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教女，“冷面父爱”成就奥斯卡导演

2016年11月11日，改编自刘震云茅盾文学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另一部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由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也将随后公映，媒体称2016年为“刘震云年”。音乐人高晓松看过《一句顶一万句》样片后感动落泪，惊诧于一个年轻漂亮的85后海归小姑娘，也没吃过什么苦，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而鲜为人知的是，执导该片的正是刘震云之女刘雨霖。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叙事片奖的中国本土导演，她的成就，刘雨霖归功于父亲的“冷面热心”。

陪爸爸“泡”鞋摊儿，

跟妈妈去维权

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北大同学，又是河南老乡，结婚以来感情深笃。1987年，刘震云做了父亲，难忘童年时家乡因干旱而闹饥荒的他，给女儿取名“雨霖”。

16岁以前，刘雨霖是在《农民日报》家属院里度过的。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陆续续喊回家吃饭或写作业，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因为作业已早早完成，肚子饿了她自然会跑回家。刘震云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喜欢干的事情！

眼看小雨霖到了上学的年纪，别的家长都绞尽脑汁把孩子送往条件优越的学校，刘震云却把女儿送到普通小学。他不太看重女儿的成绩，只是培养她对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比如父女俩手拉手上街散步时，他会时不时给她出道数学题，问她几句古诗，或交流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他对女儿的要求并不高：善良，有修养，会思考就行。

刘雨霖从小就愿意跟父亲一起，一人啃根冰棍儿，傍晚了随便街边一坐，开始观察街头众生的生活。父女俩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2块钱，这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能撑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后来，刘雨霖将这个印象，用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在农村长大的郭建梅热心公益。女儿9岁那年，她辞去公职，组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

每到节假日，刘震云和郭建梅就会动员女儿，去法律研究中心做志愿者，他们希望女儿能通过这个窗口认识社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在刘雨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能随父亲去冯小刚、陈道明等大腕家串门外，并没有名二代的优越感，“小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肯德基，我就觉得生活特幸福了。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

刘震云时常告诉女儿，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真理就藏在生活实践中。于是，她每年，都会与父亲回河南老家住一住，或跟着母亲办案子跑“老少边穷”地区。在那些地方，为每天两毛油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还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因不能生男孩而承受家暴的产妇……刘雨霖都见到过。她看到那些人会掉泪，会难过。

在陪母亲出差办案的过程中，母女俩经历了很多。一次在西北小城，郭建梅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了手铐。还有一次在南方，因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母女俩竟遭到几十个手执棍棒的人围堵……直到警察赶到才被解救。

高中毕业时，刘雨霖梦想当一名主持人，于是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象牙塔时光，喜欢电影的她经常拿个DV拍录生活万象。

女儿崩溃边缘，

却遭父亲“棒喝”

大三暑假，刘雨霖随母亲来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见到了母亲所代理案子的当事人——23岁的农家女红玉。她结婚后常遭家暴，怀孕时因拒绝过夫妻生活，而被老公打瞎了只眼睛！这故事残忍血腥。刘雨霖则用镜头捕捉到了之外的一丝暖，在红玉向郭建梅母女含泪诉说时，她不满2岁的儿子乐乐，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擦眼泪……刘雨霖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

刘震云和郭建梅看了微电影《眼睛》后，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你怀着善良和悲悯之心，才得以完成这部高质量的作品。《眼睛》里，倾注了你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有一股冲击心灵的力量。”

夫妻俩都没想到，刘雨霖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会因这部《眼睛》而改变。读大四时，她突然想出国学电影。形象口才出众的刘雨霖，本是个做主持人的好料子，很多人对她的选择很不理解。

母亲虽然默许了她的选择，却担心女儿“朝秦暮楚”，会触到丈夫的逆鳞。别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震云机智幽默、随和模样，但生活中的他极其寡言，做人做事认真固执、讲原则。雨霖读高一时，曾因在女同学家玩到了深夜，回家就挨了父亲一巴掌。

当天，刘震云听了妻子的转述，却并没发怒。“我对女儿的人生规划不干涉，她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也不错；她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忠于自己的选择，心别太活就好。”父母对自己的宽容和尊重，让刘雨霖很感动。

