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鸩止渴的财政举措

自此纸币出现以后，纸币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自然为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任何政府都会面临着印钞的冲动，然而这是一剂毒药，必须慎而又慎，政府必须克制印钞的冲动，否则只会自食其果。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发行太明通行宝钞，朱元璋声称，发行大明宝钞目的在于“便民”。但史实证明，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财政需要。

宝钞发行之初，明朝就规定，百姓可用金、银兑换宝钞，金1两兑钞4贯，银1两兑钞1贯，但宝钞不许兑换金、银。这种单向兑换，使宝钞实际上成为不兑换纸币。明王朝依仗国家权力发行这种不兑换纸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对洪武时宝钞的年印制量，《大诰续诰·钞库作弊第三十二》透露说：“……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钞起，至十二月天寒止，尽力所造钞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临奏钞数，已（被宝钞提举司和户部）匿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据此，洪武时年造钞是694.6599万锭。宝钞印制量当然不等於它的发行量。宝钞依仗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支出单一渠道，被强制地投放于市场。

货币发行量超过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明初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多少？大明宝钞年流通周转次数又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明宝钞的迅速贬值，从反面证实了它的发行量过多。这也是洪武后期以来许多朝野人士大声疾呼的不争事实。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尚书赵勉报告：“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宝钞已贬值75%，但朱元璋仍坚持宝钞初发行时原定官价：“凡钞一贯准钱一千”。（注：《洪武实录》卷二○五。）二十七年，“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注：《洪武实录》卷二三四。）

朱元璋滥发宝钞，是凭藉手中权力与客观经济规律相抗衡。而宝钞的大幅贬值，是对无视或者说是不懂得经济规律的当权者的惩罚。应该说，受到惩罚的朱元璋是有所收敛的。他听到宝钞大幅贬值的消息，虽然口中斥责“民心刁诈”，但从二十七年开始临时性财政开支的宝钞数额急剧减少。从《洪武实录》统计可知，二十七年至三十年的4年间，临时性支费的宝钞总额不足65万锭。但是，永乐年间，朱棣滥发宝钞不逊於朱元璋。他不仅同样以宝钞大量赏赐功臣和士兵，而且将洪武后期京官领取全数俸米的制度，改为米钞兼支。这在前面已叙及。永乐七年六月，又增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等制钞机构，规制如南京，从而使宝钞印制量成倍增加，以满足朱棣财政支出的需要。当然，这只能引起宝钞更大幅度的贬值。

为遏制宝钞的贬值，从洪熙以后，明朝大力执行宝钞回笼政策。永乐后期市场已拒绝使用宝钞。明朝又屡禁以金、银、铜钱作交易手段，造成民间日常买卖惟用布帛米麦，相当发展的商品市场竟然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通过回笼以提高宝钞币值的建议被提出来了。洪熙元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宝钞应“为法敛之”，仁宗同意，而后宣宗、英宗在宣德、正统年间大力执行。通过货币回笼阻止币值下贬，这本是金融货币调控的正常措施，办法有二。一是增加商品投放量，但明王朝手中没有足够商品可供实施。二是以贵金属金、银回购宝钞，明朝也有人提此建议，如正统时少保黄福主张“宜量出官银”倒换旧钞，但被户部拒绝（注：《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卷八“征榷考”，卷十“钱币考”。）。明朝回笼宝钞的办法是，国家既不花钱又可以达到回笼目的，那就是增加税种、税额和各式各样的罚款名目。

明代商品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度，需要足够的货币量作交换手段。但货币流通有其自身规律，违背它，只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明朝当权者对货币流通规律一无所知，对大明宝钞采取的政策，完全是主观、盲目的。它从财政支出需要角度，滥发宝钞，而且所发宝钞除了部分用于盐户工本这一生产性支出外，大部分是消费性发放。这种发放不可能促进生产发展，只能引起通货膨胀。当宝钞大幅度贬值时，又采取掠夺性的增税回笼政策，对百姓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当宝钞被市场摈弃之后，当权者还强行发放宝钞，促使宝钞倒卖行为的产生，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可以说，发行大明宝钞，是朱元璋治国的第一败政，影响所及，约二百余年。