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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文学是人类活动的“同卵双生子”，正如波斯纳指出的那样，法律起源于复仇，复仇也正是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且，法律与文学在其变迁的生活史中也总是纠缠在一起：或互惠共生或竞争互抗。西方希腊神话中的神人之间的惩罚往往播下法律与文学纠结的种子。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法律与文学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进一步了解法律与文学，作者采访了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岚教授。 感谢作者授权“雅理读书”首发本文，若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欢迎关注并分享“雅理读书”（公众号：yalipub)。  柯岚，湖北孝感人，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文化、比较法、法律与文学。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文学研究方面，曾发表论文《三教联手的葫芦奇冤——读<红楼梦>札记》，《下凡的〈红楼梦〉与不下凡的启蒙——晚近中国政法转型之际〈红楼梦〉的启蒙式解读》，《“法律与文学”中的“局外人”》、《替死传奇、宗法秩序与普世伦理》、《臆说红楼》等主要论文及报纸文章，专著《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2017年即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在文学与法律之间穿行的人 对话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岚教授 “我就是个文青” 在我高考的的时候就是想学习文史的，但是当时家里人建议学一个实用的学科，就学了法学，现在没有体制上的压力了，就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从文学领域去开放法律视角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比较受欢迎的老师，他在讲合同的时候就会就会给我们讲金庸的小说，因为金庸的小说当中就有很多合同，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深厚的教学手段。现在作为一种研究成为了一种流派，但严格来说，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到这个流派当中去，那会给自己设定很多界限，我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不要上来就给自己设定一些学术体制内的界限。
“正义是文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文学和法律有很多交叉的地带，比如文学作品的知识产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交叉领域，包括现在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在《北大法律评论》发过一篇论文：《“法律与文学”中的“局外人”》，探讨了法国作家加缪的著名作品《局外人》，也反思了“法律与文学”这个流派方法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文学和法律，实际上都是寻求正义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大文豪都是弃法从文的，比如说歌德、海涅、卡夫卡、托尔斯泰、普鲁斯特、马尔克斯……我思考过这个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法律思想束缚人的想象力，一个喜爱文学的人进入法学院会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受到了压抑，就此产生了一个反向的作用，让他转向自己本来喜欢的文学，而且这种压抑会激发出他本来具有的文学潜能，如果不受这样的压抑，可能这些潜能还激发不出来。深层次来讲，法律所寻求的正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恰恰相反，正义和善，都是很脆弱的，有一本书叫《善的脆弱性》，其实正义也具有脆弱性。有很多事情法律都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法律只解决现世的问题。从最本原的意义来说，正义就是要“给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人会横死、突然失去亲人、残疾或遭遇其它厄运，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相信这是他（她）应得的，所以正义只有在超越此世的维度中才可能最终实现，而这也就是文学应该思考的。正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表达的，在现实中无法追求的正义可以在文学中寻求。   《善的脆弱性》，作者：努斯鲍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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