随后，刘雨霖就进入了“魔怔”般托福备考状态。她关了手机，宅进房间，每天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她的定力，以及执着劲儿特别像她爸。”郭建梅说，父女俩都是“不把活干到最漂亮不愿吃饭的主儿”。最终，刘雨霖如愿考上了纽约大学导演系的研究生。

接到纽约大学的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刘震云听后却说：“哦，我这正忙呢，回家再说吧。”

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同样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到强烈文化冲击，同辈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纷至沓来，几乎让首次出国生活的刘雨霖崩溃。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女儿的纽约来电，一听刘雨霖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无奈之下，她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

三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刘雨霖说自己状态特别不好。刘震云劈头盖脸骂起来：“当时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哭鼻子，那你一事无成。”末了，刘震云又说：“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挂了电话。

这顿当头棒喝很奏效，竟将刘雨霖“从那个抑郁倾向的状态里一下解救了”。此后，她不仅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还在租住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组装家具，洗衣做饭，甚至还接翻译之类的零活儿赚钱。

2013年，得知冯小刚要拍父亲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场记，就是每天守在导演和演员身边，捧着剧本读。

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她发现以前的课程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长的她自信了很多。

夺得奥斯卡奖，

执导《一句顶一万句》

2013年春节陪父母回河南老家过年时，刘雨霖从乡亲们贴门神的习俗上受到启发，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随后，她写出一万多字的《门神》剧本。

《门神》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因受不了贫穷离家外出打工，却一去不返。女孩日夜盼望妈妈归来，奶奶骗她说，贴门神的时候春节就要到了，那时妈妈就回来了。她苦盼到贴门神这一天，看到的却是几年未见面的小姨，为了安慰她而冒充妈妈回家。女孩发现真相后，为了不伤家人的心，装作很快乐的样子……

看了女儿的电影剧本，刘震云称赞故事谎言背后有大爱。有了父亲的赞许，刘雨霖信心更足了。

很快，由刘雨霖编剧并执导的《门神》，在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开拍了。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烤火，就搡着丈夫说，你怎么不去帮帮妞妞，她没经验，一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回：“成功失败都是她的。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2014年，刘雨霖凭借首部微电影《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夺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2015年初，从纽约毕业回国的刘雨霖对父亲说：“我想拍您的《一句顶一万句》，行吗？”刘震云黑着脸问：“凭什么？”刘雨霖早有准备，说出了她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以及改编思路，这一讲，就是半小时。

最后，女儿凭两点打动了刘震云：一是，她说想做的每一个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二是原著里的100多个人物，令她和别的导演一样头疼，但她想到了只拍小说下部《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故事。刘雨霖选择的角度是“中国式结婚和离婚”，一边是牛爱国和妻子因“说不上一句话”而产生的婚姻危机，一边是牛爱香和厨子宋解放因为“有话说”而最终喜结连理。

刘震云觉得，“刘导选择的这个结构很巧妙”。于是，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给了女儿，“敢砸老子的招牌，以后杜绝与你合作！”

虎父无犬女，刘雨霖同样有固执和讲原则的一面。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俩经常在屋里关着门咕咕唧唧。郭建梅屡次听到两人大声争吵，幸好，吵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人总能用道理说服对方，最后父女俩又像没事儿人一样，面带笑容回到餐桌上。

刘雨霖的紧张感一直贯穿到开机前。这是她第一次执导长电影，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工作人员的年龄都长于她。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

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这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也是刘震云出门必带的东西。

和《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近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一句顶一万句》，同样取景于河南老家，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但这部电影更丰富，也更有力度。

2016年9月，受邀为这部电影作曲的高晓松看过样片后，感动得泪眼朦胧，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还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

对此，刘雨霖坦陈，她从未把自己当成名二代，而是“农二代”。和父母看到农民工就当兄弟一样，根在河南延津的她，也想为农民思考，为弱者代言，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2016年10月，在《一句顶一万句》影片发布会上，刘雨霖动情地说，父亲对她的所有“冷漠”，其实都是一种父爱无言的激励和鞭策。是啊，如果没有家庭这座伟大的学校，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一位将令全球瞩目的新锐女导演！

编辑/杨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