱频仍，无有全面撰修环境。康熙四年（1665年）虽得以重开，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修。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官军收复湖南、广西，平叛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三藩叛乱并未平定，京师等处又发生强烈地震。人心不稳，四海震动。康熙为此发布了罪己诏。这时，如重起《明史》之修，可起到稳定人心、安抚海内的功效，康熙于是下旨以徐元文为监修，重开明史馆。从此，《明史》纂修获得了正式的钦定身份，无旨纂修的局面结束了。 但康熙此后，还需要继续收拾三藩熄灭战火、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而硝烟过后，还有朋党之忧扰攘朝堂。故而，《明史》未能告结，但《明史》雏形却具备了。至于雍正，在位时间短，整饬朝纲几乎占据完他在位时间，《明史》自然也不可能在他手中问世，但为之所做修订工作为乾隆朝定稿奠定了基础。最后，国泰民安，人力物力财力大备的乾隆朝，完成了《明史》纂修大任。 当年，最后修成《明史》的乾隆朝明史馆臣为尽快保质保量结束持久战，献礼本朝，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康熙年间传下来的明史稿作者的归属权问题。作者是万斯同还是王鸿绪，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部“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的史稿，为他们撰修的凭借。在他们看来，有因袭之嫌的《汉书》《新唐书》在前，只要是非不谬，有利于修史大局，何惧因袭嫌疑。 至于如何书写明史，康熙、乾隆都曾下旨要求不必因顾忌当朝，贬斥之，一定要表彰忠义，“南明诸藩”更不得加以伪字。康熙希冀修成的《明史》是一部可以供天下人检验的良史，所以他要求告成后，与明时所修的实录等诸书一并颁发天下，任由天下后世公议。 不过，颇具传奇、曲折告成的《明史》，最初，清政府并未下明确修书的诏令。亦即，《明史》纂修，其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当初，清统治者忙于一统江山，虽然意识到修《明史》重要，口头有谕，但分身乏术，并且当时本不具备纂修的条件。然而，复杂纷乱的局势，需要一部前朝史来调解各种关系，因此各方力量对纂修《明史》或多或少有所期许，《明史》之修势在必行。于是顺治二年（1645年）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范文程、刚林等上奏“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由他们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等名单，并设收掌官、满字誊录、汉字誊录。在此情况下，清政府要做的就是顺应要求，欣然接受，开馆修《明史》，终成依本纪、志、列传、表，叙述自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 功过是非 《明史》之修前后共历顺康雍乾四朝。聚于其中者都是大儒名家，蓄几十年功力而发，加以清政府的重视，使之编纂得法，体例妥帖，材料翔实，行文简洁，在诸史中记叙最为完善。而它表彰忠义，歌颂明人成就与贡献，揭露明朝利弊，讲明兴替缘由，确足备千秋法戒。 它追溯明室之亡起于天启，指出明创业守成卓然有可观之处，灿然大备典章文物之规，但后继者不尊法。到末流，则权或移于阉寺，无治人以行治法，外忧内患，因灾氛以启寇氛，文衰武弊，朝纲不振。而士大夫，自明神宗之后，衷于门户，流于清议，争一时是非，不顾大局。 此外，它尊重史实，纠明代官定史论之偏。如对建文帝、懿文太子、景泰帝、兴献王都做出了以史实为据的恰当处理。在类目上，艺文志只著录有明一代典册，开断代艺文志先河。《历志》增图，提升了历法的可识度。于表所创设的《七卿表》与同是创设的阉党、土司、流贼三传，都是当时国情的实录。当然，污蔑农民起义为“流贼”，并告诫天下“剿抚之失，足为炯鉴”，实为败笔。而外国一传，虽为成例，但意识到中西之间交往从此开启新篇章，尤为有识。不过，把称为鞑靼的蒙古视为外国，却不当。然而，遗憾的是，系于清政府主持修撰，留下不少为清政府避讳之笔。如建州时期的历史、南明史事、对明人的屠戮抢掠等。 历史倏忽，光怪陆离比比皆在。中国士人都热望能主修一部史书，青史留名。因为《明史》的纂修，中国历史多了一段王鸿绪掠夺万斯同成果的公案。为故国续脉，遵师命与修《明史》的万斯同以平民身份襄助。康熙三十年（1691年）所完成的416卷初稿，大部分出于他的手，但后来刊印面世的明史稿却只有王鸿绪之名。当然，万斯同草创之功巨大，王鸿绪也有修订之劳。乾隆君臣对这起公案采取的态度是只管成果，其余缄口不言。而倡议并主修《明史》的冯铨、洪承畴、范文程等，中间为《明史》大费心力的徐元文、张玉书、王鸿绪诸人，都未得题名。并且，更出乎意料的是，倡议且兼首任总裁的冯铨、洪承畴竟被乾隆点名列入《钦定国史贰臣表传》。最后，站在他们肩膀上的张廷玉得以题名其上，几等于坐享其成，轻松摘冠，千古留名，人生赢家。不可不谓造化弄人。 （2019-10-14 来源：环球视野-学习时报 作者：陈晓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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